泰西地区的干部称老专员张耀南为“老佛爷”，这绝对不是对耀南同志的嬉称，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他敬重和亲近之情的自然流露。耀南同志一贯对人关心、热心、耐心。不管是谁，遇到挫折和困难时，都能够得到他的关心而受到鼓舞；遇到不顺心的事，心情不好时，见到他便使你心平气和。同志们认为张耀南同志有宰相肚量，菩萨心肠。“老佛爷”的称呼，便成了耀南同志的代名，在同志们中间流传开了。这是同志们之间的说法，从未听见有人当面这么称呼的。就我个人来说，“老佛爷”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几十年来，耀南同志慈善可亲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是参加徂徕山起义后，1938年初到泰西的。那时只是知道耀南同志，接触不多。1939年末，耀南同志为《泰西时报》撰写过一篇社论，批驳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污蔑。文章写得很精譬，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战，制造磨擦的嘴脸，大长抗日军民的志气。社论在部队中被组织学习过。1939年，武中奇同志在济南掩护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的秘密联络站被日军发现了。全家老幼九口人逃到长清县，生活无着。魏金三同志写了张便条，让我去找耀南同志帮助解决武老太爷一家人的生活问题。我见了耀南同志说明武家的困难情况后，他当即批准，对武家老幼均按部队供给标准（每天五分钱菜金）供养起来，并责成县府秘书农康同志具体落实。可是要知道耀南同志自己的家属王芳同志却带着年幼的子女在黄河边东藏西躲，到处流浪，并没任何供给，全靠王芳同志劳动和亲友接济度日。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件事。王芳同志在整个战争时期，做了很多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大家公认她是很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妇女干部。解放初期，按规定王芳同志应该列入编制，享受国家工作人员的待遇。在建国之初，泰西专署秘书主任刘鲁夫同志在机关党委会上同大家一致商定，应该给王芳同志列编、定级。当刘鲁夫同志向耀南同志提出此事时，耀南同志坚决不同意。刘鲁夫同志又找我去给耀南同志说。耀南同志对我说：“王芳确实做了不少工作，现在提出列编就不行。坏事没人比，好事有人攀。我们处理这类问题时就不好说服别人。国家还很困难，决不能人人都争待遇。你告诉刘鲁夫同志别再提给王芳定编的事了。”耀南同志只有公没有私，只有别人，没有自己。耀南同志处理问题能不让人佩服吗？谁好意思向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
1946年10月，我从部队调回地方，在区党委等待分配工作。正巧，耀南同志奉命回泰西工作。耀南同志向区党委提出要我随他一同回泰西，我被分配到平阴县任县委书记。从此，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密切了。我原来叫李大同的名字已改为左宏齐了，可他一直亲切地叫我大同。这几年中，一方面是紧张激烈的爱国自卫战争，一方面要搞土改。口号是一手拿枪，一手分田，还开展了“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党运动。环境复杂，斗争残酷，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一切斗争的重要一环。当时有人指责耀南同志是“协和主义”。广大干部和群众，则另有看法。认为他掌握政策很稳重，抵制了一些过“左”的做法，避免了不少不应有的损失。比如土改高潮时，和我们平阴县隔河相望的邻区斗争地主富农时，搞“拉望蒋杆'，。我就问耀南同志：“‘拉望蒋杆’这办法行不行？”他问我：“你看行不行？”我和他说话从来没有顾虑，直截了当地说： “我看不行。”耀南同志说：“这是过‘左，的做法。党的政策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地主阶级，不是要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经过斗争没收地主土地，还要给他们生活出路。现在国民党军队猖狂向我们进攻，过‘左，的做法只能有利于敌人，不会有利于我们，群众也得不到实际好处。”我以为耀南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乱打一气，势必乱了自己。我们就没搞“拉望蒋杆”那一套。不久，中央下达指示，要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解放区，进行爱国自卫战争。对地主富农也要采取缓和政策。又如泰西的邻区，土改中还发生过“交权”活动。在一切权利归贫下中农口号下，有的县委书记哭着跪在地上向贫下中农“交权”。我对这种做法十分怀疑，便找耀南同志交谈。耀南同志说：“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农民运动不可能取得成功。所谓成功，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改朝换代的工具。不管是李自成、洪秀全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假若共产党交权，交给谁？共产党交了权，失去了领导还能有真正的农民运动吗？农民的根本利益也就失去了保障。”受耀南同志的启发，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我们没搞“交权”那一套。避免了对群众和干部的伤害。上级发现后，制止了这种错误，“交权”的还得纠正过来。耀南同志的看法，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
1948年春，我参加了第一批整党“三查”。我被开除了党籍，撤了县委书记职务，分配到武装部当科长，心情极坏。耀南同志带上我到泰西县农村搞调查研究，同时也是为对我做工作，叫我散散心。十几天中，我们同吃同住，朝夕相处。那时我精神上极端苦闷，耀南同志对我说：“大同啊，要想开一些。什么事都不会顺顺当当的，干革命就更不会顺顺当当。我们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惜牺牲生命，死都不怕，还怕处分吗？死了就没法改变了，处分是可以改变的。要革命就需要干部，斗争越残酷党就更需要大批坚定的有经验的干部。你要经得住考验。你受了委屈，经得住考验不就证明你是个好党员、好干部吗？”在他反复的开导教育下，我感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我特别注意他讲的一句话：“死了没法改变，处分是能够改变的。”耀南同志对人的观察十分细致，对人的心理变化了解深刻，掌握准确，他总能把话说到你心里去。他觉察到我有了信心，却产生了等待上级复议纠正的心理，又对我说：“要经得住考验，不仅是能受得住委屈，而且在受到委屈时，还能振作起来，干好当前的工作。当县委书记是党的工作，当科长也是党的工作。你会打仗，搞民兵工作有经验，不要等上级复议．而是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干出个样子，使人们更加了解你是怎样的一位同志。”果然不出耀南同志所料，朱总司令在濮阳讲话中批评了整党中打击面过大，处分过重，指示要爱护干部。在朱总司令指示下，经过逐级复议，撤消了对我的处分，让我去当县长。当了县长，在耀南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遇到什么事，心里有什么话都找耀南同志去说。我常有些牢骚话向耀南同志讲。每次他都耐心听我讲完，讲了出格的话也不立即批评，等我讲完了，气也完了。他和善地说：“你的牢骚话对我讲了可以，不能到处去讲。你李大同要改一改这种脾气，不然会吃亏的。”他对谁都一样耐心。在工作中有极好的民主作风，召集会议，听取汇报，研究问题．他总是耐心地听取每个人的意见，不插别人的话。等大家讲完了，他便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几个问题，问大家是不是这么几个问题？如果有人提出补充修正，他同样尊重并采纳，直到大家一致肯定后，他逐个问题加以分析，提出解决的方法。还要说明他的意见不一定对，有意见还可以提，还可以讨论。跟这样的领导工作，使你可以放开手脚大胆干，没有丝毫顾虑。有了错他肯承担责任，耐心批评规劝，使你心服口服。耀南同志不但在和大家意见一致时表现得那么民主，在意见不一致，甚至为一点小事向他发火时，他一样宽容大度，从不计较别人的言辞态度。1948年底，选派干部随军南下，最初的名单中有我，确定我到新区专区任公安处长。大概地委讨论时，有了改变。耀南同志在电话上对我说：“考虑到你有严重的胃病，身体瘦弱，到新区去不能适应，还是留下好。”我一听，火了，顾不得同志间、上下级之间应有的礼貌，说：“你别管，我就是死了，你也别管。我就是不在你们这个地委下边干了。”耀南同志耐心地说：“你不要发火，到南方新区；当公安处长要带兵剿匪，很艰苦，你的身体不行。有什么问题慢慢说，冷静地想一想，究竟是什么问题，有理何必发火呢？把问题想好，可以找秦和珍同志谈谈，不管有什么问题总能解决。”我最后留下来到地区合作促进社当了社长。
合作促进社即后来的供销总社，受地委专署领导。1949年拨给我一亿元（旧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一切经营活动，服务于中心工作。干了不到一年挣回来一个亿（旧币），做了三套双人辘辘，供给农村打井抗旱。地委专署领导都很满意。秦和珍书记向区党委汇报时说：“我们是选了一个县委书记干合作促进社长的。”耀南同志表扬我们说：“你们成绩很大，帮助全地区打开了抗旱救灾的局面。”
和耀南同志相处多年，使我深切地感受到他的长者风度，教师风范。他具有很高的领导艺术和良好的民主作风。在我受到挫折、遇到困难时，有人是侧目相看，冷眼相观。耀南同志给予的却是关心鼓励。他老人家去世21周年了，我深切地怀念这位可敬的领导、可亲的师长。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他对我的忠告：“要改一改你的脾气，不然会吃亏的。”我要学习他平和、宽厚、热诚、坦荡。在他一生中只有别人对不住他的地方，他没做过一件对不住人的事。我希望所有的老战友们和他众多的学生、下级都能像耀南同志那样处世为人，对待事业，对待人生，使晚年生活过得充实愉快，朝气向上而又心地平静，我以为这才是怀念耀南同志的最好办法。
我们永远怀念可敬的长者，我心中的“老佛爷”张耀南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