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专员千百梦，光明磊落照汗青；
功德高洁天地鉴，浩气清风万代荣。
我认识耀南同志，是1939年11月25日，这一天是王瓜店大集。刘子重、林亭同志约我去参加选举专员的大会。大会由邹鲁风主任主持。选举结果张耀南同志当选。耀南同志致词，他用纯朴的语言，讲述了抗战必胜、日军必败的道理，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散会时，他在门口和同志们握手，当与我握手时，突然问到我的年龄，我说十八岁，专员微笑着说：“你是今天选举大会中最年轻的小同志，谢谢你！”
第二次见面是1940年12月，张专员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路经肥城虎门。晚饭后县委书记吴克让同志叫我带锄奸队十几个同志，护送张专员闯过安临站据点。那时，我是锄奸队指导员。顺利通过据点后，在马山东张专员和我们握手告别，鼓励我们听党的话，好好工作、学习，并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此后每逢专署住到泰肥山区，张专员都派人找我去谈一阵子，询问些真实情况。记得有一次张专员问我对红五月“拔烟苗、砸烟袋”的看法，我说拔烟苗不对，折烟袋可以时，专员笑着说：“折烟袋也不对，如果你正用着心爱的烟袋，突然被儿童团的小孩抓住折断，你能高兴吗？”我说：“当然不高兴。”专员说：“你押着董玉生大绅士游街、王司连的大闺女游街都是错误的过火行为，如不马上改正，就会引起群众的反对。乱杀乱斗破坏了统一战线，脱离了群众，会给敌人可乘之机。”不久，徐向前元帅路过泰西纠正了红五月的错误，撤销了陈明县委书记的职务。此事的处理，证明张专员的意见是对的。从此以后，大家都赞扬张专员的远见卓识，不少老同志以后有这样的结论：如都象张耀南同志这样看问题、这样处人处事，就走不了歪路，不会犯过左过右的错误。
1942年，我在范县二、三区当区委书记时，张专员借去行署开会之机，还专门去看望我和李一民同志，见面时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张专员说，问到万里同志才知道你在吕集油房工作。长谈中，专员说泰肥根据地处境艰难，日伪据点林立，我们无立足之地。你们撤出泰肥山区，要好好工作，学好本领；泰肥山区解放以后，我派人接你们回去，重建家园。我和林亭、徐洪、张承玉等同志都深受感动，一致认为张专员平易近人，开会这么忙，还来看望我们这些流亡出来的小干部，形势好转后还要接我们回去工作，这一安慰真宝贵呀。
1949年春天，张专员叫林场送来100多棵桃苗，叫通信员牵来两匹马。我刚进门，专员叫住我说是出发，我问去哪里？他说去你家栽桃树，我很愕然。专员笑着说：“你怕什么，这些桃树栽到你家西三亩地里，三年就能成林结果，准发财。”我说：“我父亲不懂技术，不会管理。”专员说：“你那块地我都步量好了，也给你父亲商量好了，他管栽，我负责技术指导，今天我和你一块去栽。”我和通信员王兆琪都说：“您这么忙，既然您和我父亲商议好了，我和我三弟回家去栽就行。”我骑马送树回去，我父亲笑着说：“张专员真是忠厚老实人，去年说了，我以为是玩笑话，没当回事，现在专员给了树苗，咱可得管好，结了桃，先送给张专员。”以后专员见到我说：“你不该送这么多桃来。”我说：“您给了桃树，您不先尝，谁先尝？”
1953年，张专员当省卫生厅长，我在省府办公厅工作。5月份济南发生流行性大脑炎，死亡人数不少，闹的人心惶惶。晁哲甫、王卓如两位副省长派我找张耀南厅长召集中西医专家研究治疗大脑炎的验方。见面后我说了两位省长的意见，耀南同志说：“我正为此事着急发愁。昨天我召集了几个大医院的西医专家，也没有研究出有效验方。现在看只有找中医想办法了。找谁呢？”我说：“先找吴少怀、刘惠民、魏继贤，然后荐叫他们各约几位知己，组成三个组，各拿一个验方，病人试服后就知谁的方有效了。”张厅长说。“还有李太民、朱乐山，咱分头去找，叫他们上午研究出方子，午饭后拿着验方到卫生厅开会。”下午1点钟，五位老中医都到了，还各带几位中医，都呈上药方。张厅长主持会，叫我讲话，我说：“您是卫生厅长，应该您讲。”张厅长说：“你是受两位省长的委托，召集大家开会，理应你讲。”我只好讲了两位省长对抢救大脑炎病人的意见，和对老中医的热切希望。最后商定，每位老中医到省医院，各治三位病人，看谁的药方见效快。张厅长一直等到深夜，看病人好转的情况。第二天上午8点钟，我和张厅长先到医院，看病人大有好转，简单商量一下．又叫病人服下第二付中药，下午观察病人都脱离危险。从好的程度看，我和张厅长评定吴少怀、刘惠民出的药方较好。第三天开了个总结会，表扬这些中医不辞劳苦、治病救人的精神。请大家共同看了病人好转的情况，最后，我将五个药方抄写了一下，不写名字，叫大家评定研究，都作了修改，一致认为修改后的第三号药方可立即使用。张厅长说，这次大家都有贡献，修改后的药方是大家的智慧，咱就不分名次了。会后，立即投入抢救大脑炎病人的工作。一个星期后，终于控制了大脑炎病的流行。晁省长表扬了张厅长，这五位老中医也赞不绝口地夸张厅长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刘惠民出名亦从此开始。
1964年耀南同志给我写信，约我回泰安帮他一起绿化泰山，并筹建劳动大学。我借参加省人代会的机会，给秦和珍书记说了，秦书记说：“耀南同志也已说过想叫你回来当他的帮手，你如愿意，咱们找刘众前同志说一下。”我说；“耀南同志年龄大了，腿脚不好，我帮他跑跑写写，减少他点负担，我愿意。”秦书记叫我一块找到众前同志。众前同志说，“行！”就定了。我回泰安后，地委决定暂留专署办公，改建办公楼，并筹建一座高级宾馆，如耀南同志需你帮忙时，可随叫随到。
从此，我就不断去帮耀南同志写第二本泰山规划和筹建劳大的事宜，有时登山攀崖，随看随研究，回来再写。有几次我都感到很累，劝他回家。他总是笑着说：不尝苦味，难知甜味。亲临其境写出来的规划，比坐在办公室写出来的东西实际得多。胡森棠、孙毅等几个老头听说后，都很眼热，也要求跟着耀南同志爬山。耀南同志说：“来者欢迎，明天8点前准来就行。”第二天，耀南同志领头爬扇子崖，没爬到山顶，森棠同志就跟不上去了，最后连我也跟不上，专员才止步，并笑着说：“平时不锻炼，难成英雄汉。”一连几次，几个老头就撑不住了，有的隔两天来一次，三个月后就都向专员告辞了。但是对老专员建设泰山的决心、毅力却是倾心佩服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场造反派准备揪斗耀南同志。我和王晓亭同志晚上去找他，想叫他暂时躲一下，待风头过去后再回来。专员说：“这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怎么能躲呢？我要经风雨见世面，通过这次伟大的群众运动洗掉身上的污泥，换换脑筋，很有益处。害怕群众运动的干部，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王芳同志说：“老赵和晓亭来劝你躲躲是怕你受不了，北京彭、罗、陆、杨游街的样子，你能受的住？”耀南同志说：“你懂什么，毛主席会掌握分寸，不会允许把人整死。到时候我会跟他们讲理。我对建设泰山问心无愧，劳大学生、林场职工都很尊重我，不会对我无理。”我看专员义正辞严的大无畏态度，不经实践，很难扭转，便说：“走一步看一步吧！现在谁也看不准，好汉不吃眼前亏，到时最好软磨，不要硬碰，只要留得青山在就好。”
1966年12月12日，就开始对他批斗，给他扣上“三反分子”、“反革命”、“叛徒”、“国民党潜伏特务”、“泰山土皇帝”五顶大帽子。除在林场天天揪斗外，还给剃光头，用大汽车拉着他和王芳同志戴上帽子，写上“土皇帝”、，土皇后”，去长清、济南游街示众。长清群众非常愤慨，事后听刘占鳌同志说：“如不是县委的同志大力劝阻，群众就截汽车、打造反派，救出张专员和王芳同志，藏到东山峪保护起来了。”当时，不少群众包围了汽车，警告造反派：“张耀南、王芳如被逼死，你们这些小予也得偿命。”那十几个造反派吓的都光说好话，群众才放行。从这个行动看，耀南同志在群众心目中的威望是多么的高啊！
从长清、济南回来以后，造反派更加怀恨在心，步步进逼，天天揪斗。张耀南挨打受辱，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扣发工资、扣配细粮，硬逼炊食员给他爷仨蒸地瓜面窝头。幸亏炊事员善良，只蒸两次，以无人买、无法单蒸为理由，才不再蒸。当时王芳同志也不自由，不准出门。家中只有外孙女小燕，才十二三岁，不会买菜。我爱人刘政就买了菜和肉蛋，傍黑时送去。但造反派拒不让进，逼我和耀南同志划清界线。我说：“俺俩都是三反分子，无法划清，俺俩如有一个被取消了三反分子的称号就好了。”朱传森说：“你想的倒好，恐怕你俩这顶帽子死也摘不下来，只准这一次，下回再送就没收。”我说：“朱队长，张耀南同志两口您不准外出，小燕是小孩，你不叫我给他买，他们长期不吃菜、不吃个鸡蛋，能撑住天天挨批挨斗吗？如果病死您还斗谁呀？你就高抬贵手吧！”朱队长说：“看你说的可怜，以后你少来或者叫小燕去你家拿，这样我也好说话。”
根据这一情况，以后除我一星期送一趟外，其余时间刘政买了菜，我送到地委东院传达室老郭那里，叫小燕去拿，特殊情况时就去我家拿。我被赶出专署宿舍以后，就又和专署院内的小卖部王赞英同志商妥，叫小燕有急事去找她，并拿蛋、菜、肉。1971年初，在省、地领导关怀和督促及舆论压力之下，林场造反派允许老专员有了一些活动的自由，他便开始重新书写建设泰山的计划。在王母池西边的三间庙屋里，叫我帮他修改抄写。并重读毛主席选集四卷，还邀集一些人来共同学习，讨论建设泰山的计划。为了召到更多人参加，他用纸箱板写了块牌子，写的是“欢迎参加毛泽东思想研究班”，书上自己的名字。我看了后觉得不妥，容易叫人抓小辫子。第二天，我找了块一米长的木板，写上：张耀南学习处，欢迎光临指导。老专员一看，高兴地说：“行，你比我写得好，这块牌子更醒目。东明，你这天不怕，也学会怕事了。”我说；“不是我怕事，是怕您再惹事。您想想，毛泽东思想能研究吗？现在是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一句顶一万句，谁不信谁挨整。”“以后我就在这里开地种树苗，养兔子。”我说：“行，现在人心莫测，少结合些新人有好处，有些人还不敢接近您呀。”
第一次，补发给耀南同志2500元。那时物价便宜，能买4000斤肉。这本应是件大好事，但如何花这些钱意见不一致，王芳同志派小燕叫我去调解。王芳同志说：“请你来一是评理，二是给你家算账还钱。”耀南同志说：“这几年养鸡，养兔，育树苗的心愿未了，现在自由了，想用补发的钱买鸡笼、树种。王芳不同意。”王芳同志说：“你买吃的、穿的，把钱都花了我也不心疼。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手术后还没恢复元气，再去开地种树，养鸡，养兔我不同意。”耀南同志说：“我自由了就得找点事干呀，总不能当个吃饱蹲吧！东明，你说对不对？”我说：“您俩说的都在理。我同意王芳同志的观点，您应集中精力养好身体，千万不能再大养鸡兔了。大干，这点钱也不够，没有人听你指派，小燕小学不能再耽误，王芳同志年纪不小了，身体也不好，也应该恢复恢复。还得为您操吃操穿，没有精力帮助您喂养鸡、兔了。少养几只当作玩艺也可以了。至于给我算账，仨瓜两枣的也没法算，待您全补了工资后，咱们去济南，约上秦书记、丁涛、琴轩、少芬、宏齐等同志到聚丰德欢宴一次，热闹一阵，庆贺一番。”
1971年春天，我陪专员去洗澡。洗完澡后喝着茶闲聊，我看他肚子小了就问是不是体重减轻了，他说：“这几年没秤过，也不知道有多少斤。”我说：“一会儿穿好衣服去上河桥粮店去秤。我秤125斤，他秤157斤，比那二年减少近30斤。按理说老来瘦是好事，但他觉得走起路来累。
“五•一”前，我去济南陪房众夫专员去看病时见到刘惠民厅长，他问到张厅长的情况，我说他体重一下降了30斤，走路觉得挺疲劳。刘厅长说体重突然下降不是好现象，你陪他来医院全面查一下，我给他看看。
我回来后把刘厅长说的情况转达了。王芳同志说：“刘惠民大夫医道高明，可以去叫他看看，有病早医，没病查清楚也就放心了。”专员说：“很久未见惠民同志了，借机看看他，听说他也被整得不轻，可惜我未能替他鸣冤叫屈，是咱把他拉出来的，他若仍在芙蓉街开小药铺，就不会受这次灾难。”王芳同志说：“你若在家植树造林、养鸡、喂兔，我也不会挨斗受惊呀！”我说：“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咱还是准备去济南看病要紧。”
到济南我们住到军区五所，我去请来刘惠民厅长，计划是叫他看看，出出主意如何检查。闲谈一阵后，开始看脉，刘厅长说：“主要是生气受惊大伤元气所至。先吃十几付中药看看，如见效就继续吃，如不见效再去找西医作全面检查。我回去先抓六付药，叫司机送来。”随后，又同耀南同志商量：“如愿在这里吃药，可住进中医院或住到我家都行。一耀南同志说。“回去吃段时间的中药再看情况，有东明陪着来回也方便。吃住都不用你管，你光管给我看病就行了。我已三闯鬼门关了，阎王不收咱也没办法。”惠民同志说：“你是我一生中最可贵的朋友，最忠厚善良的知心人，能活着见这一面，余愿就足矣了。”
回来吃了十几付药觉得有效，走路也有劲了。不久刘厅长又亲来泰安探视，并重新开了药方又吃了很长一段时间，自觉良好就停了，但体重并未增加。那时都只向好处想，未预料到竟是癌症的先兆。
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和省里的领导同志都很重视，找医院、卫生厅的同志研究治疗办法，在济南的一些老同志更是跑前跑后，极为关心，尽到了情深义重的责任。1972年2月9日动了手术，子女们都来了。家里人和同志们都很紧张，耀南同志却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病魔，显得很镇定。在济南经过一段恢复，回到泰安，住进疗养院，继续进行治疗。病情稳定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耀南同志不断修改完善建设泰山的规划，对来探望的同志进行宣传。大家怕他谈的时间长了，影响他的健康，都劝他以养为主，不要再过于牵挂泰山的事了。耀南同志总是泰然自若地说：“咱们长谈的时间不多了，多谈一会我心里痛快，到阴曹地府和阎王小鬼就无共同语言了。”他说着还哈哈大笑，在场的人谁能笑得起来呢？后来，医护人员在病房门上挂上禁止探视的小牌。来人只打听一下病情或偷偷看一眼就走了。这些人匆匆而来，含泪而去。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希望老专员早日康复。
1974年9月下旬，病情突然恶化，剧烈的疼痛使入观之泪下，但老专员在家人至友面前从不呻吟一声，他还劝人不要难过，说：“阎王来叫，谁也替不了，挡不住，人生自古谁无死呀!咱不是名人，不敢说留取丹心照汗青啊。”我说：“官大不一定是名人，名人也不是自封的，有些人依仗权势，权消了威信也散了。你是无权有威，你的威信是建立在品德基础上，可以说人在威信在，人去威更高，光明磊落两袖清风，你能说受之有愧么？我以后写你的生平时一定写上功德高洁照汗青这句。”耀南同志微笑着说：“这一句评价也太高了。”
10月3日上午，老专员感到不久于人世了，便说：“东明啊！看来这几天咱们就永别了，咱们写的泰山规划你也无法帮我实现，那就留给后人作参考吧。还有一件挂心事，你一定要帮我办成。”我说什么事？他说：“就是李惠源他母亲划成地主、打成反革命的事。你要和刘子重同志联系，把这个案翻过来。”我说：“这个事我也知道了，一定办成，您放心吧！”专员最后说：“丧事一定要从俭，远处的老同志可以事后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奔丧劳累。”裁说：“医院已拟定全力抢救方案，并去省请高级大夫，不会有危险。”耀南同志说：“天命难违，不要再给党和国家浪费财物了！我这一生贡献甚微，深感遗憾。”万万没想到这次长谈竟成了最后的遗言。1974年10月5日，敬爱的耀南同志与世长辞了，亲朋好友无不闻之泪下，沉浸在一片哀思之中……
话长纸短，难以尽述。我想从几件事上说明人们对老专员发自内心的敬仰、敬爱之真情。只有这些真情，才能说明其伟大高尚。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耀南同志的丧事被加以重重限制。地委没成立治丧委员会，发讣告署的是地委办公室，也没说治丧办公地点、花圈挽联向何处送，这样，自然就引起一系列麻烦和不满。拟发讣告的亲朋好友的名单是我写的，共写了420多人。王少芬、孟琴轩、左宏齐、梁坚斋、苏尽西、苏士涛、阎子伦、王英等同志提前来了，住到三所。负责接待的，地委指定的是胥子美同志，因子美同志不熟悉，这些来宾都提出要见我问情况，季青同志把我叫到三所寒喧一阵后。，琴轩同志闻名单是谁拟的，我说是我受王芳同志的委托写的；王少芬等同志又问我和王晓亭同志为什么不参加治丧工作，我说地委定的，没叫参加。左宏齐、苏尽西等同志提出要看拟的名单，怕有遗漏，要加以补充。我找季青同志要出名单，大家一看名单上只留了90人，其余的都用红铅笔划掉了，在场的这十几位有孟琴轩、王少芬两人，其余的人都划去了。大家一看都火了，叫季青同志去找高逢五。逢五同志一进门，看到大家怒气冲冲的样子，便问有什么事。大家都问东明拟的名单是谁划去的。逢五同志看了后，便叫来季青，问是谁划的？季青同志急的说不出话来。琴轩同志说，大家别追问了。我的意见划去的再复原，大家补充的名单一律发讣告。耀南同志这些生前好友都是真朋友，这些人不发，一定会骂娘的。少芬同志说，耀南同志的丧，一定要发的隆重，经费有困难，我们大家凑。逢五同志说，发讣告就按大家说的办，丧事一定办好。
由于没有收花圈的地点，在泰安城的、济南的、肥城的不少人就把花圈暂存放我家，叫我代送，共计57个。
地委决定，遗体告别只允许地革委员以上的人参加。一些在泰城的老同志都纷纷找我硬要去参加。我说，也没通知我参加，大家都是老专员的部下和至友，理应参加。我找两辆车，能骑车的先去，不能骑车的坐车。我这个车上有朱景潢、李克圣、刘玉锡、徐志忱，并说我们先走，抢在他们火化以前，护住尸体，免得大家到晚了都不能看最后一眼。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赶到时，那些委员们都已走了，只剩下高逢五、胥子美等四个同志。他四人一齐高呼先不要火化，我们要看最后一眼。刘玉锡同志说，我走得快，先去护住尸体。说完就急跑而去。朱景潢同志气愤地说：咱们中国有几个共产党？我们这些党员能不能参加？我们和老专员出生入死几十年，亲如手足，为什么不叫参加？这时聚的老同志很多了，都说，先看遗体要紧，有话以后再说。
追悼会的前一天晚上，地委举行招待会，招待北京、天津、上海、浙江、辽宁、黑龙江、济南来奔丧的100多位老同志。招待会刚开始，杜景如等几位女同志怒气冲冲地走进会场，开头就说，张专员的追悼会女的能参加不？俺从十几岁就跟张专员闹革命，视张专员如慈父一般，为什么不叫给俺发讣告？原省政协副主席邵浮德的夫人王兰香也站起来说，俺也是闻讯赶来的，来了后送花圈找不着门，这算发的什么丧呀！又有几个人质问为什么划去许多名字？外地来晚的不知划名的事，听到后都很气愤，你一言，我一语，说三道四地议论起来了。在此气氛之下，谁也不敢出面阻止，只好不欢而散了。
当时地委规定只准送80个花圈，大家当然很生气，商定把个人送的花圈都事先放在党校礼堂的两边闲屋里，等一奏哀乐就一拥而上地送花圈，不叫送就拚命。追悼会由高逢五同志主持，地委书记狄生致悼词。哀乐一停，大家就一拥而进送花圈，朱景潢同志大呼，我们这是用自己的钱买的，是表示对张耀南老专员的敬爱，您那80个规定的花圈是用的公款，今天个人送的花圈不叫送也送。狄生同志一看这势头就宣布送完花圈，再开会。150多个花圈无法摆放，有的只好放到院里。读完悼词，参加追悼会的无不嚎啕大哭……。这个场面真感人，永世难忘。这就是威望，这就是万金难买的真威望。
刘泰东同志由于身患癌症，医生不准来泰安参加耀南同志的追悼会。但泰东同志牵挂追悼会和治丧的事，就打电话叫我去汇报一下情况，以解悬念。我见面之后，泰东同志说：“叫你来谈谈耀南老专员去世前后情况，这两天闷的我睡不好觉。’’我把情况详细说了以后，泰东同志感到非常欣慰。说：“这些感人泪下的事实说明人们对老专员的敬爱之心，比说一万句空话都强的多。我听了大家自动送花圈的事，很受感动，这证明耀南同志的威望实在太高了。你回去以后见了王芳同志代为问候，并替我说明未去参加追悼会的情况。”，
专员，我今年74岁，还能活着写你一生之中的一些功德，感到无上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