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祖父、外祖母身边长大。外祖父离开我们21年了，他一生怀抱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忠诚于党的事业。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对真理义无反顾的孜孜追求，贯穿了他那命运多舛的一生。
童年眼中的外祖父
50年代中期，我随外祖父、外祖母住在卫生厅宿舍，那是一个院落中的一幢小楼。
1957年，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当时的山东医学院附属小学读书。那一年的夏季，山东医学院、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中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湮没了绿树、灰墙，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那些日子里，外祖父脸上吟吟笑容没有了，开会回来，便坐在窗下的写字台前，锁眉沉思。有一天晚上，他忽然问我：“中赢，你说什么是右派分子？”我朗声回答：“老师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右派分子。”外祖父沉默了。
过了些日子，我的同学“彤”带着他的母亲来看外祖父、外祖母，“彤”的父亲是当时著名的教授，医术精湛。外祖父常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是爱国的，要团结、利用、改造他们。”“彤”的母亲是为了感谢外祖父对她丈夫的“庇护”，还是对外祖父由于“庇护”她的丈夫而遭不测表示歉意，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不久，外祖父被停职审查，随之我们搬出了那座小楼。我随外祖父、外祖母，搬进了林业厅宿舍。
1958年，在这大跃进的年代里，社会一片狂热，学校也沸腾起来，同学们把家中使用的刀、斧、锅等铁制品都拿到学校“炼铁”，为完成那年产1070万吨炼钢的任务而尽力。有一天，我拿了一把斧子正要去学校，忽听外祖父低沉地问：“拿它干什么？”“去学校炼铁。”“胡闹！”外祖父沉沉地一吼，我看见外祖父把斧头拿过去，双目凝视着，阴沉的脸上肌肉轻轻地抽动。我撅着嘴走了，“真有点小气！”我很不满意。
若干年后，我长成大人，我知道了，那一年外祖父不是怜惜那把斧头，而是感到这是一种违背科学、不实事求是的浮夸作风。因此，他不在乎自己的官职，党籍，甚至于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党的会议上，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的精神。
当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1959年，是我在外祖父、外祖母身边最后的一年。那一年，外祖父“赋闲”在家，等待处理。他让我的外祖母去北京陪伴他们失去丈夫的大女儿（我的大姨）。
这一年夏日酷热难耐，一天，我放学回家后，仍未见外祖父回来，我气乎乎地张望着，终于看见他了，他头戴草帽，脚蹬布鞋，穿一条褪了色的裤子，急匆匆地往家走来，一边往里走，一边说：“中赢，去食堂买饭。”“我不去。”说着，我躲到一边去了。那时，我听机关大院里的孩子们说：“你外祖父犯错误了，撤职了。”所以不愿意去食堂。外祖父没顾上擦把汗，就去食堂买饭了。多少年过去了，我长大了，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感到难过，那时，我是多么糊涂啊！在外祖父身处逆境时，我不但没有分担，还要他照顾我。
也是在我长大后，我知道了：那个夏天，外祖父没有在家等待安排，而是每天往返数十里去“北园农场”劳动。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与党肝胆相照的耿耿忠心，气吞宇宙的坦荡胸怀。不久，我离开了外祖父、外祖母的身边。1959年底，外祖父在重新安排他的工作时，毅然决然地挑选了他曾几十年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泰安，选择了他新的事业，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父老乡亲中去。从此，开始了他踏遍青山的后半生。
文化大革命，风雨骤起，我已是一个牧羊人，在茫茫草原，望着星空，我忧心忡忡地思挂着：在这是非颠倒的年月里，我那刚直不阿的外祖父，肯定厄运难逃，他还能承受得了吗？此时，我收到了外祖父的信，信中充满了乐观、豁达、充满了希望。结尾录毛主席诗词一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不禁热泪盈眶。这就是我的外祖父——一个有着摧不垮的精神的共产党人。
重回外祖父、母身边
我又回到外祖父、外祖母身边，已是1970年了。
我走出火车站，看到外祖父手拄黄杨木拐棍和表妹“燕”等候在站外，外祖父瘦了，但依然腰板挺直，精神矍铄，我还未来得及开口，外祖父便笑着说：“我瘦了吧，是好事。走路轻快多了。”我鼻子一酸，怎么还能笑得起来呢？谁不知道您是在“炼狱”中活过来的呀！
外祖父住的房子是一间仅十几平米的小屋，一张油漆斑驳的小木桌，一张大床，一把木圈椅，唯一能够显示主人富足的是：床下、墙边那一堆堆的报刊、一捆捆的书籍。他整日地坐在木圈椅上，上午与林场的曹、刘二位场长共同学习，下午写检查。外祖母说：“这是造反派安排的。”
实际上，那时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已厌倦了那无休无止的斗争，所谓革命造反派，也都在各自找自己的出路，更主要的是外祖父那忠勇、战斗的一生，实在是无懈可击，他们只好把外祖父挂起来，勒令外祖父自己写检查，进一步交待错误。
我在家中待业，苦涩、难熬而又无奈。有时，便坐在外祖父对面，发泄满腹的牢骚，连声地抱怨着，再就是说一些街谈巷议的传闻。对这些外祖父充耳不闻，他肩披棉袄，手握笔，那么投入地一个劲地写、写、写……全然不顾外面那阴沉的天，凛冽的风。象一尊大理石的雕像。
真是不可理解，我百无聊赖地拿起了外祖父的“检查”看着，看着，我释然了，这哪里是什么检查！完全是一幅浓墨重彩、大写意的山水画啊！修路、架桥、筑坝；苗圃、花圃、果园、鸡场、兔场、鹿苑。在外祖父的笔下，古老、苍劲、凝滞的泰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增添了流光溢彩。
原来每天上午，外祖父都与刘爷爷、曹爷爷畅谈着改造泰山、建设泰山的抱负，具体地商谈着可行性规划。下午、晚上外祖父伏案疾书，并不是在写什么“过失”的检查，而是用笔勾画着未来泰山蓝图。
外祖父见我看他写的规划显然很高兴，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如何以山养山、以副养林，使泰山绿化、美化、经济化。”说起这些他竟然喋喋不休，这是他所挚爱着的事业啊！他没有功夫叹息，对那些飞短流长的小道消息更是无暇理睬，他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全部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了。
在外祖父最后的日子里
外祖父一天比一天瘦，由轻快感到乏力，止不住地呕吐，进食困难。经检查，他患了胃癌。癌细胞正在他的脏腑中扩散，侵蚀着他的肌体。治疗方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手术，外祖父毅然躺在手术台上。
迫于整个地区干部、群众的呼吁，同时也有一些老同志又站了出来，恢复了工作，对外祖父做了适当的安置，为了便于给外祖父治病，让外祖父搬进了干休所。
外祖父的新居，除干休所配备的木桌、木椅之外，就是从旧居搬来的一个白木碴的并且掉了一条腿的依墙而立的书架，这并不是当今青年所追求的“返朴归真”的时尚，实在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朴实无华的本色。
外祖父用补发的工资作为资金，开始了他建设改造泰山远景规划的具体实施。他在院子里修了一个小小养鱼池，种了果树，辟了菜地，养了数十盆茉莉花，他做这些事已力不从心，只好请来了外祖母的娘家孙子“方磊”帮忙。外祖父说：“我要抓紧时间，搞出一个‘沙盘模型’，摸索点经验，找出途径。”他无不惋惜地说，“看来只能做这点事了。”
外祖父还在“普照寺”找了一间年久失修的庙宇，里面堆满了污垢，挂满了蜘蛛网。外祖父一手拄棍，一手拿笤帚，和方磊一起把这间庙宇打扫得千干净净，摆上长桌，放上条凳，把自己家中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人民日报、大众日报搬来摆好。供游人小憩，供附近的山民阅览。每天都可见外祖父在那山间小路上手拄拐棍，步履蹒珊地跋涉着。他日出即起，日落而归，倘佯在大山之中，流连忘返。在落日的余晖中，他高大的身影闪现在山石上，映照在流水中，与那山那水浑然一体。
外祖父，终于躺倒在医院的病榻上，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点焦躁。医生问：“哪儿不舒服？”外祖父摇摇头。医生又问：“哪儿疼？”外祖父还是摇摇头。只有体温表所显示出的可怕度数，告诉人们他在持续不退地发高烧。可恶的病魔最终吞噬了外祖父的生命，让他平静而又安详地回归大自然了。然而外祖父无怨无悔的一生，足可使他笑傲天地，告慰自己。
外祖父逝去21年了。在这21年中，祖国变了，在这深刻的变革中，一想到外祖父，我就感觉活得充实。在这改革的汹涌大潮中，当精彩的诱惑使我情绪躁动不安时，想起外祖父，我就变得宁静、淡泊，活得踏实。我将永远学习外祖父的精神，以迎接21世纪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