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去世21周年之际，我深切地怀念他。同样以极其崇敬的心情，缅怀已故的几位长辈。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贯给予父亲支持和帮助的老前辈和长清县的父老乡亲们表示我最诚挚的谢意。
已故的几位长辈是孟琴轩、程兆祥、孟国祥、田子泉、郑五坤等。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魏金三同志，他作为长清县党组织早期的负责人，对父亲政治上、工作上的帮助和支持是很多的，并且是至为重要的。
这几位长辈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始至终，通力合作，全力支持了父亲。程兆祥老人在抗日战争初期变卖家产支援抗日，参加了革命队伍。老人的次子曾因老人和其弟弟程超参加革命被日军抓去，解放战争中被国民党还乡团抓去，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伤病交加，不治而死。孟琴轩老人不但以其家庭财产支持抗日，并且真正做了抗日部队的军需，以后长期做财政工作。他唯一的儿子在解放战争末期，牺牲在贵州。孟国祥老人的家，名副其实地成了我们军队和地方工作同志的食宿站，中转站，还是我们的情报站。老人及其长子孟令琨曾被日伪军、红枪会抓去，受尽折磨，家产荡尽，仍坚定不移。老人家的子女先后参加了革命。郑五坤是长清河西赵官镇马集一带很有名望的开明抗日人士。凡与我父亲有关系的军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一到他家便热情接待，临走送路费，拿盘缠，盛情感人。老人的长子郑绍亭参加了革命，1941年冬在对日作战中牺牲了。田子泉参加过国民党，他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最后壮烈地牺牲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在长清以至泰西象这几位老人一样忠勇的，在整个一代人中是很多很多的。父亲在党领导下，为革命为人民而斗争的一生中得到长清县、泰西地区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怀念父亲，更永远不忘家乡人民群众对革命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巨大贡献。长清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很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几位由于牺牲的时间过早，加上某些原因，几乎被人遗忘了。但英勇善战，足智多谋，闯敌营、擒凶顽威震敌胆的刘子仁、汤儒林、翟琨、刘殿玉等同志的鲜血仍然滋润着长清县的土地。抗日战争初期，泰西地区党政军重要领导人袁静仓、汪毅、辛俊卿、王晋亭、吴涛先后牺牲在抗日战场。建国以后先后病故的张北华、刘致远、李文甫、张维之、崔子明等革命前辈，对大峰山和泰西以至鲁西根据地开创和发展，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都有重大贡献。他们的业绩长存，永远为后人怀念。我的父亲自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以后的数十年中，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同志们帮助支持下，才能够对党、对人民有所贡献的。
父亲去世21年了，许多老同志仍然怀念着他。泰西和冀鲁豫边区的老领导段君毅同志两次与我们见面，对父亲在各个重大关键时期的工作都发表了极为中肯的意见。张承先、袁振同志也曾就如何写《张耀南传略》向有关同志阐明看法。袁振、秦和珍、崔健、高逢五同志均曾撰写文章怀念父亲。李文甫同志重病期间，还关心着对我父亲生平的评价问题，托人向有关领导同志转达他的意见。很多老同志到山东、济南都专程到长清父亲墓地凭吊。许多老同志对父亲的敬重和怀念，更增强了同我们姐弟间的感情。长年保持密切联系，书信来往不断。程超、刘瑞等同志每提到父亲便说：“我们是受耀南老师的指引走向革命的。没有耀南老师的指引，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们年过七旬，抱病专程去长清县父亲墓地凭吊，以了宿愿。张立信同志在信中说：前辈战友续新谊。张有壬、董荣轩（董士华）、杜镜秋、孟叶鸣、石仲白、赵子明、曹千里、尹笠夫等同志先后把他们写的回忆或怀念父亲的文章寄给我们，使我们较为系统深刻地认识父亲的一生，为他们的深情厚谊所深深感动。在此，向各位老同志、老前辈致以诚挚的谢意。近些年中，有的组织或个人，以写信或口头嘱托的形式，提出希望了解张耀南后人的情况。许多青年人从他们父辈那里知道了张耀南这个名字。在泰安、长清、肥城、齐河等县遇到过许多60岁以上的老人，还都记得他们的小学课文中关于张耀南的记述。回忆着童年，缅怀着张耀南。
1971年，林彪事件后，山东省召集的一次干部会上，还在莱芜县工作的刘泰东同志在发言中说：“我们这些人受些委屈没什么，张耀南为什么还不解放？”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引起省委领导的重视。在省委直接过问督促下，父亲虽未立即获得解放，却有了些自由。他自1970年起便感到进食困难，哽噎症状越来越重。得到一点活动自由，便独自一人到济南医院排队挂号求医，被刚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刘泰东同志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刘众前同志发现。刘泰东同志立即通知泰安派人照顾，派干部和医院讨论如何治疗。刘众前同志安排父亲住到他的办公室，派车接送父亲去医院。父亲被确诊为晚期癌症，需要手术，张敬焘同志指定济南市扪待所拨出两幢房子供家人使用。盂庆华同志搞来了煤气、锅灶，济南军区原副参谋长丛芝正同志安排了父亲出院后的食宿。高逢五同志身为地委书记，在林彪事件后情况复杂、工作繁重的情况下，他亲自到手术室看着医生给父亲做手术。自从手术直到父亲停止呼吸两年多的时间，逢五同志尽心尽力，做到了我们做儿女没能做到的一切。每当听到同志们叙述的这一切情形，我总是激动不已，难以自制。对父亲的老战友，能说些什么呢？说一句感谢的话也是多余的，只能铭记在心。年轻的人们啊，能够理解老一辈人在同生共死的战斗中结下的友谊吗？更为感人的是泰山林场的孙殿明、汝永山和劳动大学的乔宝玲、高桂清、黄家臣等师生们和在泰安工作的赵东明同志，在“文革”期间，以各种可能方法给父母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鼓舞与安慰，乔宝玲同志是个年青女学生，从造反派第一次污蔑张耀南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时，她就公开声明：“张耀南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不是坏人。”造反派对她一次次地围攻殴打，头发被一绺绺地揪掉，始终坚持“张耀南是好人，所做一切都符合毛主席指示。”
我离休后，逐渐萌发编一本纪念父亲的书的念头，既是对父亲的怀念，又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一点贡献。几年来，积累了部分资料、文稿。1995年6月初到济南时，第一次见面的济南市委孙常印书记，从其他同志那里了解到我父亲的情况，便倡议编一本书纪念老人，教育后人。这更鼓舞了我的勇气和决心，在为实现这一心愿过程中，得到许多位老前辈、老领导的热情支持，亲切指导。张承先同志说：“耀南一生忠于党，一生坎坷，如能把在‘文革’中他写的检查也编辑进去，将会使人们更加了解他的特点和品格。”这一番话使我的思路开阔了许多。我的老首长赵健民同志嘱咐要尽量搜集父亲关于建设泰山的资料。对我说：“你父亲抗战前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抗战开始带出一大批学生参加革命，在山东有几个？！”高克亭同志委托高逢五同志寄给我一幅题词，他曾多次与逢五同志谈起最初和父亲接触时的情景。1994年8月29日，秦和珍同志对我说：“你有了许多资料，再继续努力，把耀南同志的真实形象呈现于人们面前，借鉴历史的经验，正确评价。你把资料备齐，我是要过问的。”曾和父亲在省卫生厅共事多年的李衡同志，86岁高龄，见面时候提到我的父亲，激动不已，语调哽咽，走着去找有关同志商量写怀念我父亲的文章。左宏齐同志有严重的心脏病，出院不几天，知道我来到济南，连续两个晚上到我的住处长谈到深夜，谈和父亲相处时的工作的情形和他们之间的交往。董志成同志住院手术后刚刚出院，由其爱人张锡风搀扶着走访原泰西的老同志商议撰写纪念张耀南的文章。张洪流同志在医院里写出了《永不忘耀南老师的教诲》。刘瑞同志在少有的炎热夏季抱病写出《怀念恩师——纪念敬爱的恩师张耀南老师逝世二十周年》，他在写这篇文章中，真可谓呕心沥血，既表达了对故人的深情缅怀，又充分体现了对年轻人所负有的责任感。朱光同志得知正在编辑《文集》后，10天内赶写了文章。在济南时，秦和珍同志虽然说了要我找高逢五，我却因为逢五同志健康欠佳，不忍心给他增加负担。只告诉他我正在做什么，我离开他的病房后，他又打电话，急切的找我，表示要写篇关于我父亲在泰安时期的文章。张敬焘、刘众前二位老同志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支持，张敬焘同志说；“耀南同志是一位忠厚长者，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品德，他都具备了。”凡此种种，很难一一例举了。当《张耀南纪念文集》面世之时，我将捧着书送到各位老前辈老同志面前，向他们深鞠一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