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庄情报站建立在敌人据点内部，敌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及时迅速地传递到运河支队，成为运河支队的耳朵和眼睛。
韩庄位于津浦铁路和京杭大运河的交叉口上，是日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韩庄的情报站和设在津浦铁路东侧、运河南北的弯槐树、二里沟、周营、曹庄、张山子等地的情报站形成一个情报网。韩庄情报站在据点中以葛广盛杂货店作掩护，当时我在店里当伙计，我的同乡同学丁瑞庭在邵剑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当中队长。1939年4月我抱着抗日救国之心，从敌占区韩庄到抗日游击区，投奔丁瑞庭参加抗战。正逢在邵剑秋部队工作的党组织负责人文立正动员青年学生到山东省委办的岸堤抗日干部学校学习，我被送干校学习两个月，回到部队当宣传员。8月初被派回家乡，担任我地下情报员。从此，便踏上在敌据点内跟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巧妙周旋开展斗争的征途。在运河支队成立以前，便为曹家埠歼灭敌人送过准确的情报。
巧送弹药
抗日游击队的弹药补充，主要是靠战场缴获。或者在敌区、游击区民间购买，也有少量是捐献的。运河支队成立的前夕，韩庄情报站为部队搞到七九、六五两种子弹千余发，数目虽然不多，但能买到已是很不容易了。当时我接受了把子弹送往部队的任务。开始，我看着两箱子弹发了愁，心里想着韩庄离部队驻地30多里路，中间隔着津浦路。别的关卡尚能绕过，铁路上的关卡却躲不过去的。正想着，一抬头正看到大街上走过一个自卫团的无赖，从烟摊上拿了一包香烟就走，卖烟的老太太本要发作，抬头一看是伪军，忍气吞声地低下了头。我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但也受到了启发：敌人大都是贪吃爱财的，一条妙计顿时浮上心头。
韩庄就在微山湖边不远，过去有很多鱼贩子从这里把鱼运过铁路，近来由于日、伪军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鱼贩子越来越少了，只能偶而见到几个。
一天上午，我和历仁义（他是我的街坊邻居）扮作主仆二人，挑着两篓鱼大模大样地走上铁路。
“放下！”一个伪军把枪一横挡住了去路。历仁义不满地把鱼挑子放了下来，那伪军一看篓里尽是新鲜的活鱼，喜得嘴角咧到了耳根，嘴里流着涎水，一边说：“检查检查”，一边弯腰伸手在篓里扒了几下，挑中了一条最大的，掂起来要走，历仁义说“老总，我们做生意的给钱呵！”这时一个伪军小头目也凑了过来，我立即打个圆场说：“老总站岗辛苦，吃两条鱼哪能要钱。”那小头目指着我对历仁义说：“这个买卖人还开通点。”说着也暗地抓了两条。第一个拿鱼的伪军一摆头说：“走你们的吧！”——历仁义急忙挑起担子，我长舒了一口气，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铁路。来到部队，支队部的同志们看到一条条又肥又大又新鲜的微山湖鱼，一个个喜出望外。我指着鱼篓笑道：“这鱼只是配头，宝贝在底下呢”警卫员把鱼倒出来，搬出一个子弹箱，同志们欣喜若狂，围着我笑个不停。支队长邵剑秋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这次搞得很出色呵！”
白皮本本
1939年，由于部队在曹家埠，岔河子夺得一连串的战斗胜利，韩庄一带日军整天龟缩在据点里提心吊胆过日子。群众人心大快，真是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灭了日本侵略军们威风。当时的形势是一天天好起来了，但是日军并不甘心失败，正暗地里调兵遣将。
11月19日，韩庄车站下联络站陈衍品传来车站内王连营、张方寅送出的情报，大意是：
昨天夜里来了一批大黄牛和绵羊，马上到韩庄一带卖货，务必把钱准备好。
这是他们书信联络的暗语。大黄牛指日军，绵羊代表伪军。那时他们还规定一头黄牛代表十个日军，一只绵羊顶十个伪军，而“卖货”就是扫荡的代名词。由于最近日军外出活动少了，我们的队伍、游击区的群众有些麻痹情绪。这是个十万火急的情报，它关系着我们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关系到我们部队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核实一下，情报站的另一个同志，又去伪军司令部探听，证明完全可靠。
我得到情报，心急如火。可是两三天没跟部队联系，部队还在不在三官庄呢？那时部队经常转移，地点不定。我推出大飞轮自行车就想出发，可转念一想，骑车容易暴露目标，便又把车子放了下来，风风火火走出韩庄，到曹庄情报站打听部队的住址。一阵好跑，来到曹庄，找到联络站负责人褚敬新，一打听，部队已从三官庄转移到卜村。我更加着急，告辞了褚敬新，直奔卜村。
11月的天气有些冷了。这天，天空灰蒙蒙的，可是我却浑身冒汗，粘乎乎的，索性将棉袄扣子解开，大敞着怀，走一阵跑一阵，累得气喘吁吁，恨不得一步跨到部队驻地。我只顾低头赶路，忘了抬头远看，刚过了小沙河来到苗圃山旁，忽听得哇啦哇啦地说话声，我抬头一看不禁一楞，只见一群日、伪军迎面而来，想躲已来不及了，怎么办？我想只要敌人抓不住把柄就好办，必须把情报处理好；扔掉不行，敌人能看见，在身上更不行，敌人一定会搜查，只有一个办法。我装着擦汗，把情报纸团塞进B中，吞了下去，便迎着敌人不慌不忙地走去。
两个日军“哗”的一声拉开了枪拴，翻译官问：“你是干什么的?"
“我到前村吊孝”。我镇静地回答。“有良民证吗"？
“有。”我把良民证从怀里掏出来递给翻译官。翻译官看了一眼，又恭恭敬敬地交给一个日军军官。那军官拿着良民证一挥手，马上又上来两个日军，将我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摸了一遍，搜出了一个白皮本子，如获至宝，递给鬼子军官。两个日军站在他的左右，凶神恶煞，等待着命令，只要官儿一挥手，他们马上就会把我杀掉。那日本军官一看本子不但没发脾气，反而咧咧嘴笑起来，喜形于色，因为本子上写的尽是“大日本皇军万岁”之类的口号，他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大大的良民，开路一马斯!”两个日军把枪收起来，空气缓和下来。我把本子接过来，放在怀里揣好。这个小本子这次又起了作用。原来，由于那时环境复杂，我专门买了这个本子，写上些伪军惯说的话，出门就揣在怀里，应付敌人的盘查，能顶半个良民证呢。我象离开笼子的小鸟，飞也似地直奔卜村而去，把那重要情报及时传达到我运河支队。
雪夜送款
严冬到来了，部队给养困难，韩庄情报站好不容易筹集了数百元钱、四匹洋布和一部分药物，派我送往部队。
这天上午，灰蒙蒙的天空，雪花纷飞。我赶着一头小毛驴，驮着布匹、药品向二里沟进发。北风夹着雪花直往脖子里钻。我掏出手巾勒上脖子，又把扎袄的带子紧了紧。这时，我虽然冻得鼻尖发红，耳朵发紫，但一想到部队的战士们，有许多人还没有棉衣，而且还要行军打仗，实在太苦了，心里很着急，便扬起鞭子抽了一下驴屁股，小驴跑得更快了。
风越刮越急，雪越下越大，漫山遍野变成一片银色世界。我赶着毛驴到了二里沟，天已经黑了，一问部队去了中野寺，我立即直奔中野寺．谁知到中野寺又扑了个空，又跟踪追到苗圈；部队又转移到大明官庄。苗圈离大明官庄十多里，还隔着一道山梁。这时天已半夜，家家关门，户户熄灯，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肚子里咕咕直响。肚子没饭，更感到天气寒冷。我想，在这里住下吗？不行，部队真象雪中盼炭一样想着这批东西呢，同时在这里住下夜长梦多，万一有个什么意外，更对不起领导和同志们了。我紧了紧腰带，咬紧牙关，赶着小毛驴，便又钻进茫茫无边的雪夜中。
山路崎岖不平，雪覆盖着地面，看不清高低坑洼。更困难的是我从没走过这条路。东北风越刮越大，雪粒扑面，打得人睁不开眼，小毛驴连连后退，畏缩不前。我不时地用鞭杆抽打着，艰难地挣扎着，前进着。
我当时20多岁，还从没遇到这样的困难。那时，饥饿寒冷疲劳已统统成了小事，我最担心的是一步不慎，掉下深不见底的山谷，就坏事了。大风呼叫着，还不时传来“哞哞”的野兽的吼叫，我感到阴森可怕，孤孤单单，背上的汗毛直竖。我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急忙抓住一棵小树桩，又挣扎着爬起来，小毛驴失了前蹄，好不容易才扶起来。这时风雪弥漫，夜色茫茫一片洁白，分不清哪是东西南北。正当我感到没办法时，突然从远’处传来鸡叫声。这一声叫立即给我带来了希望，增添了力量。我赶着小驴，顺着声音摸去，好不容易摸到了村头。
部队的哨兵把我领到支队部，邵剑秋抓住我冻得冰冷的手，心疼地说：“你怎么现在摸来了，不要命了吗！”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在路上遇到艰难困苦没有哭，现在当着支队领导的面，我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通信员架起了木柴火，炊事员已去做饭。邵剑秋给我掸掉身上的雪，把我拉到火堆旁，亲切地说：“快烤烤。”我烤了半个钟头，喝了三碗姜汤才暖和过来，这时天已拂晓，便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石榴开路
1940年旧历九月初三，韩庄情报站把为部队购买的刻字钢板、蜡纸和铁笔交给我送给部队。我用布包好装在自行车兜里，推起大飞轮车子出了店门。忽然看到一个老同学迎面而来。他叫项鲁民，从光屁股就和我在一块玩，很要好。他手举着大石榴向我招呼：“伙计，见过这样的石榴吗？”
“石榴有什么稀奇的，我吃过的比你见过的还多。”我开玩笑地说。
项鲁民来到跟前，我把石榴接过来一看，这个石榴果然不同寻常，足有一斤多重，青里透红，煞是可爱。项鲁民洋洋得意地说：“我花三个石榴钱买下它不亏吧？”
我把石榴往车兜一丢，说：“不亏、不亏。”向项鲁民作了个鬼脸：“多谢了，我正好在路上吃。”说着便推起车子就走。项鲁民看到要不回来，指着我笑着说：“你这家伙，回来再找你算帐。”
我跨上自行车，猛蹬起来。两边的树木一排排向后飞过，不大会就来到了刘庄爬道。我下了车子推着爬上去，上得铁路一看，糟糕l恰巧从车站里出来两个日军，大背着三八大盖枪，跃武扬威走过来。如果回头走更会引起怀疑，我只好故作镇静地向前走。
“站住!”一个日军喝道。另一个日军也从背上摘下枪来，一拉枪栓，“哗”的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我把车子停下来，看了看他们没吭声。
“你的，什么的干活？”一个日军抓住车把问。
“买卖人的干活。”我不慌不忙地答道。
那个日军把眼一瞪：“你的那边干活，那边毛猴子大大的有，你的通八路的干活，死了死了的。”他这是来唬人的，先给你个下马威。我心里一慌，心想要搜出刻字钢板、蜡纸就坏了。这时无意中碰到了那个大石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弯腰掏出了石榴，在日军眼前晃了几晃，笑嘻嘻地说：
“石榴大大的、甜甜的，送给太君咪西咪西的。”日军一看压了，哈哈一笑，把大姆指一伸：“石榴大大好，你的良民的干活，送给太君咪西咪西的。”说罢伸手来接。
那个拉枪的日军连忙把枪收起来，两眼直勾勾的盯着石榴，眼珠也不转一转。
拿着石榴的日军并不想独吞，接过石榴去连忙用手掰，可怎么也掰不开，就用刺刀割开，分给另一个日军一小半，回头看我还没走，扬着手说：“你的开路一马斯。”
我跨上自行车，一溜风似地往东驰去。
掩护伤员
1941年春节后，运河支队奉命开出山区对敌作战。先后在周营、新闸子打了几个漂亮仗，进入黄丘套，把贾汪的日军吸引了过来，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远走津浦路微山湖滨了。我的邻居褚敬明同志在上黄丘战斗中右腿负重伤，不能随队行动，被安置在黄丘山套中的尤窝子村的群众家里养伤。那里生活条件不好，医疗条件更差，伤势越来越重了。
褚敬明的母亲找到我，希望我能想个办法，把褚敬明接回韩庄家里养伤。这时我已经离开杂货店，被安排到税务局工作。伤在战友的身上，疼在我的心上，自己身为抗日工作人员，有义务帮助战友治伤。当时，韩庄医疗条件好，虽是敌人据点，但因自己熟人多，好办事，我便通过街坊邻居把褚敬明接到自己家里，立即去请医生。
我敲开石振祥医生的门，把医生叫到没人处悄悄地说：“多带些治枪伤的药。”石医生立即明白。那时给八路军治病看伤，如果被敌人知道了，就会安上通八路的罪名，不断头也得坐牢。我担心他不肯去，直给他打气，石医生一边拾掇药品，一边叹口气：“唉，你放心吧，我是一个中国人，哪能不给中国人治伤，只是我们都要小心些。”
我把医生领来，解开褚敬明腿上的包伤布，不禁令人打了个寒战l他大腿上被子弹打穿了两个洞，由于没有上药，伤口已经化脓，腐烂发臭。褚敬明的母亲眼泪汪汪，唉声叹气。我劝着大娘说：“大娘，不用担心，石医生是治红伤的内行。”不要紧，伤口上了这药，慢慢养几天就好了。”石医生也说着安慰话。
送走医生，我母亲给褚敬明端来热气腾腾的鸡蛋面，褚大娘接过来，感动地不知说什么好。楮敬明激动地说：“我住在这儿就够麻烦的了……”。我跨进门说：“我家就是你家，安心养伤就是了。”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税务所和几个人闲谈，忽然伪自卫团长项脉连带着两个护兵来到屋里，气势汹汹地说：“上级来了情报，说咱们韩庄有八路的伤员，你们几个知道不知道？”说着他那双贼眼骨碌碌乱转，最后把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心里一惊，但没露声色，随声接着说：“咱不知道。”另外二人也摇头说“不知”。
“知道的话，必须报告。我们心里也估个八九不离十。如果不报告，话说在头里，搜出来别怪我姓项的不客气。”项脉连说罢一挥手，带着两个护兵扬长而去。
我也无心闲谈，匆匆跑回家中，对褚敬明的母亲说：
“大娘，敌人已经知道有八路的伤员在韩庄，可能马上要搜查，这里呆不住了。”
那怎么办呢？”褚大娘焦急地问。
“我想了一个暂时的藏身办法，不知行不行。离这儿不远有个湖神庙，自卫团的那伙人都信神，决不会到那边搜。我们先把你母子送到那里避一时怎么样？”
“只要能躲避这伙坏蛋的眼睛，哪里都行。”褚大娘疑虑重重地说。
于是，我和两个弟弟，趁着黑夜，用门板把褚敬明抬进湖神庙，把他母子安顿在东厢房里，安慰了一番，并留下了必要的衣物。
当我们兄弟三人回到家里时，伪军和日军已在挨门，挨户地搜查了。
他们到了我家翻箱倒柜，连鸡窝里也捣几下，弄得鸡犬不宁。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查到。
我看着这些狗仗人势的伪军走了，暗自庆幸，一颗悬着的心落下来。如果不是及时转移，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第三天，我把褚敬明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经过治疗，这位革命战士逐渐恢复了健康。如今，这位荣誉军人正幸福地度着他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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