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任务
自1940年秋，日军大扫荡之后，峄县运河北岸地区完全伪化了。由于党政机关的撤出，地下党的工作也就完全瘫痪了。1941年2月中旬，峄县县委机关随着运河支队从运河南转到津浦路西的夏镇（今微山县城）以南地区。
一天早晨，我接到通知，支队政治委员兼峄县县委书记孙振华要找我谈话。我预感到有重要任务，早饭后就急忙赶到孙书记的住处。一见面，我就急切地问：“孙书记，找我有什么事？”
孙振华亲切地拉我坐下，从容地说：“你知道，运北已伪化四个多月了，为恢复这一地区，县委打算抽几个人到运北敌后工作。考虑你家在阴平镇，亲属中又有跟当地上层人物有关系的，便于隐蔽，想派你回阴平，进行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开展工作，你看如何？”
我听后沉思了一下，当即表示，服从县委的决定。
孙振华详细交待了我，如何利用职业掩护开展工作，以及与县委联系的方法等。最后交给我2000元伪币作为活动经费，并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觉得领导上考虑得周到具体，一时想不出什么来，只是说：“让我回去想想。”
孙振华随即又请来一个人，我一见，是自己早已认识的张允峙同志，他也是领导派往运北执行同一任务的。孙振华要我俩研究一下第一步如何利用社会关系了解家乡情况，定下安全妥善回乡的措施。我俩同声说：“我们一定找出妥善办法。”回乡潜伏 石庙乡的褚楼村，有个姓梁的是张允峙的姑夫，他的侄儿跟石庙乡伪乡长关系挺好。褚楼在阴平马山中间，东距阴平八华里，西距马山十多里。这个村子是伪军不常到的地方。我与张允峙商量，我们先到楮楼张允峙姑夫家隐蔽起来，就近各自了解家乡情况，然后再通过关系回家。 我们换了便衣，一天早上趁部队南返途经褚楼附近，便悄。然离开部队，开始了新的征途。
张允峙对褚楼村并不陌生，他姑姑住在这里，孩童时他常去姑姑家。但这时天还未亮，村里的情况又不了解，所以便决定在野地里蹲到天明，到吃早饭的时候再进村．村外旷野，寒气袭人，我俩相对无语，只是轻轻地搓着手，跺着脚。
天亮了，村庄上炊烟四起，我俩绕到村西头进了村。张允峙走进姑姑家，他姑母家正在吃早饭，见我们如此打扮，又来．得这么早，有些诧异，开口便问：“你从哪里来?”张允峙说：“我从山里来，那里太苦，不干了，先在你这里落落脚。”他姑夫、姑母都是本分人，听后就信以为真。然后，张允峙又介绍我说： “他叫张忠琪（在家的名字），家在阴平，跟我一样也回家不干了。”姑夫、姑母让我们吃完饭，先睡上一觉。
在褚楼的头两天，我们通过张允峙的姑夫了解了一些阴平镇的情况，得知我的叔伯姐夫孙景义（人们称呼为小景义）与伪乡长孙茂运的关系挺好，外人都称他为二乡长。孙景义是胡庄人，他家中比较富有，是阴平一带的“人物头”。他好赌博，但为人处世不算坏，乡间的人出了什么事，都找他帮忙。我的叔伯姐姐嫁给他当填房，因为这种亲戚关系小景义对我家还是很照顾的。
第三天夜晚，我只身回家了。离家一年多，马上要和家人见面了，激动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八华里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家里人见我突然回家，既惊又喜。我要父亲找小景义帮忙在家落住脚，父亲答应去办。天亮前，我又回到褚楼，听候父亲信息。不久父亲告诉我，在外边再呆几天，等小景义跟乡长讲好了再回家比较妥当。
张允峙和我都担心在褚楼住的日子长了会出事，就秘密地回到张允峙的家。张允峙的父亲是个破落地主，是本村唯一的“上层人物”，跟本族本家的关系还好。他家有个夹墙，我俩就藏在墙里。夹墙内不过一米多宽，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成天漆黑，我俩吃喝在里面，象蹲黑班房。
3月上旬，经多方面托关系，我总算回了家。我到家第一件事，便是考虑如何开展工作。根据组织意图，结交当地上层人物。伪乡长孙茂运，按亲戚关系是我的长辈，要想在家乡以灰色面目来做秘密工作，能结识此人最好。于是我请小景义和开饭馆的孙茂均带他到了伪乡公所，见到孙茂运后，小景义说：“茂运叔，我忠琪兄弟回家来了，现在来看看你。”经过一阵寒暄，达到了建立关系、掩护自己的目的。
我回家后，就用上级给的活动经费，筹备恢复自家的油坊。当年3月下旬，就以磨香油的职业作掩护开始了地下秘密工作。
恢复党组织
我的母亲原来是党员，她把家乡伪化后的阴平党组织情况都跟我讲了。据多方面了解，敌人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没有多大的破坏。只是在抗日民主政权公开活动时，有些公开露面的党员被伪新民会找了去，一部分党员自动妥协，消极不干了，少数同志仍坚持革命斗争。因此，我考虑，应把那些革命觉悟比较高而又敢于坚持斗争的党员先组织起来。县委告诉我，进行这项工作要稳而又稳。因此，我打算花大功夫，要找的第一个人是胡园村的孙景德。孙景德是个小炉匠走村串乡，群众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说他心向八路。我过去认识他，心想，如果有孙景德这个人作帮手开展工作就方便多了。于是，我主动找到孙景德，我把县委的意图向他讲了。孙景德很高兴，说：“忠琪啊l有你来带头，我帮助你，把愿干的同志组织起来，和敌人斗吧！看那些汉奸王八蛋能呆多久。”我说：“景德同志，现在这里有我们两个共产党员，首先依靠我们俩人来执行县委交给的任务吧。等再找到一些同志，恢复和建立几个支部，我们的力量就大了。”
原阴平支部书记褚思彦在家开染坊，阴平伪化以后，与上级失掉联系，支部就瘫痪了，这次和我一谈，革命热情又燃烧起来。我遂又给他接上了组织关系。我经了解，罗庄的支部书记谢学美伪化以后不悲观失望，在暗地仍然做抗日宣传工作。他有文化，如果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可以依托罗庄继续向东发展。4月底，我秘密离开阴平到县委去汇报工作，经过县委批准，成立了以我为书记、孙景德为组织委员、谢学美为宣传委员的地下区委。在区委主持下首先成立了阴平支部，支部书记还是褚思彦。接着开展石头楼山套的工作，恢复和建立了老汪崖支部，支部书记李继良；二郎庙支部，支部书记孙景龙。我们根据县委指示，区委对支部，支部对党员都实行单线领导。在运河北，原来石头楼一带要算基础好的地区之一，经过地下区委的活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又显示出来了。
马山褚楼一带原来党的基础比较差。张允峙回来以后，首先发展了新党员张敬富，恢复了常步桥郑继新的党籍。接着向南发展。6月在曹庄南小潘楼，恢复了王金柱、马景标的党籍，不久成立了支部，王金柱为支部书记，马景标担任了政治交通。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工作网。
广交朋友
宁楼伪乡长孙茂运在阴平开设了一个杂货店，姚庄的姚佩源是杂货店的经理。此人心向八路军。他们商议杂货店要扩大经营，想请我合伙，我答应了他们。5月，我来到杂货店，生意越做越好。我又把大师兄宁学荣请来。宁学荣同情共产党八路军。我身边有了自己的耳目。
我到杂货店后，跟地方上层以及伪军士兵、日本特务分子接触多了，这样开展伪军工作，获取敌人情报便提到工作日程上来了。县委指示，为了便于开展伪军工作，可以利用拜干亲、拜仁兄弟的形式，有选择地交些“朋友”，为我们秘密工作服务。争取的第一个对象是阴平开设饭馆的孙茂均。这个饭馆有几个好厨师，烹调手艺出色，阴平周围的伪军政人员和上层乡绅无不到这个馆子尝尝可口菜肴，宴请宾客。孙茂均本人又善于交往，他跟好多人成了知交。区委认为饭馆是获得敌人情报的好场所，建立情报站必须物色情报耳目。杂货店跟饭馆是近邻，我常到饭馆来，饭馆也就成为我们的接头场所。经过活动，我拜孙茂均为干爹。孙茂均认为我是个正派青年，又有好手艺，老实能干，跟“二乡长”小景义又是亲戚。我为了取得孙茂均的信任，特地在自己家里摆了一桌宴席请客，小景义也参加了。孙茂均是我的干亲，这事阴平镇上一时传开了，一些跟孙茂均要好的人也就把我看作知已。这样我以自己的职业和这层关系作掩护，活动就方便多了。
孙茂均的邻居孙茂三，过去是地下党员，虽然没有恢复党籍，但他思想上还是倾向共产党的。我经过活动，用甲长轮换的办法，换上了孙茂三当甲长。这样孙茂三无意中可以得到一些情报。我做好孙茂三的工作，让他承担送情报的任务。6月初的一天，孙茂三向我讲：古邵、周营的伪军准备在麦收后配合涧头集的伪军到八路军活动地区抢粮。我问孙茂三是怎么知道的，孙茂三说古邵伪军队长在饭馆吃饭时无意说出来的。我考虑，这个情报比较可靠，便通过关系报告了县委，使部队提前做了反抢粮的准备。
伪乡长孙茂运也常到杂货店看看，他的贴身护兵李德业和伪军分队长褚思明两人也随着孙茂运常来杂货店。论亲戚，褚思明是我的表舅。我跟他俩交上了朋友。经过我、孙景德、郑允东的活动，我们又跟古邵伪军班长孙茂义、东楼的伪军魏永田，在阴平开布店的潘存慈、孙景章，在周营伪区公所当警察的刘登营等人交上了朋友。在互相帮助的口号下，我们一起在阴平结拜了仁兄弟，公推潘存慈为大哥。这就为在伪军中间开展工作打开了通道，可以及时掌握周营、古邵据点的敌方情况。其后，通过马景标送往县委的情报，有些就是从伪军朋友中获得的。
遇险
1941年9月，县委通知我到县委开三天会，这可难住了。我回老家后，曾秘密回县委两次，来回七√＼十里，当天办完事立即返回，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这次要离开三、四天，找什么借口呢？我想起有个舅父在贾汪煤矿，便说舅父生了重病，要去贾汪看看，为了应付途中伪军的盘查，我请孙茂均到宁楼伪乡公所写了一个路条。县委和支队部住黄丘套东的旺庄，开完会，正好遇上有敌情。孙振华本想留我多住一天，我怕路条过期引起敌人的猜疑，坚持按期返回。
我从旺庄动身，沿着黄丘套向西过唐庄山口的路走。走出黄丘套，忽然发现前面不远有伪军，我身上还带着县委给张允峙的信，急中生智，便装着解大便，蹲在庄稼地里，把信撕碎埋在土里，并想好了对付伪军的办法，继续起身往前走。一个伪军问：“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新闸子的，到旺庄找先生看病，听说旺庄住了八路，就回来了。"为什么怕八路”“我身上有宁楼乡公所的路条，怕八路说我是坏人。”
“你胡说，为什么跑这么远找医生？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
“我有路条。”
“你是新闸子的，为什么有宁楼乡公所开的路条？”伪军一边问，一边搜我的身子，我随身带的零用钱被拿走了。看来伪军还不相信，把我带到庄子里，报告了一个象是当官的，那家伙看了看我说道：“宁楼乡公所的到旺庄干什么？八路的侦察员身上都带一些假证明，把他带到涧头集再说。”我一再说好话，伪军还是不放我。我想，跟他走就走吧！只要他们拿不到什么证据，就安不上罪名。我被伪军押着来到了涧头集伪军营房。营房门口有间房子，里边有个50多岁的老头，好象看门的传达。伪军把我关在那间房里，让老头看着。营房门口还站着岗。到了下午4点多钟，一个伪军来向我说：“可以取保释放。”我正愁着找人取保，突然看到父亲来到了。我一见爹就问：“爹，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爹说：_你姐夫小景义到家对我说，忠琪到贾汪去怎么走到黄丘套叫‘龙瓜屋子’的人查到了，把你带到涧头集，叫我赶紧来涧头集看看。”那个老头看来是个心地善良的老实人，对我父子说：“这边跟宁楼乡公所打了电话，回话说有你这个人。什么取保，是要给他们送东西，你们不破费一点，不会让你好好出去的。”父亲听到这里，完全明白了，不花点钱，就是取了保，他又会节外生枝找麻烦的。可是父亲身上也没多余的钱，怎么办呢，那个老头提醒我们说。“涧头集有亲戚熟人吗？先借借。”我想起了有个叫贺世谋的熟人，在涧头集开中药铺。于是我便让父亲去找贺世谋，请他帮忙保释并借点钱买两条好烟两瓶好酒送伪军队长。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办完保释的事。我不想让父亲再走夜路，便在贺世谋的药铺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吃罢早饭才启程回阴平。
阴平镇好多人知道我被汉奸“龙瓜屋子”逮捕了，怎么才能说清楚呢？我想好了对词。回到阴平后孙茂均和小景义问我：“你到贾汪去看舅舅，怎么走到黄丘套去呢？那是八路军运河支队活动的地方嘛！”我不慌不忙地解释说：“乡公所开的路条规定了期限，我回来那天碰上贾汪的日本人和矿警队出发扫荡，我怕碰上打仗，枪子儿不认人啊l因此绕道走了黄丘套西头逯家荒，然后再往北走，谁知涧头集龙瓜屋子的人出发至黄丘套扫荡，被他们查住了，花了钱送了礼，才放我走的。”小景义和孙茂均异口同声说：“忠琪呀，你这人太死心眼了，既然发生了情况，你就晚一天回来嘛”“我不是怕路条过了期，乡公所找麻烦吗I"万幸，万幸，没出大事，安稳地回来了，花点钱算什么，没受罪就好，以后不要太死心眼了，乡公所有什么事，我们替你说说，保管没事。”就这么一讲，都信以为真。其他人也不再谈这件事了。
断敌通讯线路
9月中旬，阴平附近各据点的伪军又集中配合日本人出发扫荡去了，我和区委的另外两个同志商量，搞一次象征性的破坏活动，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从宁楼乡公所到古邵据点的电话线路，都是木头杆，比较容易破坏，我们决定在秋庄西到重庄南的一段，这里离宁楼、古邵都比较远，离我们工作活动地区也比较远，搞点破坏活动，可以避免敌人的怀疑。
一天深夜，天气不凉不热。我和孙景德带了斧子锯子来到约定的集合地点——阴平东三里石燕窝东南的山坡上，其他人还未来。满山坡一片寂静，我俩坐在一块石头上，隐隐约约听到从东南方向来了一个人，他们发出了暗号，来人是谢学美等三人。我们汇合以后，带着工具一齐到预定地点，分两组开始了行动。个把钟头的时间，弄断了七根电线杆子和铁丝线。任务顺利完成了，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阴平镇就传开了八路军运河支队破坏电线杆的事，有人还说得活龙活现，八路军从什么地方过了运河，来了多少多少人，运河支队是配合老八路出山的，等等。褚思明、李德业几天后也反映，伪军士兵中流传着八路会回来，不能得罪八路军，当汉奸不要干坏事的说法。没想到一次小小的行动，收到了大效果，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
组建武装
我离开部队回到阴平后，在县委的领导下，工作干得有声有色。阴平周围党的基层组织得到恢复和加强。1942年的3月前后的一天上午，宁楼伪乡长的护兵李德业，急急忙忙地跑到我家，见我不在家，就对我母亲说：“三婶子，跟你说个急事，赶忙告诉忠琪哥注意，刚才临城跟宁楼来电话说，临城的特务在今天上午要来阴平，干什么没有说。”送走李德业不一会，我便到了家，母亲便把刚才李德业讲的话，原本地跟我说了。我想，在我回阴平以来，临城的特务从没有来过，如今突然要来阴平，必定没有好事，不管怎样，暂时躲开是上策。我向母亲说：“我到四山顶上躲躲，不管什么人找我，你就说不知道。”说完，便匆忙离开了家，急步走上四山顶。
天近正午时，张家干和另外三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我家。我的母亲认得张家干，听忠琪说过，这人原是县委的政治交通。如今神气了，一看打扮就知他不是好东西。张家干问：“你儿子到哪里去了？“不知道。“你儿通八路，你知道吗”“我儿是老实人，成天在杂货店干活，他通什么八路。”他通八路我晓得，过去我们在一块，我来过你们家几趟。”我认得你，你不是说你是庄户人，跟我儿是朋友吗？”把张家干弄得很尬尴，无语可答，只好说“忠琪来后让他到临城走一趟。”四个特务在各屋搜了一个遍，磨蹭了一个多小时，找不到我就把我的大哥拉走了。
天黑以后我回到家里，听到家里人的诉说，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大哥被敌人抓到临城，全家人都很着急。特别是大嫂担心丈夫在特务机关受罪，急着问我怎么办。我心里想得更多。张家干，跟临城的特务一道来，这个家伙肯定是叛变投敌了，自己区委书记的身份肯定被特务机关掌握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用什么办法救出自己的哥哥。眼前只好先安慰嫂子几句：“嫂嫂，特务是来抓我的，把大哥抓去，看来是想弄钱，那好办。我明天托人花钱把大哥保出来。”第二天，在小景义的帮助下，花了一些钱，把大哥保释回家了。但我在阴平是呆不下去了，只好在同志家里隐蔽了半个月，便回到县委。经过研究，县委毅然决定让我拿起枪杆子，在敌区打游击。这年4月，我和谢学举、姚兴华等几个同志在石头楼套组织起文峰游击小组，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敌占区为游击区的武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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