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军进行秋季大扫荡后，运北地区被敌人四面封锁。铁路和运河渡口全都被敌人严密控制着，运北境内的文堆、古邵、曹庄、阴平、周营、宁楼、金寺、南常、牛山后、六里石、万年闸、西棠阴、庙山、南石沟、西石沟、原山、永安等村镇，都设有敌人的据点。方圆百里内十里就设一个据点，五里设一个乡公所、村村设保。日伪军还经常出来“扫荡”，汉奸密探也极为猖狂。我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有的自首叛变，有的藏在家里再也不敢工作。我运河支队在这儿站不住脚了。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日子里，峄县县委多次派组织部长张允峙、宣传部长朱奇民秘密进入运北，一边整顿党的秘密组织，一边进行调查研究。1942年春，县委对运北形势进行了多次分析，认为要扭转运北的抗日形势，必须有一支少而精，跟人民群众有血肉联系、熟悉敌情，地形的武装在这里坚持活动。那么派谁来完成这一任务呢？
经过反复研究，县委最后决定，把这个担子交给我。任务是在运北地区建立一支游击队，以石头楼山套为根据地，开展工作，逐步变敌一面政权为两面政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
我从1942年4月在家乡阴平暴露区委书记身份之后，便被迫放弃地下工作、重新拿起枪杆子，和谢学举、姚兴华、张连营一起，在运北拉游击队，同敌人武装进行斗争。这次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四人首先组成一个游击小组，插入运北秘密活动，昼伏夜出。不到三个月，游击小组就发展到12个人，并以石头楼山套的主峰文峰山（又名尖山子）为名，正式命名为“文峰游击队”。
在这之前，打入古邵据点当了伪军中队长的共产党员赵仁义，想举行起义，把队伍拉出来。县委同意了他的意见，派郑仁东以卖油为掩护，负责跟他联系。但由于组织不严密，走露了风声，被孙茂墀发觉，当即逮捕了齐风池和其他四位同志。在峄城日军宪兵队，他们受尽酷刑，宁死不屈，被杀害在峄城西关帝庙前。这五位同志临刑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震撼了峄城沙河两岸。
1942年的5月，赵仁义等同志又秘密组织了第二次起义。他同严允厚、郝炳章、孙茂一、郝锦谋、郝常胜等人借故到古邵后街喝羊肉汤，在铺子里研究了起义计划，接着把队伍拉出据点。严允厚带领20多人迅速进到古邵街里，打了伪区公所，缴了伪军一个小队的枪。此后，起义队伍开到黄丘山套，经过整顿，留下有抗日要求的30多人，和文峰游击队合编为文峰游击大队，赵仁义任大队长。后赵仁义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红军干部李明和接任了他的工作。
就在青纱帐起的8月，在文峰游击队的活动地区，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了：一天，伪区长兼“新民会”会长、韩庄据点的铁杆汉奸张来余，突然带着伪军队伍恶狼似地扑向石头楼山套的小村庄老汪涯，捉走了我地下党支部书记李季良。又一天，一队伪军又突然包围了石头楼，捉走了经常给我们游击队送情报的革命群众孙成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地下党员和许多革命群众被张来余捉了去。孙成竹惨遭杀害，其余的被送往东北给日本人当劳工。
文峰游击队的干部战士看到这种情况都议论纷纷？奇怪，自从运北成为敌占区以来，我幸存的地下党组织活动异常小心，可是汉奸张来余提起人来连问都不问，突然而至，捉住就走，而且一捉一个准，就象我们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身上贴着标签似的，是怎么回事？同志们都急得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忿忿痛骂张来余，表示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
眼看革命遭受损失，我和张允峙更是乱箭穿心，但表面上却异常冷静。我们经过多方调查，得出了结论：是敌人暗探在起的作用。
果然不出所料。一天，二郎庙地下党支部书记孙景龙向区委汇报：二郎庙的孙景五是张来余的暗探。
孙景五是何人？运北地区伪化以前，他经常挑着担子往返于韩庄和徐州之间做买卖，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并且与张来余早有来往。为了赚钱，这个家伙表面上一副矣脸，逢人点头哈腰，地区“伪化”以后，常到韩庄去，每去一趟，第二天非出事不可。经过对孙景五的严密监视，终于弄清了这家伙去韩庄的目的。原来，孙景五是向张来余告密的
“敲掉他I”区委立即做出了决定。
一天清晨，我们得到情报，孙景五又要去韩庄告密，便偷偷埋伏在韩庄东南铁路旁边的高粱地里。这儿是他去韩庄的必经之路。消灭一个小小的孙景五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呢？这是因为地下党和文峰游击队是秘密活动的，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暴露目标，以免引起敌人的残酷报复。区委决定在离韩庄据点较近的地方，以“劫路”的方式除掉孙景五，造成假象，迷惑敌人。
从清晨一直等到10点钟，还不见孙景五的踪影。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浑身冒汗。张敬富骂了起来：“妈的，孙景五，你让我们晒了日头我决不轻饶你J”
约摸11点钟，只见从东南的路上过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罗锅着腰，象个大虾米。那张黄烧纸般的脸越来看得越清，正是孙景五。我一推张敬富，他一个箭步窜向孙景五。孙见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大汉，惊得张开大嘴叫不出声来，两手不由自主地向头上举起。张敬富乘机抓住了他的右手的四个指头，往下一按，孙景五“哎哟”一声跪到地上。张敬富身高力大，又在鲁南军区保卫科学过擒拿，捉汉奸是个行家。
“孙景五，抬起头来！”我厉声喝道。
孙景五一看是我，便象捣蒜一样向我磕头，连喊“饶命”。我冷笑一声说道：“你这个黑了心的坏蛋，知道出卖乡亲的罪行吗？今天我们是替那些被你出卖了的同志向你要命来了。”说完，把盒子枪对准孙景五的后脑勺开了枪。这个罪大恶极的敌伪暗探，一头栽到地上不动了。
在运河北岸敌占区内土匪多如牛毛。其中势力较大的有一股以孙晋绪为首的土匪队伍，对外也挂起游击队的招牌。孙晋绪手下虽然只有12个人，但人人有枪。他们活动在曹庄一带。这伙土匪所到之处，打家劫舍，谋财害命，奸淫掠夺，并勾结日伪无恶不作。谁有钱就绑谁的票，并美其名日“捉汉奸”。孙晋绪还勾结小潘楼尼姑庵里的尼姑，专欺压、诱奸因为不育而到尼姑庵里烧香的妇女。人们一提起孙晋绪，无不恨得咬牙切齿。为了扫除抗日的绊脚石，夺取武器，武装自己，文峰游击队决定。消灭孙晋绪这股土匪。
一开始，文峰游击队先主动同孙晋绪的队伍接近，有时还同他们在一个村子里宿营。和孙晋绪一齐赌钱，借以麻痹敌人，渐渐打消了他的疑虑。两支队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常以兄弟相称。张允峙和我一看时机成熟，就决定动手。
这时已是初冬时节，天气乍冷，庄户人穿上了小棉袄。一天晚上，运河北岸靳庄的老百姓早已关门闭户，全村一片寂静，只有村子北面的一间地屋子里，有四个人正在吆二喝三地打着麻将。方桌东面是土匪游击队长孙晋绪，西面是我，南面是孙晋绪的副官，北面是文峰游击大队副政委兼二队指导员张允峙。此时四人牌兴正浓，下面该我出牌了，我呼地从凳子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牌一推，嚷道：“好，满贯l兄弟，拿钱吧！”“嬉嬉，拿就拿，没说的。”坐在桌子北面的张允峙输了钱不觉懊悔，反而嘻嘻地笑着，把几张钞票扔到我面前。
孙晋绪也无可奈何地把几张票子一扔，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妈的，今晚该我倒霉，输了三盘了，都输在‘清一色’上”。
我哈哈大笑道：“孙大队长，‘清一色’，好呵，你我两支兵马都混在一起，不是混一色吗？”
孙晋绪一面心急火燎地洗着牌，一面嚷道：“兄弟，别这么心狠，让老孙开一和I”
我说：今天晚上呵！我看你就别想开和啦！”
“好！这可是你说的，来，二圈上头，我坐桩。”孙晋绪哗啦啦地洗好了牌，只听屋门外有人咳嗽了一声。随着这声咳嗽，我和张允峙“唰”地一下从腰里掏出了短枪，一支枪指住一个 “赌友”，厉声喝道：“不许动l”
还没等孙晋绪和他的副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门外早已窜进来一个青年人，抓住孙晋绪的两只胳膊，往上一掀，孙晋绪疼得“哎哟哎哟”乱叫，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腰里的枪也被这个青年人下了。这青年不是别人，正是张敬富。他是在屋外担任联络工作的，刚才的咳嗽就是他发出的。
孙晋绪跪在地上想：怎么好好的赌友，一下子就翻脸不认人了呢？他抬起头来看了看张允峙和我，可怜巴巴地问：“兄弟，你们这是怎么啦？”我说道：“兄弟，现在我明白告诉你吧，我们是八路军文峰游击队，今天奉共产党峄县县委的命令，缴你们这伙土匪的枪来了l”
孙晋绪一听，就象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地上。
张敬富向张允峙和我说：“一队队长严允厚已经带队伍把这伙土匪包围了，只等孙晋绪命令队伍缴枪了。”
我用二把匣子点着孙晋绪的脑袋说：“走！命令你的人乖乖地缴枪，要不然就马上放倒你J”
孙晋绪连声答应：“是、是、是！”
就这样，孙晋绪的队伍老老实实地缴了枪。好家伙，12支步枪，两支驳壳枪。这对我们的游击队来说，是多么辉煌的战果！
经过教育训话以后，游击队把孙晋绪手下的人全部释放，只留下罪魁祸首孙晋绪。第二天晚上，在文峰游击队的行军途中，随着一声枪响，土匪头子孙晋绪应声倒地，这支危害人民，破坏抗战的土匪队伍被彻底消灭了。
经过半年的斗争，文峰游击队在运北地区站住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建立了抗日政权机构——运北办事处。
1942年的初冬，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运北工委书记刘亦夫同志兼任文峰游击队的政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大队的建制下分设了两个队。我们以战斗的姿态，迎接更加严峻的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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