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大地回暖，万绿竞发。尽管时有阵阵寒流袭来，我们运河支队根据地却是春意盎然，一片生机。
一天，运河支队隐蔽医疗所的驻地南许阳村，喜气洋洋，笑声阵阵。医疗所的负责同志，医护人员，还有驻地的群众，正在和十几个身着崭新的衣帽、精神饱满、身体康壮的青壮年依依握别。是欢送痊愈的战士归队吗？不象，是送亲人上前线参战吗？也不象。言谈之中，听口音他们不是本地人。那么，从咱们医疗所走出的是什么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一天早上几个孩子气喘吁吁地跑进医疗所里，叫道：“叔叔，快去看，村外来了一些要饭的。”那个嚷：“他们样子可吓人呢，鬼似的。”同志们一听，不由警觉起来：现在形势挺紧张敌人扫荡频繁，会不会是敌人派来的探子呢？当时负责医疗所工作的郭国祥，他和同志们一商量，决定先派个人去看看。
卫生员刘健、米德元在孩子们带领下到了村南。只见一群衣着褴褛的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也有的拄着树枝站在那里，七零八落。他们头发蓬散，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浮肿的眼皮微动着，眼睛里没有一点光彩。一看就知道是染上了回归热的病人。刘健，小米都禁不住倒吸一凉气：这些人怎么能变成这样？
小米回去报告了，刘健热情地迎上去，让他们全坐下来，然后，细细地询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落得这个样子。这些人说话断断续续，含混不清，刘健好不容易才弄清他们是冀中人，1942年日军大扫荡，被抓到徐州、贾汪做了劳工，折磨得不能干活了，被赶了出来。
一会儿，国祥带领同志们赶来了，这么多人，对于一个总共不到十个人医疗所能收得下吗？医疗所条件差，眼下又收了部队的伤病员十人，药品更不用说，伤员伤口上涂的是猪大油掺凡士林，消毒用煮过的食盐水。而住的呢？是在群众让出的房子里，好的睡门板，大多数是干草地铺。同志们议论纷纷。国祥手一挥：“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咱们的阶级兄弟，敌人把他们弄成这样，咱们不管谁管？”同志们一听，二话没说，扶的扶，拉的拉，把难民接进村里。国祥一边吩咐炊事员张景玉同志准备饭，一边去北许阳村支队部驻地向上级汇报。
支队副政委童邱龙同志听了国祥的报告，沉思着问道：“老郭，你看怎么办？”国祥立即回答：“我主张收留他们，尽我们的力量为他们治疗。”童副政委表示赞同：“对，应该收。救命如救火，我们不但要收，还要尽可能让他们吃好、住好、治疗好。”接着他又跟纪华政委商量，决定马上把难民安顿下来，需要什么找供给科长程泮芹同志帮助解决。
意外的事往往让人猝不及防。国祥刚迈进自己的住所，就见小米神色不安地迎上来。“快，出事了。两个难民饭后突然死亡。”怎么回事？”国祥忙问。“同志们为死者做了仔细检查。原来由于常年吃不饱，胃功能已经极度低下；一连几天没有吃东西，饥饿感太强，猛然吃得太多，加上吃的是干煎饼，胃蠕动停止，造成死亡。”
在意外事故面前，正忙得团团转的同志们不知所措，大家多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从没见过吃饭吃死人的事，看到难民们一脸喜色，狼吞虎咽地吃饭，心中正高兴呢，怎么会料到能出这样的事。国祥心情也很沉重。他把事故原因向难民做了详尽通俗的解释后，说：“我代表医疗所的同志向老乡们检讨。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造成了老乡的死亡，我们应当负责任”难民们紧张不安的心情放松了，情绪稳定下来了。国祥同志又亲自把事故向支队首长作了汇报。童副政委说：“意外事故的结果是严重的，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但大家都没有经验也是事实。同志们承担责任的态度是好的，我们不能原谅自己，要向老乡们讲明白，妥善处理这次事故。同时，提醒同志们，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国祥回到所里，传达了支队首长的指示，再次向难民们道歉，并征求他们对死者的处理意见。难民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知道自己找到了共产党的军队，有救了，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面对同伴的突然死亡，他们说：“俺这伙人修了好福，碰上了救命恩人。你们不知道从徐州来这一路见了多少死尸，野狗吃得都红了眼。他们死了，俺心里不好受，可俺也为他们高兴，他们到底是吃了顿饱饭，比死在路上没人管不知强到那步田地。”
大家一起动手，妥善安葬了死者。又把难民们暂时安排好。然后同志们就分头奔忙起来．国祥吩咐刘健去供给科领布匹，自己去为难民准备住房．我们的伤病员听说这件事后，主动让出了向阳的两间房子。大家东家一抱，西家一捆，为难民们的地铺换上了松软的干草。老炊事员张景玉同志在欧战时曾去法国当过华工，年纪大，经验多。在异国他乡倍受困苦，因而遇到这样的事比别人更加热心。他见难民们头发胡子又脏又长，虱子成串，急忙找来剃头匠为难民们剃头，刮胡子。他的老伴张大嫂是医疗所的敷料员，这时也烧好了洗澡、烫衣服的热水，又召集村里的大嫂们为难民赶缝衣服。
这时候，年轻的医护员们最忙了。刘健领回布匹，又跟赵保和一起为难民们洗起澡来。天气乍暖还寒，难民们只能在屋子里洗，一盆盆水端进来，倒出去，少年老成的小赵不声不响，一刻不停。刘健却正相反，能说爱笑，活泼机灵，他手不停嘴也不停，一边跟难民们拉家常，一边为他们洗脚擦背。难民们看着小赵憨厚的笑脸，听着刘健诙谐的说笑声，脸上带了笑容，话也多起来了。
半天功夫，难民们头剃了、澡洗了、衣服换了，加上精神的好转，全象变了个模样。他们在地铺上舒服地躺下来，有的暗暗流出感激的眼泪，有的在低声相互发着感慨，说不尽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恩情。
当时，药品来源极为困难。大部分药品，特别是贵重、常用药品，都是通过内部关系或托与敌占区有联系的商人，从徐州、贾汪弄来的。而敌人对药品封锁极严，很不容易搞到。部队也要用药品，怎么办？童副政委亲自派程泮芹同志想方设法办理药品。
泮芹接到支队首长指示后，立即筹办为难民治疗回归热的药品——六0六针剂。
情况是复杂的。如果派我们的同志打进徐州或者贾汪，一是很困难，又容易发生意外；二来也需要时间，短期内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哪里有既熟悉城里情况，又不致引起敌人怀疑的人呢？泮芹猛地记起住地一个忙时务农、闲时经商的人。他立即找那人商量。直到那人答应办理，才略放下心来。
三、四天后，药果然弄到了，但却少得可怜。按照支队首长的意见，这药首先用以解除难民弟兄的病痛。药品的拮据，也增加了护理的困难。难民们刚到时，大都或轻或重患有回归热病和流行性感冒，但由于机体情况很不好，体温情况反映不出来；随着饮食的改善，情绪好转，机体情况逐渐趋于正常，体温也高了起来。大部分低烧，几个高烧不止。在没有退热药的情况下，医疗所的同志们积极采用物理疗法——用酒精或温水擦浴，配合大量不间断饮水．代替输液降温，给病人水浴降温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因为这往往要连续进行多次才能见效。而高烧病人，头上冷敷，身上湿擦，有时要持续几天。怪不得难民们说：“俺身上这病，光一天几遍洗也够麻烦了。”医疗所的同志既护理伤病员又照顾难民忙得不可开交。小刘、小赵、小米他们好多天都没睡好觉。国祥每夜都起来观察病人情况，了解医疗效果，大家风趣地说：“一鼓作气，连续进攻；除掉疾病，人人高兴。”难民们日见康复，医疗所的同志们却瘦了下来。治疗过程中的特别护理是常有的事。有个姓李的难民，身体状况最差，来时在村外就昏倒了，是同志们把他抬进村的。因此，同志们对他加倍关心，精心护理。刘健他们几个小伙子不分白天黑夜陪他，跟他聊天、解闷。他的回归热病较严重，除了药物、水浴疗法以外，同志们还为他喂饭，端屎端尿。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部队很难吃到细粮。根据支队首长的指示，这些难民的生活与我们的伤病员一样，基本保证一日三餐吃细粮。炊事员张景玉同志细粮精做，可口的饭菜经过护理人员和张大嫂的手，一口口喂下去。老张还怕他们吃不好，经常一遍遍到床前询问病人爱吃什么，想吃什么，千方百计满足病人的要求。老张为病人做当时很难吃到的荷包蛋面条，嘱咐：“这个好消化，多吃点恢复得快。”姓李的难民看着张大嫂亲切的神情，看着老张乐嗬嗬的样子，吃着香喷喷的荷包蛋，眼眶里转动着晶莹的泪花，老是说：“你们的恩情，让我怎么报答才好呢？”
20多天过去了，难民们基本上恢复了健康。十几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开怀地笑着。他们眼睛里神采飞扬，高高的颧骨正在消失，脸上有了红晕，脖子上的青筋也没有了。剃得光光头上，刮得干干净净的嘴唇上，又冒出了齐刷刷黑乎乎的毛茬子，加上一身干净整齐的粗布衣服，使他们更象根据地的人了。
同志们向他们祝贺，使他们想起自己横遭践踏的家乡，想起自己在皮鞭、狼狗的凌辱下为鬼子挖煤、修工路、筑炮楼，造机场的非人生活。看看自己一眨眼的变化，不由得悲喜交集。姓李的那位难民拉着国祥的手说：“日本鬼子把俺活人变了鬼，八路军把俺从鬼变成了人，说啥我也要报这救命之恩呀！”别的难民也七嘴八舌诉说日军在冀中的野兽行径，个个都是声泪俱下。只有在共产党的怀抱中，他们才是堂堂正正，挺起腰杆的中国人。
但是，难民们此刻也更思念着水深火热中的家乡。他们要求重返家园，与亲人相聚，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医疗所的同志深深地理解他们的心情，忙着为他们打点行装，带了干粮，分发了路费，交待清了路上注意的一切，依依不舍地送他们上路。同志们心里明白：这送出的，实际是一批革命的火种，他们会成为人民抗日战争中的中坚力量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医疗所又连续医治了几批难民。这生动的事实，反映了我们革命队伍对人民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反映了我们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鱼水般的关系。这也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