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我的大学生活来只是模糊一团，虽然我曾为幻想所诱，从北跑到南，混过两个大学，但到底也没有弄得一道大学生的招牌。总算起来而仅是混了两年有半。所谓混，自然是和普通许多大学生一样，缴缴费，登登记，选选科，随意上上课，等到一学期终了，再随便考考就完事。可惜这样的舒服生活我竟没有过完，第五个学期没有缴上学费，第六学期的开始，看看缴费还是无力，便被学校当局迫着退了学。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我的流落生活。生活的来源还是和原来一样：求求亲友，刻苦刻苦同事，向各方的小刊物的编者告告苦卖点稿。但总觉生活有些痛快了。因为每一半年间没有了那五六十块钱的教育负担，每一个月只要想法得到七八块钱，就可以过得去了。
象这样叙说起来，在我那两年半间的大学生活自然是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回想的。在我的记忆里，不但是那些教授们的名字和面孔早已忘得无踪无影，甚至连当时所学过的功课科目也记不清楚了。——化过几十块钱买的几种课本和差不多用一毛钱一页换来的几百页甚么甚么讲义也早已七零八散的不知撇在什么地方去。
但还有一件使我赢到现在还时常记起的事，那就是我现在要写的校役老崔——自由表的故事。
在我从北到南转到第二个大学时，入学不久我就注意到了那个在每一课下堂后到教室内去擦黑板的老夫役。他是一个年约五十几岁，头小小的，眼灰灰的，走起路来只看地，听不清平声谈话的矮老人。我最初的注意他，是因为我看他颇有些古怪，脸上老是死板板的，很少有人看见他有过一点笑容，无论谁和他说话，他总是露出不喜欢回答的样子，有时他高兴也许能回答你一句半句，但时常是把头点两下就算完。
在教室外，只要是有过一两个学期历史的学生，无论谁看见他，总常常是提高声音和他这样打趣的：
“老崔，什么时候了？”
“×点××分。”先瞧瞧对方的脸。
“真是老自由表，五分也不差。”笑嬉嬉的看一看自己手上的表。
但这是当他瞧不出破绽来的活。如果他先瞧见你脸上就带着打趣他的意愿，他一定是一声也不对你响。
不久我就知道了他这个诨名的来历了。原来他的职务并不是专管擦黑板，而其实这只是他的副工作，他的重要责任是打钟。据一个旧同学说，他已经干这事情干了十几年，无论阴天下雨，他并用不着看过对计后再去打钟。在他的感觉里，时间仿佛已成了一种固定的东西，太阳的东或西对他也并不是分划午前和午后的绝对现象。昼与夜在他的感觉里只成了二十四等份，每一等份他又分成了六十小等分，他把它们能和摆在眼前的十个手指一样看得清楚分明，不但上下课的钟点打的一分不错，就是随便一个时间也可以说来准确。一切计算时间的钟和表对他是完全失掉意义的。
那一颗惊彻全校的钟，我现在还记得是在一所北楼上一层的西南的角上，并不怎么大，响起来却是惊人。有几次，赶到打钟的时候，我从那所楼下经过，震得耳膜真要麻木几分钟。我想老崔的半聋也许就是这样造成的。有一次，我曾这样提高声音问过他： “老崔，你打钟的时候不觉得耳痛吗？”
“不觉得。”他摇一摇头，一边又把一只耳朵偏给我看。他的耳朵里，我看见有一小团黑棉花塞着。
“不打钟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拿出来？”
“一样，拿出来也听不清人和我低声说话。”“那，你不是真耳聋了吗？”
“唉唉……”他并不停止一步的还是走他的路。
不知道什么缘故，从此我觉得他的样子特别可怜起来。在那一年冬天，他老是穿着一身浅灰的短裤短袄，油腻腻的，一直穿到春暖时候才换了一身露了黄色的黑夹衫。到了夏天，他穿了不知道谁送给他的一身破烂的白制服，身里和袖子都是极不称身的长，再加上他走路时的那种怪样，乍一望见他，真觉得有些可笑。但若再一注意他那死板板的几乎是哭丧着的脸，便不觉又对他生出哀怜来。
最坏的是那一年冬天我无意中发现了他的睡处。那是在那所同一的北楼下的楼梯底下安设着的。那张板床的小，正足以口合他那身躯的长与宽，因为楼梯底下的光线太暗，看不清楚那上面是堆着些七横八烂的什么东西，床底下以及附近堆着些大大小小的扫地用的笤帚耩擦地板用的布刷子、水桶。我的天，这就是一个人的住处吗？
在那个第二年的夏天，我记得是特别多雨。有许多次被雨隔在学校里，不能回到我的寓所去吃午饭。在这时候，我和以外的一些同学总常常把钱给老崔让他代我们买些东西来充饥。他买了回来，老是放在一处让各人去捡取，自然这是最容易使人发生不满意的！时常有一两个人高声对他喊着：
“老崔，太少了！”
“老崔，你买错了！”
他每次都是毫不在意的，用同样的话，连头也不抬的回答说：“少了吗？唉，没法，作小买卖的总是这样。可是他们不是没有良心。那一回，一个担挑子卖泥器的，绳子断了，两头的盆子都摔了个粉碎。难道他的绳子坏了就不知道换一根好的吗？可是买一根新绳子也得要几毛钱，五天也难以赚出来啊！他们就是这样，天天讨巧，天天还是吃苦。先生们买少点怕什么，总算帮了他们。唉，买错了吗？总能制饿啊！……”
“你这个人生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算了吧，住你的嘴！”时常有几个人哄哄的笑一阵。
对着这样光景，当时我总是觉得心里有些不好过。什么是人生哲学呢？什么是社会科学呢?他们嘲弄这个可怜的老夫役说话粗浅!但在我想来，单就这一个分题来讲，他实在比我们的教授还要讲的切实、清楚。一般愚人也许把这个卖泥器的人的灾害比作了倒霉或者是行为的报应，一般有知识的人也许归罪他粗心或者是呆痴，但这个老夫役是拿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思来观察他呢！他在我的心目里，从这时起，成了一个可怜的聪明老人。
一个同样的雨天，但隔在学校的只有我们三个人。老崔给我们买回东西来时，仿佛他的脸上比先前多了点颜色，没等人向他开口，他就发了他原先不曾发过的牢骚；
“知道？中国人学外国人就不行！外国人男人和女人拉手是一种礼，就在一处房子里睡也不要紧。中国人好！一拉手就有了意，一请吃饭就有了情，再一买东西就把父母的遗体卖了！对不对?”
“老崔又讲恋爱问题了。看神气就很好！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当你的自由表吧！”照例的一个穿着漂亮西服的同学用这样的口吻嘲弄了他。
我知道老崔的话也是有为而发。那几天是刚闹了一场轰动全校的婚礼以后，他大约是看不惯我们那位全校顶漂亮的教授和他已有过两个孩子的夫人离了婚，又和我们的校花金皇后结了婚。那位漂亮同学要嘲弄他，也许是恐怕他伤了西服阶级的尊严。但在我却喜欢得到了一个久已想有的机会：
“老崔，”我立刻感到声音太低了，又提高了说：“老崔，你说的并不错。……可是你在这里干了几年了？你一个月多少钱？’“十四年了。我来的时候学校不是这样，只有三所楼，学生也不过一百人。你看，现在真是大了，多了五六所楼，多了这么些学生。哈哈！”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脸上有了点笑容，“真是外国人办学能。我的钱吗，一来的时候是五块钱，以后又长了两回，现在是八块钱。唉唉，饿不死。”
“你家里有什么人，在哪里住？”
“我的女人，三个孩子——大的已二十多岁了，卖青菜。他们就在离这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住。唉唉，没有法，我早就不想干了，年纪大，不能走路，打钟更要费劲。我早想攒下几个钱作点小买卖，只是攒不下。唉唉，真是不得不干，不干就没饭吃。”如果不是他忙着去打扫地板，我们的谈话还不知道会延及到哪里去。在那个时候，我确实为这位可怜的老人想起了一个打算。决心在我的手里一旦有了收入后，要拿一部分给他，帮助他实现他的理想。然而结果这也不过是我的一个空想，在那一个半年内，我的生活始终是闹得四分五裂，哪里还来得及再顾别人。
那一个年头在我真是一个可怕的年头，使我现在回想起来甚至还要心颤。大约那就是民国十五年吧，孙传芳的大刀队在沪宁一带野兽般的凶狠，几乎要把每一个大声说话的青年的头都砍掉，以致使每一家报纸和刊物都不得不收缩起他们的篇幅来，每一个售文卖稿的人都不得不把他的话放在暗地里去；又加上直鲁联军一连几个月在长江南北岸焚掠。使我和我们的家乡全断绝了来往，在经济上陷到孤立无援的境地。那一个暑假以前，我差不多全是依赖着朋友的借助，暑假以内，只有给两家小报纸采访些破烂的小新闻，借以度日。我简直又把可怜的老崔忘掉了。
暑假以后，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勉强的进了学校。但在下课后到教室内去擦黑板的人却换了另一个模样的青年人。这立刻引起了我对老崔的注意，我狂热地找到了另一个正在打扫院子的旧夫役：
“晤，老崔来呢?”
“他不在这里了——学校里嫌他聋，听不清吩咐话，把他打发走了。”他停住了扫帚，果呆的看着我说。
“你知道他又干了什么吗?”
“他什么也没有干，成天在他的家里坐着。一家人只仗着他的大儿子卖青菜。咳！真难说，在这里打了十几年的钟，落了个聋汉，回到家里挨饿！”他大约也起了兔死狐悲的感慨，不觉脸上有了惨容。
我默默地走开了，心里被一团怒火燃烧着。我觉得那个大学像是再没有可爱的地方了。好在不到两个星期，我也因为不能缴学费被学校追着退了学。一年、两年……到现在已经是过了六七个年头，但在我的心境上还时常有这一点旧事存在着：这一块经过了所谓的高等文化机关的榨取，而被抛掷出来的废物现在是怎么样了呢?（完）
一九三三年二月
载《河南民报》副刊三十一至三十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