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去。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五年间，我在济南育英中学读书，深受当时国文教师地下党员王翔千的影响，阅读过由他介绍的一些进步文章，在听他讲课中又不断得到一些有关国内国外革命事迹的启发，我的思想开始接近革命。当时，整个中国是被各种派系的军阀统治着，连年战争不断，苛捐杂税日增，土匪遍地，民不聊生。我对这样的局面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但也看不到出路在哪里。一九二五年春，印度诗人泰戈尔到中国来。他是一个国际和平主义的倡导者。在济南听了他一次演说，知道他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办起了一所材国际和平学院”，专门研究如何实现国际和平的问题。“和平”这两个字对我起了极大的诱导作用，我产生了到“国际和平学院”去留学的念头。恰巧，这年暑假，我的四年制中学就念完了。我的英语学得还不错，可以阅读一般英文书报，还可以翻译点东西，这是我下定决心去的优越条件。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筹划一笔款作路费和学费的问题。又听说在那个学院学习是半工半读，可以生活自给，于是，我去的决心就更大了。
但是，我的父亲不同意我这个打算。第一，一下子拿出几百元钱来给我作路费，这是难以办到的事；第二，到印度去那么远，一去就得几年不能回家，这也是全家人难以容许的事。无奈，我也不愿去升别的大学，就只好呆在家里找职业，心心念念地等待谋划一笔款再去印度，就这样白白过了一年。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二六年的暑假，我看看实在去不成印度了，便考入了奉系军阀直鲁联军合办的济南军需专门学校。打算先学上一年，毕业后在军阀的军队里干它一、二年的军需工作，积累下点钱作路费再到印度去。但事情常常变化得出入意外。这年秋天，因同乡关系，我认识了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的马守愚。当时在他们的学校里设有代销进步文艺书籍的一个小书店，举凡在上海由鲁迅主持的“语丝社”和由郭沫若主持的“创造社”出版的一些进步文艺书籍都能在那里买到。通过马的介绍，我常到那里去买书，有时也邀我的两个知已同学——马超尘和苏蕾生一同去。那时，鲁迅著作和翻译的《呐喊》、《彷徨》、《毁灭》、《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及郭沫若的著作《女神》、《三个叛逆女性》、《落叶》等刚出版，我们买到这些书后如获至宝，几乎都是用整夜的时间来传阅；也常在一起谈论读书体会和认识。因此，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一天一天地亲密起来。
这年年底，马守愚约我到大明湖畔的图书馆去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由他和朱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确立了自己的信仰，找到了我久在徘徊中没有找到的出路，找到了为之奋斗的方向。我这时才认识到泰戈尔的国际和平主义是一种空想的东西，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是没有什么和平可言的，更不可能消灭战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放不平等的各民族，才能解放全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和平。因此，我就毫无留恋地完全抛弃了去印度的想法，立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解放全人类，为解放我们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努力奋斗下去。
我入党后不久，就介绍了马超尘和苏蕾生两人入了党。这时，我们三人建立了一个党的小组。此后，我们又看到了《共产党宣言>和党的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等书刊，使我们的思想觉悟更提高了。
军需学校的学限为一年。学生的待遇很好，顿顿饭四菜一汤，发军服，发津贴，目的是叫学生毕业后好好为他们卖力。按学校规定，毕业生必须到他们的军队里去搞军需工作。就在第二年我们快毕业的时候，我看到了由郭沫若翻译的两本书，一本是俄国屠格涅夫的‘新时代》，一本是日本河上肇著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新时代》这本书是屠格涅夫描写俄国民粹党闱革命的一本很著名的小说。其中有这样的口号：要革命就要到民间去。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我本来就是农村里长大的，所以很愿意去实践这句话，于是我毅然决然地改变了我原先想在城市或军队里干军需的思想。在毕业考试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就找到学校的祝总监，要求把我派回泰安，帮助红枪会头子冯嘉坤搞军需，以便更有效地给他们的军队扩大力量。他欣然同意了我的要求。冯嘉坤是泰安西南乡砖舍镇的一个青红帮头子。他利用红枪会作升官发财的本钱，又利用军阀招兵很困难的机会和山东奉系军阀张宗昌的一个军官拉上了关系。军需学校的祝总监和张宗昌是掖县老乡，他很关心为他们招兵扩军这件事，这是他同意我回泰安的根本原因。这时冯嘉坤已有了几百红枪会人员作资本，驻扎在泰安城北的慈善院内，自称冯司令。
当时，山东省委要求我们各地党组织注意做红枪会的工作，控制这个地方武装组织，以备将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我原打算在冯嘉坤处，借他的名义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并可以通过他来了解军阀的内部情况，暗中安排我们的工作。但去了不到一个月，看到他里边吸收的人员大部分是地痞、流氓、青红帮和一些老兵油子，秩序很混乱，成分很复杂，纯系一伙乌合之众。冯嘉坤本人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除此而外，和他谈什么也谈不进去。而且，他根本不想让我给他当军需，只想让我给他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官。我想，和他在一起瞎搞，还不如自己单独去搞更可靠。所以我就很快离开了他，回到家乡——泰安老九区的东向镇去。
东向镇在泰城西南，距城约六十华里，是一个大村镇，离我的老家北武村很近。我族家的两个兄弟（武明斋、武洛滨）就在东向完小教书。予是我就选定了这个地方作为我的活动基点，暗中宣传共产主义，发展我党党员。
这个镇上有个叫李鹤年的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招到法国去的华工。他是一九二二年在法国里昂入党的老党员。一九二四年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下半年回国，在开滦煤矿搞工运。一九二五年，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失败后，他因～时找不到党的关系，就暂圈山东东向老家，开办了一个“平民饭店”作为掩护职业。我来到东向后，很快就和他取得了联系。发动镇上几家商店和几家土地比较多的人家出钱，以保护镇上的安全为名，办起了二十几入的半脱产的民团。办这民团，主要还是为以后我们摘武装暴动作的一种准备。不久，我就介绍东向小学教员张克明入了党，这样，我们就成立了东向的三人小组（也就是当时的东向党支部）。
这时候，正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不久。
省委派马励明（即马守愚）来我们这里，叫我们发展力量，做好红枪会的工作，以便将来武装暴动。当时泰安的形势与全省一样，军阀割据，土匪四起，苛捐杂税，社会混乱，人心思变。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时机，积极发展我党力量，相继发展了汶口附近魏家庄我小学的同学王挥卿，又发展了六郎坟北边小李庄马励明的师范同学李家菊。另外，我们还在泰安火车站发展了一个叫王麻子的火车司机和另一个铁路工人秦同志。这样，以东向为中心，泰安地区就有了党的四个活动点。
“八一”南昌起义（当时叫暴动）和中央“八·七”会议以后，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党开始大抓农运工作，确立了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路线，号召全党准备举行暴动。我记得是八月中旬期间，省委又派马励明到泰安，传达省委决定，叫我们成立泰安县委，并开会宣布由我任书记、李鹤年任组织委员、李家菊任宣传委员。会上，马讲了全国的形势，叫我们依靠红枪会，准备暴动。因为当时别的公开武装不好搞，只有利用红枪会这种地方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所以，我们曾经发动过当时东向小学校长武明斋亲自办会，出去安坛设教。
九月间，省委曾两次派朱霄同志到泰安视察工作。随后又派马励明同志到泰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传达了省委指示，决定成立泰、莱、新区委。我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莱芜县吕家芹村的一个叫大吕的同志，他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会上，马励明介绍说莱芜也成立县委了，大吕就是县委书记。这次会议成立的泰、莱、新区委，马励明任书记，大吕是莱芜县委书记兼区委组织委员，我是泰安县委书记兼区委宣传委员。据我所知，这就是泰安地区我党最早的组织了。
区委成立后，我们分析了各县的形势，确定把我们的工作重点和中心由东向转移到莱芜去。因为当时莱芜离铁路线较远，交通不便，统治者很少注意，党组织活动比较有利。日镇镇大人多，商业也比较发达，镇上有个三十多人的民团，民团的负责人是一个姓李的地下党员，准备以这支武装为主来发动暴动。另外，这里有个煤矿，我们可以在矿工中发展我党力量。根据这些情况，我们确定莱芜为我们的活动重点和工作的中心地区。
区委成立不久，还是这个月份的一天，我与马励明从泰安的东向出发一同去莱芜布置工作。这次去莱芜，把区委的唯一一部日本产的油印机带去了。我们二人在路上轮换背着，俗话说得好，远路无轻载，越走越累，越背越沉，我们二人身上都出了不少汗。我们当时是多么想有一辆脚踏车呀！可在那个时候，这简直是一种梦想。就这样走了一百多里路在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才赶到了莱芜县的吕家芹村。
大吕家是个破落了的书香人家。看他的房屋都是砖瓦的，屋里的设置也不错，可生活却不富裕。他念过四书五经，说话啦呱，都喜欢引经据典，言谈举止斯斯文文，颇显风雅。他牵强附会地用“枢机”两个字解释了“书记”的重要意义。
在大吕家，他给我们引见了个二十多岁的农民，人很老实，识字不多，对我们也很热情。据大吕介绍，是他的一个近房侄子，刚发展为党员。我们就叫他为小吕。他家里看上去象是个中农成分，人口不多，屋里院里收拾得很整洁。
在吕家芹村佳了一天，主要交谈了些活动情况，中心问题是注意抓武装，准备暴动。之后，我先返回泰安，马励明留在那里多住了几天。这是泰、莱、新区委成立后我们第一次去莱芜。到了十月底，区委在泰山脚下天外村两间小学校的教室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共有七、八人，有我和马励明、李鹤年、王麻子，莱芜县的大吕和小吕，还有新泰县的一个在泰安三中上学的学生。会议的内容，除了由马励明报告了革命形势以外，主要是传达省委抓武装抓暴动的指示。当时对这个问题提得很高、很响。可是当会议开始不久，附近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我们以为暴露了机密，被当地旧政府的军队包围了，一下中断了会议，各自跑散了。我与马励明到村外边观望了一下，才知是驻泰安城的军阀部队在打靶。可是当我们再召集人时，莱芜县的大吕和小吕已经离开泰安城走了。这次会议就这样流了产。
不久，省委派来了一个叫小于的同志，是省委的军事干部。他来的主要任务还是巡察抓武装和暴动的准备工作。他在东向住了几天，我陪他又第二次去莱芜。这次还是先到的吕家芹村。住了一天，第二天就由小吕领我们去雪野。
雪野是口镇北边的一个大村镇。与我们接头的是一位已经头发、胡子斑白了的私塾老先生。据小吕介绍，他也是党员了。我们一见面，他表现得非常热情，用热汤热饭招待了我们。我们谈话也很投机。他非常开朗。当我们说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他说他接受这个主义，拥护这个主义，最初还是受了旧书《周礼》“大同篇”的影响。“大同篇”主要讲的是大同世界，其中这样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艟，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贷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雨不必，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所以他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合理的社会，最终能在全人类中实现的社会。因此，他对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是很大的。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我想，他在莱芜，起码在他的家乡一带一定有很大的影响。
在雪野住了一天，小吕就领我们到了口镇。先是到了小吕一个亲戚家。女主人是小吕的本家姑。在那里住了一夜，为的是等她在煤矿上当矿工的独生子回来。这夜，她儿子没回家。她向我们诉苦说她儿子不听话，常常整夜在外面赌博，不理家务。因此她常为她独生子苦恼。第二天早上，她独生子回家来了。我们对他作了些批评，进行了些教育，但他的反映是麻木的，小吕对这个发展对象很失望。
在小吕这家亲戚家吃过早饭，他又带我们去找在民团里当队长的那个李队长。
李队长接见了我们，接头的第一句话就问：“怎么样？我们的CP（当时共产党的简称和代号）快成功了吗？”这人给我的印象不好，功利思想较严重。从他待人处事来看，既不是实实在在的农民，也不是爽快利落的军人，更不是风度幽雅的文人，而地地道道象个闯江湖的人。问到他的工作，他谈得很空洞，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话。他以丰富的饭菜招待了我们。晚上又带我们到他自己家里住下，谈了些很一般的情况。
我们在莱芜住了几天，视察了这三个地方。据我所知，在这一时期，莱芜就这三个点。至于新泰，那里只有在泰安三中上学的一个学生是我们的联系人。这就是当时泰、莱、新区委成立前后的基本情况。
从这起，直到年底，省委又派了一个叫刘俊才的同志来专门布置暴动。我记得，这时已接近春节，学校也快放寒假了。按阳历算，这已是二八年初。刘俊才来泰安东向，当天晚上就在这里召开了扩大的县委会议。参加会的有七、八人。
在这次会上，刘俊才连形势也没讲，只叫马上暴动。他传达了省委对这次暴动所提的口号：“抗粮抗税，打倒军阀！”他说这次暴动是中央的统一指示，我们全省要紧急行动起来，统一在年关举行武装暴动。这次年关暴动，要全力以赴，把党所抓到的一切力量都要组织进去，决一死战！或成功，或失败，就此一举！他最后又提出了很强硬的要求：“暴动就是一切。暴动就是胜利！”这次暴动会议，开得大家意见纷纷，很不成功。多数人对省委在年关发动暴动持不同意见，认为口号和时机都不适宜。有的说：“抗粮抗税不是时候，不如改在春、秋季节。”那时，军阀政权完粮是一年两期：春天一次纳粮叫上忙，秋天一次叫下忙。不是纳粮的时候，口号无针对性，无鼓舞作用，同时年关群众有个习惯，只要稍微不饿肚子，不十分困难，谁都不愿离开家。所以，这时组织武装暴动，时机不宜。因此会上意见纷纷，争论不休。尽管刘俊才再三强调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但还是有人公开反对，当场甚至有一个同志退席走了。会议只好革革收场。勉强通过了一个决定：“尽可能地执行省委关予发动暴动的指示，能发动多少人算多少人。”结果是泰安地区根本没有发动起来。后来我知道，全省绝大多数地区都没发动起来。就是蒙阴县发动了十几个人带几支枪上了山，但没吃没喝，很快就又散了。后来又听说，烟台地区的个别地方和鲁西南边境清丰县发动起来少数群众但很快也失败了。
现在来看，这次暴动正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所导致。暴动成了暴露，致使我们不少地方的党组织暴露给了敌人，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自此，省委再没有派人来我们泰安地区。我们写信去也没有回音。我们对省委的情况不明。因此在二八年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失去了方向，工作很盲目，稀里糊涂地过了几个月。
到了四月份，国民革命军进入山东。来泰安的一路是原来国共合作时（第一、二次北伐）叶挺所在的第四军。当时叶挺曾用·个独立团的兵力，打垮了军阀几倍于他的军队，取得了很有名的贺胜桥和r泗桥的大胜利。我党对这个军的影响极大，还保持着铁军的名义。住东向的十二师是这个军的主力师，其中不少中下层军官常骂蒋介石背信弃义，叛变革命。就连这个师的师长也是如此。
第四军（尤其是十二师）大多数是广东人和少数湖南人。他们来到北方，对北方的风俗、人情、语言都不懂。十二师政治部的秘书和宣传科的一个科长找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叫我们找几个（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宣传队。
我和李鹤年、张克明碰头商量了下，认为十二师政治部成立寅传队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乘机打入进去了解敌情，还可以借它的方便，等打到济南时，便于在地方上安插我们的人和力餐，找党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利用合法的身份来进行党的工作了。于是，我们三个人都参加了这个寅传队。
第四军驻了没几天就去打济南。我们也随军去了。我记得正是“五一”那天打下的济南市。奉系军阀张宗昌部都很快垮了台。因为第四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打下济南后，蒋介石就马上下命令叫它撤出来到西郊张庄去驻防。城里由其嫡系顾祝同部驻守。
第二天，我就进城去打听省委的消息。按过去规定，我与省委接头的地点是第一师范，接头的入主要是马励明和王宝仁。我先去第一师范一趟，学校里因战乱停课了，学生也不多，都不知道马的下落。我又去找王宝仁，也没找到他。接着就发生了“五．三”惨案。
我亲眼目睹了惨案的情况。总共几百人的日本兵从青岛开来，强占了济南。按当时的情况，十几万国民党大军，对付这么寥寥的入侵者，要全部消灭它，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何况这些日寇极其凶残地杀害了据理力争的外交特派专员蔡公时及我几百名无辜的市民。与此相反，卖国求荣的蒋介石害怕日本鬼子，强令驻城里的国民党大军退出到济南市外，把济南让给了鬼子兵。济南市民真达到了气愤难忍的程度，我就亲眼看到市民们奋起砸死了三个日本人。
蒋介石的国民党真是腐朽可耻极了！他们简直是些民族的败类！
第四军受排挤往回调，先是撤到汶上，后又调到德州。七月间它又调回到了泰安。这时，泰安城里早已被从济南搬迁来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和省政府驻满了。现在又加上第四军，城里城外住了个满满当当。
一天，在街上忽然碰到了在军需学校时的同学兼同志马超尘。他也是刚到这里不久。他告诉我，他在东昌师范学校的一个同学张丕介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宣传部长，他正在托他谋职业，大有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打进去。又过了一天，他去找我，说他从张丕介那里听到消息，我的名字已经被他们知道了，就是不认识我这个人，也不知道我住在哪里。他叫我赶快离开这里。
我听了，立即找到李鹤年、张克明，把这一情况告知了他们。我们三人商量了下，一致认为，如果再在这里就会出危险了，便迅速离开了第四军的十二师。李鹤年先回东向镇老家去。我和张克明到河南开封去，利用一个同学的关系找职业。
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就在这年的下半年，山东省委的原组织部长王复元和王天生等叛党投敌，出卖并导致了省委书记邓恩铭、刘谦初、张金德和省委委员朱霄等许多同志的被捕和牺牲。在泰安地区，就我所知，朱霄（有时他也叫朱晓）是先于我的最早党员。他的原籍是肥城县湖屯人。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入党，一九三一年四月牺牲。
现在我回顾起来，二八年下半年以后，由于省委被破坏，在我们泰安地区，党组织恐怕是很难活动的。后来听李鹤年同志讲，他从那时起，直到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就从未再和省委接上联系，对省委的情况毫不了解。至于马励明的下落和情况，当时也不知道：直到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才听说他于二八年上半年就离开山东到沈阳的东北大学去了。此后，泰安地区的情况因为统治者由简单粗暴的奉系军阀一变而为曾经和我党一度合作过的国民党反动派，肯定我党组织的活动更困难了。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前，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机构内有很多跨党的人，这虽然为我党工作上取得了某些有利条件，但是也埋下了很多分裂的种子，这是我党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
此文叙述1927-1928年武冠英历经历和知道的泰安地区党组织的初建情况。和l953年的《干部历史自传》及1982年的回忆录《从一个角落看一般》前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但因为叙述的情节、侧重、繁简有别，就都收入了本文集。读者可对照阅读。
——编者
（原载一九八二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徂徕烽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