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党在泰安的建设是经过三立三破和恢复发展的艰难曲折过程而前进的。
从时间和沿革过程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1926年夏到1928年夏。这是一个初创时期。经过了相近两年的辛苦工作，在泰安境内先后成立了四个点，在莱芜境内先后成立起来三个点。这个时期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转折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先是坐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胜利，认为革命的成功易如反掌；后又惊慌失措，妄想用轻率的暴动把敌人一扫而空。中心工作是依靠农民中间的红枪会搞暴动。斗争方式不当，阶级意识模糊，党的领导脱离实际；对群众工作不深入，不切实；群众组织涣散，脆弱，经不起阶级敌人的任何冲击。从客观上看，这一个时期的工作，仅仅是在农村知识分子（主要是小学教员）和一部分稍有知识的青年农民中间撤下了一些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为以后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点点滴滴的有利条件。
第二个时期是从1931年夏到1933年夏。这是一个再创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广大人民群众受了“九一八”事变的刺激，抗日情绪逐渐高涨，对于我党的抗日主张衷心拥护，热烈响应。但因党的领导并未真正接受前一个时期的经验教训，阶级意识似有若无；斗争方向似是丽非；分不清真正的敌人和朋友；不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进行合法的斗争：不知道积蓄自己的力量，待机而动；只想呼之即来，一蹴而就；为了冒险取得一时一地哪怕是为时极短的小胜利，不惜付出全部代价。党的左倾路线，在这种形势掩护下，越发展越严重；党内不得人心的错误行为陆续发生，难以取得及时的暴露和制止。所以在强大而狡猾的敌人面前很容易遭到侵袭，蒙受破坏和损失，甚至陷于暂时的瓦解。泰安的党组织，如同山东各地的党组织一样，都曾前后两次出现过这种暂时崩溃的局面。而且，这两次大破坏的根源如出一辙，都是由原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前为王复元，后为宋鸣时）的叛变投敌而造成。但不管怎样，失败是成功之母，它还是为后来的对敌斗争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在惊涛骇浪中能以绕过暗礁，突破阻力，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第三个时期是从1937年秋到1942年夏。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创和考验时期。党从极其森严和极其残酷的地下（包括敌人的各式各样的监狱）半解放出来，取得了同国民党貌合神离的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爱国人物和各式各样的投机分子甚至坏分子。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在这条路线后面的每一个党的组织和每一个党组织的领导者并不都是不偏不离的。党和党领导的部队发展很快，但总跟不上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的需要。因而在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决不是一帆风顺的事。抗战初期，王明的左倾路线尚未来得及在全党进行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时有出现。在培养和使用党的基层干部上来不及进行深入的思想理论教育，来不及进行真正行之有效的实际考察。在安排和使用干部上常常是听其言而不观其行，因而有时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把善于弄虚作假的人当作积极分子来使用，把言行一致、埋头苦干的同志当作右倾人物和怀疑对象加以排斥。这样，就给党的左倾路线设上了一层难以突破的帐幕，埋下了深沉的祸根。
下面我尽可能把上述三个时期内我所亲自经历的主要事实从我的回忆中追记下来。现在回头看，从这一个角落里似乎可以看到当时我党在全国各白区遭受到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所造成的一个痛苦的缩影。为了探索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源，在本篇结尾处我写出了我的几点体会。
一、初创
到民间去
我是于1927年七月中旬从济南调到泰安的。当时我在济南直鲁联军军需专门学校刚做完了毕业考试。这个学校的学制是一年，全部公费，待遇很好。按规定说，毕业以后，必须安排到他们军阀的部队里去做军需工作，无一例外。我为了要调到泰安做地下党的工作，还费了一番周折。当时在泰安西南乡有一个红枪会的头子名叫冯嘉坤，是一个官迷，他一心想利用红枪会的势力给军阀出一把力，搞到一个官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打入到这一部分地方武装里面去，从中开展工作，掌握起一部分武装来，准备以后搞暴动。我找了军需学校的校长和总监，借口帮助冯嘉坤为他们扩军的办法，要求把我派到那里去给冯嘉坤当军需人员。因为当时军阀部队的名声很坏，招兵很困难；他们很需要能找到一个可以陆续不断的兵源。这样，我一说就成了。
当时，从我的思想上说，这也正适合了我要“到民间去”的要求。我的党龄并不长，我是在1926年冬由马守愚和朱霄介绍入党的。我和马守愚是泰安同乡，和朱霄是中学时期的同学。我入党以后不久，我在军需学校的同学中又发展了，两个党员（马超尘、苏蕾生），我们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我们三个人都是喜欢新文学的。新文学在当时也叫“普罗”文学。我们三个人都是先从新文学的爱好开始接近到马克思主义的。当时的济南师范（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内部设有一个不公开的小书店，举凡由上海当时的北新书店和创造社出版的一些新文学书籍都可以在那里买到。我们三个人每月都有学校发给的二元津贴，一到星期天，我们就到那里去选购。我们在那里买到了鲁迅著译的《呐喊》、《彷徨》、《出了象牙之塔》、《苦闷的象征》、《溃灭》，郭沫若著译的《女神》、《落叶》、《三个叛逆的女性》、《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新时代》等书。这些书对我们的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党的文件和书刊当时能见到的很少。文件不但少而且都很简单，一个文件只能简单地说明一个事情。书只有《共产党宣言》一本，而且找不到人给我们做讲解，从今天的思想水平看，当时对这本书只能是一知半解。《中国青年》和《响导》虽然也能看到，但从那上面也找不到比较系统的革命知识。我的“到民间去’’的思想就是从‘新时代》这本书里感受出来的。那个时候在城市没有多少工人工作可做，我也不大相信在旧军阀军队里的那些老兵油子中能做出多少革命的成绩来。我认为雄厚的革命阵地还是在农村，所以我就很容易接受了《新时代》这本书里“到民间去一这个口号。我从法捷耶夫的《溃灭》里也得到了同样的信念。
如此形势
我在冯嘉坤的所谓统颁司令部里待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就感觉到了大失所望。冯嘉坤的司令部设在泰安城北山坡上当时叫慈善院的一所房子里。他和他的部下的费用和给养只能以“防匪”的名义向比较大的商人和富户借用。嗜财如命的军阀政客根本就舍不得拿钱来供养他们。冯嘉坤这个人本来是一个青帮的小头头，善于投机取巧、营私舞弊，除了升官发财一类的话以外，什么话也不想听。我和他谈过几次关于如何从长久打算、爱国爱民，除暴安良的话，他根本就听不到耳朵里去。他所想的和所要听的，是如何发一笔财，如何用钱去买一个官，以后如何再进一步发大财，成立自己的大家业。他的部下几乎也全是这一类人物，大多数都是青帮出身，还有不少地痞流氓也寄附在这里边。更重要的是他不相信我，他不让我给他搞军需，‘他只让我给他当一名有名无实的法官，而实际上就是叫我来替他处理一些土匪案子。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大问题。旧军阀统治的唯一目的是发财致富，到了该下台的时候就到天津或上海的外国租界里去做安乐富翁。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首先是苛捐杂税，包赌纵毒，横征暴敛，然后是配合奸商做投机买卖，放高利贷，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特有的封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这就必然很快造成了土匪遍地、民不聊生的局面。单从农村里看，真正的地主和富户并不怕土匪的扰害。他们有自己的土围子，有自己的护院家丁；有的甚至直接和土匪头子勾结在一起当窝主。最苦的是小康之家的中农和富裕中农，他们对土匪无力抵抗，只有束手被绑，倾家荡产。因而社会的两极分化很快。再加上军阀们连年不断内战，每一次战争出现，败兵携枪而逃，流为匪盗，更进而加剧了社会的混乱。广大农民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组织红枪会来自救自卫。这就是红枪会所以普遍兴起的根本原因。可想而知，在这种形势下，土匪问题靠刑法是解决不了的。在兵匪不分和民匪难分的情况下，法官这个任务对于我意味着自投罗网，只要插进脚去，就很难摆脱出来。看得很清楚，冯嘉坤这个局面是不会支持多久的。他收容起来的这么多社会渣滓，他自己也感觉到没有办法，这是他自己也无法摆脱的命运。我干脆向他告辞，下决心离开那里。
在我调回泰安之前，这个县里已有一点基础。在大汶口镇附近的卫驾庄已有了一个以王挥卿同志负责的支部，这是在1926年初夏从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由马励明（即马守愚）介绍成立起来的一个组织。不过，到了1927年下半年为了抓武装搞暴动，这个支部里的几个同志就利用个别关系都去参加了奉系军阀张宗昌在济南附近张庄成立的军官学校，只留下一个薛德珍同志在那一带活动。在老九区的中心东向镇，也有了一个单独的同志在那里活动。他就是在1925年秋在唐山开滦煤矿搞罢工失败从天津逃回家来的李鹤年同志。再早，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从中国招到法国去的华工。1922年他在法国里昂参加了旅欧的中国共产党。1923年下半年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上半年回国，分派他到开滦煤矿搞工运。秋天罢工失败，在天津找不到组织，逃回家避难。但他也并未忘掉革命，躺倒不千。他在自己的家里开起来一间规模很小的平民饭店，从而作为掩护，便于开展革命活动。此外，他还和那街上的几家商店和比较种地多的几家富户商量，由他们出钱出枪办起了二十多个人的半脱产的自卫团，准备以此为基础开展将来的武装革命。此外，还有一个更好的条件，在这里的区立东向镇小学里三个教员都是我小学时期的同学，其中有两个是我族间的弟兄（武明斋、武洛滨），他们两个都是济南师范二部毕业的学生。另一个教员张克明，是曲阜师范毕业的学生。他们的思想都比较进步。很快我就介绍张克明入了党。我的两个族间弟兄都表示愿意跟随着共产党活动，但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列在组织名单里去。有一位东向东庄小学的教员初正西的态度也是如此。以后这样的同路人和同情者逐渐多起来，他们都能比较积极地参加活动，为党作宣传，但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列在名单上担风险。这种情况在当时说是很容易理解的。旧军阀的统治简单粗暴，他们把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一律称为赤化分子，只要抓到手里，不论人证物证是假是真，都一律执行枪决。这和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威迫利诱、软硬兼施的白色恐怖统治是迥然不同的。1927年上半年在济南，有一位在地下市委工作的同志，白天正在他自己的住处写钢板，查户口的警察忽然闯进去，他误认为自己已暴露了目标，警察是直接去抓他的，在惊慌失措中引起了警察的怀疑，一经检查，就发现了他抽厩里有正在刻印的文件，就这样被敌人送上了断头台。
旧军阀这种简单粗暴的统治方式，有时用硬闯的方法就可以对付过去，就在上述事件发生以后不久的时间内，我们在济南军需学校的马超尘同志就很成功的用硬闯的方法对付过去了一场可怕的灾难。这个学校的教育长张寰超是留日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军官，他很注意学生们的功课，禁止学生阅读课外书籍，每逢星期天学生外出时，他常常带一两个随从到教室的书桌下和书橱里搜查不许看的闲书。有一个星期天，他把我们合买的一本由日本河上肇著、郭沫若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从马超尘同志的书桌底下的网兜里搜去了。中午回来发觉以后，我们三个人都感到很紧张。我们马上研究了一下，决定趁张寰超还来不及细看这本书的内容，由马超尘同志自己去冒险找他要回这本书，理由是这本书刚从商务印书馆里买来，一章还没有看，不知道里面讲的是日本的什么问题。马超尘同志很奋勇地担当起这个危险的任务，他认为这个危险是他无法逃避的，只有用这种危险的办法去探一下这个危险的命运。真是侥幸，不到一刻钟他就把这本书带回来了。我们研究了这个事情所以能取得胜利的原因：（一）张寰超是留日军入，对日本人著的书他是尊重的，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河上肇是何许人也，对书的内容他还未来得及看，不知道其究竟：（二）这本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十八开本，布面精装，表面堂皇，不容易被认为是一本阐述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的书；（三）更重要的一点是马超尘同志的勇气和泰然自若，很从容地找上门去，不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铤而走险的革命人物。
把党工作基点暂时安设在这个东向镇小学，还有一个附带的有利条件。这里离我家只华里路程，我可以随时来往，不但我自己不用花钱在外面买饭吃，省委派来的人也可以作为我的同学关系住在我的家里吃饭。我没有社会工作，也没有申请党组织上的生活补助，实际上是完全自费和自告奋勇地来干革命，除了文件和很少的报刊以外，对党没有任何其他要求。都知道，当时党的经费很困难，党员纳的党费很少，只能够作买点纸张文具的宣传印刷费，其他工具如当时最需要的自行车等都难以设想。当时党支部的唯一资产是从济南带去的一部日本产的掘井牌油印机。
泰安县委和泰莱新区委相继成立
形势所迫，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除了卫驾庄和东向镇这两个点之外，到了八月闻又建立了泰安火车站和六郎坟以北的小李庄两个点。泰安火车站这个点是由一个叫王麻子的火车司机和一位姓秦的青年工人负责，后来不久就发展成为四个人的一个支部。小李庄这个点是由济南第一师范二部毕业的学生李家菊负责，当时他的职业是推销美国进口叫作“浸粮种”的一种农药。有了这四个点，省委决定成立泰安县委会，由我任书记，李鹤年任组织委员，李家菊任宣传委员。这个决定是省委派朱霄同志来宣布的。（注）他还在东向镇小学和我的家里住了些日子，做了些指导。我和他是济南育英中学的同学。他比我早入党两年。我们都是当时国文教员王翔千同志的思想传受者，在中学后两年间，听他讲授了不少蔡元培、陈独秀的文章和其他新文学，对我们思想上能引进作用很大。朱霄同志当时已是省委委员，他的工作方法很灵活，他出来活动，有时扮成一个小商人，有时扮成一个学生，有时也扮成一个农民。他和人谈话既恳切又通俗，没有任何浮夸和虚假。在1927年下半年间，他前后到泰安来过三次，对我们的工作帮助很大。可惜这个同志牺牲太早了。他于 1928年冬被叛徒原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出卖，和邓恩铭、纪子瑞等同志同时被捕，隔了二年，在1931年的春天就被国民党杀害了。
九月间又成立了泰莱新区委。省委决定由马守愚任书记，由莱芜县委书记大吕兼任组织委员，我兼任宣传委员。这个区委的成立，使我感到有点空。莱芜当时有了三个点，还算有了点基础。至于新泰县，除了有一个在三中（设在泰安的省立中学）上学的学生是一个发展对象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关系。这只能说是一种好大喜功的浮夸表现。
（注）：其它资料有说是先由马守愚任泰安县委书记，9月泰莱新区委（有说是泰莱县委）成立后，由马守愚任区委（县委）书记，武冠英接任泰安县委（有说是区委）书记的。不知此处是武冠英记忆有误，或是因马守愚当时在济南一师的学业尚未结束同时又担任“一师地下党支部委员”和“共青团济南地委委员”的职务而实际上未能再在泰安县委任职。9月任泰莱新区委书记及去莱芜的一段工作可能是马暂时放下了一师的学业及济南市的党内工作。按下文“敌营窥探三个月”的叙述及其它资料，马守愚其后（二七年来或二八年初）确又回到济南第一师范，并子“二八年上半年去沈阳东北大学”。 ——编者
第一次去莱芜
泰莱新区委成立后，省委决定把工作中心从泰安移至莱芜。这样做的原因是：(一)为了便于开展新泰县的工作，（二）泰安离津浦铁路线太近，一旦发生事变，来不及做准备，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三）莱芜北部山区多，口子镇有一个民团的队长是刚发展的新党员，他手下控制着三十多个人的武装，必要时可作为暴动的主力。省委既然作了这样的决定，马守愚和我就开始行动。我们两个把当时党组织所仅有的一部油印机要从东向镇小学带到莱芜的吕家芹村去。为了争取在一天内走完这一段路程，早上刚一黎明我们就从东向镇小学动身。油印机用一块大包袱皮包着，另外还在上面系了一条较宽的带子，我们两个人交替背着它走。幸而九月的天气已经不太热了。但每走一个钟头的路总还是汗流浃背，身上十分不舒服。我们交谈着不应该这样背它，应该用一根小担子在另头上配点什么东两挑着走，那要比这样好得多。最讨厌的是里边的油滚子和誊写版没有塞结实，一走起路来，它们在里面就吭吭朗朗地响。在路上遇见行人，就问我们这是背的一个什么怪东西？我们还不断交谈着这样一个希望，不久以后可以从省委那里领得一辆自行车。
天黑以后我们才赶到吕家芹村。大吕同志家里的房很宽敞，屋里的设备也比较好，有些古色古香的味道。不用问，这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他招待我们吃了饭，又介绍了担任县委组织委员的叫小吕的一个侄子。大吕同志当时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念过多年旧书，谈起话来常常引经据典。他用“枢机”两个字来说明“书记”的重要性。他还向我们叙述了雪野村的那位老朋友的学问如何广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如何热情。他为了介绍他这位老朋友入党曾往雪野去过几次。他这位老朋友在那一带是很有名声的一位老私塾先生，很多人都跟他念过书。在当时说，介绍这么一位老先生加入了共产党，影响是很大的。
第二天在大吕家里开了二个会，由马守愚布置了工作。这个会只有马守愚和我、大吕和小吕四个人参加，实际上也没有另外的人可召集。会后，马守愚到口子镇去活动，我回到泰安。
天外村会议
十月间，在泰山脚下的天外村召开了一次泰莱新区委的扩大会议。这个村有一个学生不多的初级小学，教员是泰安车站王麻子同志的哥哥。据王麻子同志说，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员，但对共产党也有同情，所以能借到这个地方来开会。王麻子同志和我们交谈时常批评他的哥哥是一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冬烘”先生，他同意共产主义的道德性，但不同意共产党的先治国、平天下而后修身、齐家的莽撞办法。他们弟兄两个常为此吵架。其实，我觉得他这位哥哥是一位很稳健的革命人物，为人谨言慎行，不轻自表示个人的意见，也不随便反对别人的意见。这样的入，在群众中间，是常得到多数人赞成的。后来这个人还是成为我党的一个有力的同路人。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从莱芜来的大吕和小吕，有在三中上学的一个学生，有李鹤年和王麻子，有我和马守愚。小李庄那个李家菊在通知他时说是一定要来，但终于没有到。会议由马守愚主持，会刚一开始，马守愚报告形势讲了几句话，忽然就听到村东北面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枪声。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出现了惊惶的神态，没有来得及等宣布体会，就四散奔逃了。我和马守愚、李鹤年三个人最后离开会场。还是李鹤年同志较沉得住气，他说枪声的距离至少有两三里路，山里有回音，显得枪声确实特别大，不象是包围我们的。我们到村东头张望了一会，听见枪声确实相当远。问了在附近田地里于活的老乡，才知道这是泰安驻军的一部分兵在山里打靶。及至再寻找逃散的人时，已望不见人影了。我们急忙下山到城东关的一家小店里去找大吕和小吕，店家说，他们两个人刚才回到店里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慌慌张张地牵着驴走了。原来那位大吕同志是从家里骑驴来的。再召集已来不及，这次会议就这样流了产。
第二次去莱芜
十月末，省委派一位叫小于的同志到泰安。这位小于同志在八月间县委成立以后曾来过泰安一次，是传达省委批示和检查县委工作的。在我的家里住了几天，后来因病回到济南去。省委这次派他来是检查这个地区的工作，重点是莱芜。泰安的工作，因为他在八月间来过～次，比较熟悉。至于新泰，还就是在三中上学的一个学生，找他谈了一下，知道在他的县里还没有新的开展。隔了两天，他就约我和他一起去莱芜，当天傍晚，到了吕家芹村，晚上同大吕小吕开了一个会，内容还是抓武装准备搞暴动。第二天一早，小吕带我们两个去雪野。在那里，当时就只有上次大吕介绍的那位私塾老先生（可惜我已忘记了他的姓名）。在他的学屋里学生不多，学生的年龄从七八岁至十七八岁大小都有。这位老同志看光景已有六十岁左右了，须发都已半白。他很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亲手给我们冲茶做饭。我们本来是不打算在那里住宿的，可是他不让我们走，说是晚上还有很多话要谈。
晚上学生都放学回家，学屋里只有我们四个人，一整个晚上，我们几乎全是听他讲述他是如何来信仰共产主义的。他说他从青年起就很喜欢诵读《周礼》里面的“大同篇”，他认为中国早晚总要走大同世界的路。他先前只认为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实在好，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世界才能实现？更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它实现?后来当他昕到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压迫，消灭贫富不平等的阶级，消灭战争，然后才能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他认为这才真是圣人之道，所以信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他还谈到他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他说打倒孔孟的“中庸”之道是对的，它对封建主义确实起了很大的维护作用。但“打倒孔家店”这种说法孰很难得到众人的赞成，这好象是说孔孟之道里没有一句话是对的，都应当完全打倒。他说，难道“学而时习之”也不对？ “民为邦本”也不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不对？“君之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君如寇仇”也不对？（注）当然他们也说了一些混帐的话，譬如孟子说：“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杨子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些话确实要打倒。先不说杨朱的学说怎么样，因为他的学说并没有给后世留下什么书。可是墨子的兼爱交利学说是众所周知的，兼爱就是孔孟之道所提倡的仁，交利就是孔孟之道所提倡的义，这和“大同篇”里所讲的“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又有什么不同呢？回想起我在小学和中学读书的时候，都听当时老师讲过这篇短短的文章，都也曾有过相类似的向往和理解，但都没有象这位私塾老先生理解得这么深，向往得这么远。用我现在的水平来看，这篇仅仅有七十多个字的文章，把它引申起来解说，可以概括近两个世纪以来东方和西欧所有的一切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为了使大多数青年来追求这种理想的世界，我现在把这篇文章抄录在这里。这篇文章原载于《礼记》的“礼运”篇内，原文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两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无论这篇伟大理想的文章是出于周代的末年还是汉代的中期，这都是两千年以前的奇迹了。西欧的乌托邦思想，即便从最早的托马斯、莫尔（十七世纪中期，英国人）为创始人，也仅仅是兰百年以前的事。而且，在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封建社会将要崩溃的时期产生的；而在中国，在奴隶社会开始崩溃或是在刚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就产生了。恩格斯说，科学社会主义是依靠空想社会主义发展起来的，这正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辨证法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样。同样，这正如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评价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等人的评价也是很高的，甚至称他们为“自古迄今最大的智士”。我所以在这里多叙述。这一段往事，并不单是因为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同志当时给我的印象和启发很深刻，还因为以后当我和这样私塾老先生谈论起孔孟之道和共产主义并不完全是相违背的两种道德，他们之间也有一脉相通的地方时，常常引起个别同志（其中以马守愚为代表）对我的嘲笑，认为这些“冬烘”先生完全是封建势力的代言人，和我们是不能并立的。对我的这种嘲笑，有时还和我在入党以前曾信仰过印度诗人太戈尔的国际和平主义的事夹杂在一起，他们说太戈尔是阿Q式的东方哲学代表者。对这种嘲笑，我有时无法抑止住我的反感，难免和他们争论一番。
第二天一早，小吕同志带我们到博山去找他叔伯姐姐家的一个外甥。他这个外甥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煤矿工人，是小吕心目中的党的发展对象。可是我们刚一到那里坐下来不久，小吕的这位姐姐就对他诉起苦来，说他的这个孩子简直是完全把家忘了，一个钱也不往家拿，不光白天不进家，就是夜里也常常是在外边赌博，一赌就是一整夜，输得精光，连身上的衣裳都换不起，说着说着就掉下泪来。我们等了他一个下午，没有见他回来。又等了整整一夜，到早上太阳出来时，才见他象个活鬼一样闯进家来。他一屁股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好象是不知道我们来干什么。还是小吕同志先对他讲的话，先把他母亲的话重复了一遍，接着是对他做了很重的批评。他对批评他的这些话一边听一边打瞌睡，终于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他这位舅舅气得不得了，骂他是一个死狗，是一个混帐东西，声言今后不再理他了。我们三个人都感到大失所望。
匆匆吃过早饭，我们一起到口子镇去找那位民团队长。这位队长是一个直爽的人，但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健一见面的头一句话就是：“我们的CP怎么样，快成功了吧？”对于CP是什么，他似乎懂，也似乎不懂。只好对他做了必要的解说。他招待我们吃的午钣很丰盛。好象是把那个镇上的好菜都要来了。下午我们四个人又一同回到离口子镇还有几华里的他的家里去住。这是为了便于谈话，谈话的主题总还是离不开“准备暴动”。至于如何发动群众的问题，我们那时似乎都不大懂它的重要意义，所以对如何发动群众的办法谁也拿不出什么经验来。莱芜这些地方土匪也闹，但比起泰安来少得多，所以红枪会的组织根本没有。
第二天吃过早饭，小吕同志回他的芹村去，我和小于同志一同回泰安。在泰安车站上住了一夜，次日早上我和小于同志分手，他回济南去，我回县委所在地的东向镇去。这是我和小于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抗战初期，我几次打听过他的消息，有的同志说，他在胶东菜地的一次暴动中牺牲了。
一次很不适当的发动暴动的会议
1928年初，省委又派了一个叫刘俊才的同志来专门布置暴动。我记得，这时已接近旧历年关，学校也快放寒假了。刘俊才来到泰安东向镇，这天晚上就在这里召开了扩大的县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七、八个人。
在这次会上，刘俊才连形势都没讲，一开始就提出要马上暴动。他传达了省委对这次暴动所提的口号：“抗粮抗税，打倒军阀！”他说这次暴动是中央的统一指示，我们全省要紧急行动起来，统一在年关举行武装暴动。这次年关暴动，要全力以赴，把党所抓到的一切力量都要组织进去，决一死战，或成功，或失败，就此一举。他最后又提出了很强硬的要求：“暴动就是一切，暴动就是胜利！”
这次暴动会议，开得很不成功。大家议论纷纷。多数人对省委在年关发动暴动持不同意见，认为口号和时机都不适宜。有的说：“抗粮抗税不是时候， 不如改在春、秋季节。”那时，军阀政权完粮是一年两次：春天一次纳粮叫上忙，秋天一次叫下忙。当时不是纳粮的时候，口号无针对性，无鼓动作用；同时，群众有个习惯，到年关只要稍微不饿肚子不十分困难，谁都不愿离开家。所以，这时组织武装暴动，时机很不适宜。因此，会上意见纷纷，争论不休，尽管刘俊才再三强调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但还是有人公开反对，甚至当场就有一个同志退席走了。会议只好草革收场，勉强通过了一个决定：尽可能地执行省委关于发动暴动的指示，能发动多少人算多少人。结果是泰安地区根本没有发动起来。后来我知道，全省绝大多数的地区都没发动起来，就是蒙阴县发动了十几个人带几支枪上了山，但没吃没喝，很快就又散了。后来又听说，烟台地区的个别地方和鲁西南边境清丰县发动起来少数群众，但很快也失败了。现在看来：这次暴动正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所导致。暴动成了暴露，致使我们不少地方的党组织暴露给敌人，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自此，省委再没有派入来我们泰安地区，我们写信去也没有回音，我们对省委的情况不明。因此，在1928年的头几个月里，我们失去了方向，工作很盲目，稀里糊涂地过了几个月。
敌营窥探三个月
到了四月份，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北伐军进入山东。来泰安的～路是原国共合作时（第一、二次北伐）叶挺所在的第四军。当时叶挺曾用一个独立团的兵力，打败了军阀几倍于他的军队，取得了很有名的贺胜桥和丁泗桥的胜利。我党对这个军的影响很大，直到第三次北伐，还保持着铁军的名义。住东向的十二师是这个军的主力师，其中不少中下层军官常骂蒋介石背信弃义，叛变革命，就连这个师的师长吴奇伟也是如此。
第四军，尤其是第十二师的官兵，大多数是广东人和少数湖南人。他们来到北方，对北方的风俗、人情、语言都不懂。十二师政治部的秘书和宣传科的一个科长找东向镇小学的校长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他找几个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宣传队。我和李鹤年、张克明碰头商量了一下，认为十二师政治部成立宣传队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乘机打入进去了解敌情，还可以借它的方便，等打到济南找到党的关系时，便于在地方上安插我们的人和由此发展我们的力量。这样就更有利于用合法的身份来进行党的工作。于是，我们三个人都参加了这个宣传队。第四军在泰安驻了没几天就去打济南。我们也随军去了。我记得正是“五一”那天打下的济南市。奉系军阀张宗昌部很快垮了台。因为第四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打下济南后，蒋介石就马上下令叫它撤出来到西郊张庄去驻防。城里由其嫡系方振武和顾祝同部驻守。他们这两个部队是从泰山东面绕道到济南的，事实上他们并未接触到敌军的大部，没有打什么大仗；大仗和硬仗都是第四军打的。此外，同第四军这一路前进的还有冯玉祥的一部分骑兵。
第二天，我就进城打听省委的消息。按过去的规定，我与省委接头的地点是第一师范，接头人是马励明和王宝仁。我先去第一师范一趟，学校里因战乱停课了，学生也不多，都不知道马励明的下落。我又去找王宝仁，也没有找到。接着就发生了“五·三”惨案。
我亲眼目睹了惨案的情况。总共几百名日本兵从青岛开来，强占了济南。按当时的情况，国民党十几万大军，对付这么寥寥的入侵者，要全部消灭它，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些日本鬼子极其凶恶残暴地杀害了据理争辨的外交特派专员蔡公时及我几百名无辜的市民。卖国求荣的蒋介石害怕日本鬼子，强令驻城里的国民党军队退出济南，把整个济南市让给了鬼子兵。济南市民真是达到了气愤难忍的程度。我亲眼看到市民们奋起砸死了三个日本人，其中有一个日本妇女和一个几岁的孩子。至于国民党的军队，这时好象是已接到了蒋介石下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没有看到他们还击过一枪。他们一遇到日本兵，就抱头鼠窜。第四军受排挤往回调，先是撤到汶上县，后又调到德州。七月间又调回到了泰安。他们在撤离济南和调离德州时，十二师师长吴奇伟和第四军节长缪培南都曾在师直大会上讲过话，都曾对蒋介石破口大骂，骂他是一个大骗子，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卖国贼。此外，在德州驻军时，我和宣传科的代科长钟×接触比较多，听他讲了不少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笑话。他讲到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变成“三皮主义”（皮靴、皮包、皮武装带），五权宪法变成五金宪法（金戒指、金手表、金牙、金笔、金眼镜）。他还讲到他在武汉时见到的一个可悲情况，有一个管工会的干部坐上一辆人力车去工会开会，因为时间紧促，他朝人力车夫的屁股上踢了一脚，口里还骂着：“老子到工会去开重要会议，如果误了时间，我就要你的命！”他还摩仿着邓演达骂蒋介石的话：“我们抓住他就把他一刀两断！”第四军调回泰安时，泰安城里早已被从济南搬迁来的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驻满了。现在又加上第四军，城里城外住了个满满荡荡。
有一天，我在街上忽然碰到了在军需学校时的同学（也是同志）马超尘。他也是剐到这里不久。他告诉我，他在东昌师范学校的一个同学张丕介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宣传部长，他正在托他谋职业，大有希望，已确定他去东阿县去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他邀我一起打进去，在那里开辟我们自己的工作。又过了几天，他去找我，说他从张丕介那里听到消息，我的名字已经被他们知道了，就是不认识我这个人，也不知道我住在哪里。他叫我赶快离开这里。我听了之后，立即找到李鹤年，张克明，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们。我们三入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如果再在这里就会出危险了，便迅速离开了第四军的十二师。李鹤年先回东向镇老家去。我和张克明到河南开封去，利用一个同学的关系找职业。
党组织的第一次破坏
两年之后，当我在阎冯反蒋战争的混乱中从开封绕道郑州经过北平，又停留在德州达两月之久，然后又到济南我的叔父处停留一个时期，及至回到泰安时已是1930年底的时候了。这时我才知道，就在1928年的下半年，山东省委原组织部长王复元和王天生等叛党投敌，连续出卖了省委书记邓恩铭、刘谦初、张金德和省委委员朱霄等许多同志。使这些同志被捕和牺牲。泰安地区的党组织也因此陷于瓦解状态。造成这种局面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在“四·一二”前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山东省委和济南市委的一部分委员是跨党分子，因而国民党的反动派一到山东，省委和市委的突然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至于马励明（即马守愚，跨党分子）的下落，我当时也不知道；直到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才听到一个留日学生说，他于1928年上半年就离开山东到沈阳东北大学去了。在那里曾一度被捕。后来又去日本留学，不幸在那里闯入日本的醒狮派（日本的托派组织）。从此他循着这条错路走下去，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回顾走过的这段道路，是艰难曲折甚至是方向不明的。其形状好象是在左右倾之间转圈子。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转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质变。当时我们党的地方组织，并不真正了解这一重大交故，因而除了盲目地跟随之外，是没有什么机动和伸缩余地的。要么，就是照样地跟着走：要么就是消极地等待、观望。至于“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那时是完全不知道的。对于后来从无数惨痛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在白区“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那时更是不可能设想到的。促成这一狭隘冒险主义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限制和由此而导致地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长期埋伏下来的反革命野心家的阴谋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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