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冯反蒋战争
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和张克明到了河南开封。经过张克明在曲阜师范的同学刘子章介绍，在财政厅附属小学里当了教员。当时河南是在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之内，环境比较好，革命气氛比较活跃。公务人员（包括小学教员）的生活待遇，一律是每月生活费二十元，每年还供应一套单衣和一套棉衣。他们的部队也是如此。而且部队的生活既紧张又活泼，早上有早起歌，晚上有睡觉歌，吃饭有吃饭歌。他们的吃饭歌，我还记得很清楚，共有八言四句，内容是：“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当为民努力，帝国主义人民之敌，救国救民我们天职。”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冯玉祥在一九二六年五月访问苏联和五原誓师以后，到得了苏联很大的军事援助和政治援助（包括一批顾问）。
但是，紧跟着国民党的势力渗入进去，一成立起国民党省党部、县党部来，就变坏了，革命气氛很快就消沉下去，一直到和1日社会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蒋介石制造的所谓“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结果。
我在那里二年时间（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至一九三O年上半年），没有和当地的党组织取上联系。当时冯玉祥和蒋介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蒋介石对冯玉祥表面上很好，正如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表面上叫他大哥二哥，实际上从各方面破坏他，收买他的部下，把他的军长、师长和高级官吏，能收买的就收买过去，不能收买的有机会就用特务杀掉。对其他杂牌军队，也是如此。蒋介石就是用一手拿钱一手拿枪的这套办法来扩大他的力量，扩大他的地盘的。冯玉祥本身缺点很多，不管他实际上走的路有多少错误，但他还是爱国的，想革命的。蒋冯的斗争越来越尖锐，经过一九二九年蒋介石用收买和欺骗的手段搞垮桂系以后，到了一九三O年春天，他就又掉回头来用武力威胁冯玉祥了。他们之间斗争尖锐化了。冯玉祥自知力量不足，拉拢阎锡山一同反蒋，阎冯反蒋战争很快就开始了。
原来不单河南的力量是这样，山东省因“五三”惨案的关系，蒋介石害怕直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耍了一个滑头，暂时把山东政权也送给了冯玉祥。后来蒋冯斗争越来越激烈，冯玉祥的力量在山东站不住脚，一下子就全部撤到河南和陕西去了。蒋介石又挤他的河南，这就逼迫冯玉样拉上阎锡山进行反蒋。冯玉祥拉阎锡山也是不容易的，因为阎锡山是个老滑头，冯就对阎说，他要把我挤倒了，你也站不住。一九三O年春末，阎冯反蒋战争爆发了，一路由冯玉祥军在陇海铁路上往东打，一路由阎锡山军在津浦铁路上往南打。战争一开始，阎冯军是顺利的，两路夹击徐州，很快就占领了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但到了一九三O年夏末，阎冯军忽然支持不住了。他们的军队节节败退，在东线从徐州往西退，在北线从徐州往北退。开封一天一天地吃紧起来。造成这种变化的条件，是蒋介石这个大骗子一方面拉拢张学良从北边威胁阎锡山，一方面用美国给他的一千八百万元买去了冯玉祥的两个军长（石友三和韩复渠）。冯玉祥这个人，民族主义爱国思想比较浓厚，除了苏联的革命援助之外，不愿意依靠任何帝国主义的帮助，他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蒋介石干。蒋介石则不然，他是有奶便是娘，以至认贼作父。他通过黄郛、戴季陶、王政廷等人勾结了日本，又通过虞洽卿、宋予文、李石曾等人勾结了美国和英国，所以他很容易就把阎冯联军搞垮了。到了一九三O年七月间可以明显看出，冯玉祥站不住了，东线再有一个战役蒋介石就可以打到开封。这时，我们决定离开开封，回泰安去。
行路难
由开封到泰安，从徐州走已经不通车了。我们先到了郑州，还是通过在河南财政厅当秘书兼附属小学校长刘子章的介绍，在冯玉祥的兵站上给我们办了护照，并办了火车免票，从郑州先到了北平，想从北平回山东。津浦路沿线原是阎锡山的守区，我们从开封走的时候，这条铁路可以从北面通到济南、泰安，可是当我们从北平到了德州的时候，阎锡山的军队已退到德州，再往南就不通车了，只好暂时停在德州。当时德州很混乱，城里驻满了阎锡山的兵，找个住的地方很困难。好则同我们一起回来的一个姓王的小学教员，在车站看到德州教育局的布告，知道德州教育局长是他在济南师范的同学，找到这个教育局长，才找到一个住的地方。由于蒋介石的飞机每天来轰炸，无法在城里住，教育局就把我们介绍到城东南约三十华里的土桥镇小学去住，并安排和我一同来的那位姓王的同事在那个小学里当教员。这样，我就在那里一直住到当年十月。等蒋介石的军队过了黄河，攻下了平津，整个津浦路的火车才通。我从德州到了济南，找到在山东教育厅当录事的我的叔叔，想在那里找个工作，但没有找到。及至我回到泰安时，已经是一九三O底了。这次归旅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党在泰安迅速前进
一九二八年冬，由于原山东省委主要干部王复元和王天生的叛变投敌，成立了山东国民党的“捕共队”，王复元和王天生相继担任“捕共队长”，山东的党组织受到了极严重的破坏。单是省委和济南市委相继被捕并遭受杀害的就有邓恩铭、朱霄、刘谦初、李子衡、雷晋生、刘小甫、张金德、纪子瑞、刘一梦、宁占一等二十多名。但不管敌人（包括叛徒）怎样凶残和狡猾，我们的党不但生存下来，而且还发展起来。单从泰安的党说，因长期和省委失掉联系，党的县委机构已瓦解，整个县的工作处于无组织无领导的状态。但除去小李庄李家菊负责的那个点失去作用以外，其余三个支部都还有单独的活动。泰安车站王仲修同志负责的支部仍在不断地进行着个别的活动。汶口附近卫驾庄王挥卿同志负责的支部仍在单独活动，一九三O年夏当阎冯反蒋战争蒋军处于失利的形势时，他们调动附近村庄的几千红枪会群众，企图用堵桥和围城的威胁办法，收缴退驻在汶口镇内的叛军马鸿逵部的一个营的枪械，虽未成功，但说明这个支部的活动还是相当强的。东向镇李鹤年同志负责的支部虽已放弃了暴动的计划，但他们仍在做着长期埋伏的工作，以东向小学校为中心的宣传工作是经常的，李鹤年同志仍在以他的家庭小店为掩护进行着积蓄力量的工作。张克明同志先我一年回到泰安，先是在一个区立小学里但任校长，当我一九三O年底回到泰安时，他已转到泰安县立第三小学当教员，他和张丹峰同志共同努力，开展党的工作，很快就在那里扎下了根。
不过，党在泰安的迅速前进，还是一九三一年下半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事。山东人民在二十世纪初期曾目睹过日本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大事变：一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以“二十一条件”为主的旨在灭亡中国首先是灭亡山东的向卖国贼袁世觊提出的最后通牒；一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在济南制造的残杀人民群众和残杀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的“济南惨案”。“九～八”事变出现了。山东人民首先是学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无比愤怒，爆发了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连十几岁的小学生也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南下请愿的群众队伍，反动军警不让他们上火车，他们就卧轨抵抗；火车司机不开车，他们就向司机下跪哀求；附近的老少群众看见他们没有吃的，就给他们送饭送水。这种可歇可泣的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局面一对峙就是三五天甚至十天半月。有少数学生有机会闯到南京去的，在那里又遭到反动军警的毒打，甚至被“解放”（这是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特务造出来的“残杀”的一个代名词）。形势的发展，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日趋破产，我们党抗日救国的主张益得人心，因而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也得以迅速展开。这年秋天，我们党的泰安县委又正式成立了，省委派张（章）铁民同志到泰安担任书记。党的几个主要人员如李扬冰、张克明、张丹峰、鲁宝瑛、苏蕾生等都集中在县立第三小学工作，这个小学成为泰安党组织的一个活动中心。我国泰安以后，在县立第四小学当教员，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党组织又安排我到县立师范兼了一个班的国文课。中心教材是选印的鲁迅杂感文，学生接受得很快，他们的思想逐步活跃起来，开始想突破三年以来由国民党反动派加给他们的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伪装起来的假三民主义。及至年底县师校长换上刘子章以后，校内教师阵容有了新的变更，几个旧教师被解聘，燕遇明和李蔚堂代替了他们的岗位，因此，这个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寒假以后，刘子章带领全体学生以突击的方式把这个学校从原来的旧校址（一座破庙）搬迁到城北山坡上比较宽敞的慈善院去。这个学校一跃成为泰安最活跃的一个青年工作阵地，因而我们党的活动中心也就从第三小学转移到这个阵地上来。其他各中小学（包括各区完全小学）也相随活跃起来，大多数有了我们党的小组或支部，起码也有了党的活动分子。多数区成立了区委，团结了相当数量的一批同情者和同路人。甚至连国民党县党部的一个常务委员常勉之和一个宣传干事王笑文也曾向我表示，说他们在这里是等候给国民党送葬的。
这种形势当然是好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它很容易使我们队伍中的某些人飘飘然，在不必要的场合把党的活动公开化；而且还很容易吸引进一部分投机分子来，这种入在稍有风险的情况下对党是很危险的，他们很容易从党的内部来给敌人当引线，使党遭到不应有的严重失败。
短命的《蔷薇》半月刊
从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在泰安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蔷薇》半月刊的出版和停刊，一是县师风潮的悲剧。
一九三一年秋，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决定成立“蔷薇社”并出版《蔷薇》半月刊。我和燕遇明、鲁宝瑛三个人负责“蔷薇社”的工作。“蔷薇社”的性质是作为党的一个外围从“左翼作家联盟”组织下来的。我们三个人的分工：我负责发展社员、组织稿件，燕遇明负责编辑工作，鲁宝瑛负责总务方面的工作。我们三个人对外的名义是《蔷薇>半月刊的编委会。我除了“蔷薇社”的工作外，还负责一个以“黄仲民”为代号的交通站。来人先由我接待，然后我再找来人要找的人。
《蔷薇》半月刊是个半文艺半政治性的刊物，发行是半公开的，每期十至二十页，十六开本，每份卖三个铜子。这个刊物发行对象是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当时泰安县城有一个省立中学，一个县立师范，两个教会中学；县立小学有六所，第一至第五小学，还有一个县立实验小学：全县共有十个区，每区有一个完全小学。这个阵营的范围是相当大的。既然确定这个刊物是半公开的，就不能发表对当局刺激很大的文章。第一期是按当时决定的方针出的，后来县委书记张（章）铁民提出，《蔷薇》半月刊战斗性不够，需要加强战斗性，要发表一些对当局批评比较尖锐、比较有力的稿件。当时我负责组稿，不同意他这个意见。我主张多从思想上来启发读者的阶级觉悟。因为刊物是半公开的，无法选择读者对象，发出去谁都可以看，如果政治面目很明显，让人一看就看出是共产党的刊物，国民党一定要干涉，它的生命一定是不会长久的。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县委书记说，当然这也是个问题，但要加强刊物的战斗性，提高刊物战斗力，还是坚持多发表对当局批评尖锐的文章。第二期出了后，就听到一些人议论说《蔷薇》半月刊出不长了，比较明显地看出是共产党的刊物，代表共产党说话的。接着收到一些读者来信，有的认为刊物的政治面目太明显了，也有的认为战斗性不够，说法不一。出到第三期，国民党县党部的常委常勉之就找我，因为他知道我负责组稿。（常勉之也是曲阜师范的学生，我和他以前认识。）他对我说：“你可要注意，我们县党部和县长周百惶已经注意这个事情（指《蔷薇》半月刊）”。他还劝我把书清理一下，把一些左倾的书籍放一放。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找张（章）铁民谈这个问题，我说再按这样出下去就要出事了，必须把刊物的面貌、形式改一下。他勉强同意这个意见。但等到第四期已经印出来时，国民党县党部看了后表示不能往外发，因为“言论过激”，恐怕要引起上级的干涉。第四期印出来，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不让发，没有发出去，这样《蔷薇》半月刊就被迫停刊了。这时已是一九三二年的春天。《蔷薇》半月刊虽然停刊了，可是“蔷薇社”还存在，还在活动。《蔷薇》半月刊的被迫停刊，也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这就是策略思想不机动灵活，死守加强战斗力这条原则，在半公开的刊物中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在白区地下工作中，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和外围活动的半公开性刊物能长期发行下去，从思想上提高读者的阶级觉悟，能起到更广泛更深入的战斗作用。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在强大的敌人西前，操之过急，求之过高，不知道隐蔽积累自己的力量，不会等待时机，很容易丧失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错误的策略思想。
自相残杀的县师风潮
泰安县立师范的风潮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春天，一直延续到暑假。在此以前，在泰安各学校的教员中，在理论上、舆论上，在思想倾向、意识形态上，我们是占优势的。这是“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县党部对《蔷薇》半月刊的处理只能是劝阻，当然也有威胁，但他们不敢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县师风潮起来后，局势就起了另外的变化。县师风潮的发生是由于县师校长刘子章生活作风不好，和一个女学生有恋爱关系问题引起的，一部分学生反对刘子章。刘子章早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学校，思想上比较进步，在政治上拥护冯玉祥。他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思想倾向是同情我们的，但也不敢公开反对国民党。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对反帝反封建还是很坚决的。在我党的有意安排下，一九三一年年底刘子章当了县立师范的校长。他一就职，就着手解决县师的房子问题。县立师范原是在一个庙里办的，条件很差，没有操场。当时泰安北门外的山坡上有一所叫做慈善院的房子闲着，这所房子由泰安县的一个豪绅赵新儒掌握。赵新儒代表泰安的封建势力，其父在清朝做过相当于知府的的大官，本人在旧军阀时期也做过官，国民党到了山东虽然倒下来了，但他的势力还相当大。刘子章当了县师校长后就与赵新儒交涉要这所房子，赵不给，后来就告到县政府和省教育厅。县政府和省教育厅也不敢批，因为他们也怕赵新儒。从情理上讲，这所房子应该给县师，赵新儒就是不给。刘子章下了决心，利用一个星期天，带着县师的师生，雇了几辆大车拉着家具，就把这所房子强占了。这是一九三一年底的事。
在刘子章带领学生占了这所房子后，赵新儒到处告状，告到山东省政府，省政府派人了解，也认为这所房子应该给县师，但它不敢批。到了一九三二年春，由于刘子章有男女关系问题，赵新儒就鼓动一部分学生（赵的本族和亲戚）反对刘子章。当时县师已有我们党的支部，教员中有几个党员，学生中也有党员，县师支部在泰安县党组织中是较强的一个支部。在这种情况下，张（章）铁民召集了一个会议，专门讨论县师风潮的问题。他坚决主张支持县师风潮，他认为闹的越大越好，只要学生起来打倒了刘子章，再安排一个我们更能影响的人，就算有成绩了。我说，这是一个方面，打倒刘子章后有可能安排一个更接近我们的人，但没有十分把握，因为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省教育厅方面我们也没有得力的人，如果打倒刘子章换上一个更接近国民党的人怎么办？另一方面，如果风潮扩大起来，师范学校的党组织一定会暴露，因为学生必然分成两派，一派反对刘子章，一派拥护他。党支部也可能分成两派，有倾向赵新儒的，有倾向刘子章的，我们最好是不支持这个风潮。张（章）铁民不同意我这个意见，他主张不管怎样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方针。最后按张（章）铁民的意见决定了。这个风潮起来后，果然学生分裂了，党支部也分裂了。一部分学生和党员在一个学生党员庞盛文的领导下采取了很粗野的办法反对刘子章。这是赵新儒在背后操纵的。另一部分学生和党员在一个学生党员刘文玺的带领下保拥刘子章。这是刘子章在背后操纵的。风潮扩大了，课也停了，把刘子章撵出去了 由于党的暴露，党在县师的两个骨干教师燕遇明和李蔚堂也只好委而去之。暑假以后换的新校长李含真，原来是第三小学的校长，是一个中立派，胆子很小，不敢对国民党稍有异议，也不敢对我们表示接近。县师风潮实际上对我们党的损失很大。一九三二年秋天，在县师里边负责工作的我们两个同志被暗杀了，一个是一九二七年春天在军需学校我介绍入党的苏蕾生，另一个是刚入党不久的侯月亭。他们是代替燕遇明和李蔚堂的两个教员。一天下午他们到城里买书，回学校的时候天刚黑，出城离县师范半里路远地方被人绑架了去，很久以后才在离这里相当远的一口水井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这个案子始终没有破，到底是什么人杀的，弄不清楚。一个传说是县师内部的互相报复，倾向赵新儒的学生干的。另一个传说是国民党制造的一种白色恐怖。很明显，这次县师范风潮的结局很不好，后果很严重，不仅是白白牺牲了我们两个同志，而且造成了县师党组织的分裂，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更严重的是助长了以赵新儒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破坏了党的威信，甚至影响到县委本身的安全，影响到极为机密的工作，把潜伏在泰安驻军十五路军马鸿逵部队内部一个军运关系也暴露了，一个叫做李允中的连长被马鸿逵惨杀了。
还有一件小事也说明冒险主义的严重性。一九三二年夏，省委派一位姓魏的同志来视察泰安县的工作。老魏曾留学苏联，是学军事的。这个人什么也不在乎，很粗鲁。我安排他住在我住过的两间房子里。这房子的窗户和房东住的房子的窗户对着，窗子糊的纸，不隔音。这个院子里还住着马鸿逵部的一个营长，一个在县衙门当差使的，一个县法院的。第二天白天，我去看他，他和我谈话声音很高，而且谈了一些重要问题。当时我给他打招呼，但他还是不在乎，还旁若无人地大声说下去。第三天我又去找他，一进前院的门，房东的大儿子就把我拉到他的屋子里，很惊恐地对我说：“昨天你和你的朋友谈的那些话，可不得了啊！这屋往的是个营长，那屋是在衙门当差使的，这些话如果让他们听到可不得了。昨天你们说的时候，幸亏没有外人，我和我母亲听得很清楚，你这个朋友是干什么的？”我说：“他是我的一个同学，从济南来经过这里，到南方去，几年不见了，来看看。”他说：“听你们说的那些话不像。”我说：“没有别的事，这个同学说话粗，好说些闲事。”他说：“你们谈的话要传出去，可不得了！”他表示不向外传。这件事说明这个老魏同志受冒险主义影响很大，什么也不在乎，很容易在不必要的场合惹祸招灾。
行路更难
一九三二年暑假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鄂豫皖苏区发展很快，以大别山为基地的工农红军往北发展到河南省的周口镇和扶沟县一带，离开封只有一百多华里。我这时想到，我是《蔷薇》半月刊负责组稿的，国民党县党部已经对我有警告，还由于县师风潮后那个学校党支部的暴露，我和县委书记张（章）铁民对县师风潮的不同看法，再加上省委派来的老魏给我惹的麻烦，感觉到在泰安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一发生危险，我必然是首当其冲的。我和张（章）铁民说，我愿到苏区去，到河南打通组织关系，从开封想办法进入鄂豫皖苏区不困难。他表示，到苏区去当然好，活动起来比白区更自由些，如果你真想去，我给省委打个招呼，让省委再给中央打个招呼，由中央给河南省委打通关系就行了。我也给他讲了老魏给我找的麻烦，我说那个交通站不能用了，再用就有危险了。我的房东给我讲的那些话，是否能保守住，不能肯定，因为他家是个地主，乡里有几百亩地，他是在城里避难的，怎么能相信他的话呢！最后我说我不能等那么久，因为打通组织关系需要几个月，可先定个联络暗号，我到开封后写回信来，按照暗号转关系。我到河南后直接和张克明联系，你和我联系也通过他。打通关系后，河南省委如果有人找我，暗号是带着一盒作数学用的仪器，说他把借我的仪器还给我。张（章）铁民同意了这个办法。
放了暑假后，我就先走了。我这次到开封是找上次在开封认识的～个熟人王甫文，他在开封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明伦中学，让：他在这个中学里给我安排了个工作，一个星期教六小时的国文课，每月工资二十无，等来等去，关系一直来接通。十月间接到张克明同志的信，他说他问过张（章）铁民几次，张说已经给上面打过招呼，上面也同意了，后来不知道这个困难卡在什么地方。后来再给张克明写信，不见回信了。原来他也受到县师风潮的影响，不能不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明伦中学是个私立学校，经费困难，名义上答应每月给我二十元的工资，实际上一欠就是几个月。我生活很困难，没有办法，就给河南日报副刊写点文章和翻译点东西，每月得稿费十至二十元，这样维持到一九三三年的春天。
关系打不通，生活困难，到一九三三年初鄂豫皖苏区缩小了，看光景从开封不能走了。这样一九三三年四月我又到了上海，想从上海再想办法到苏区去。我到上海本来想找原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谭计全。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从他的人生观看，他是一个宁肯喜欢文学而不喜欢政治的人。所以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左倾的。他很不满意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但也不敢公开反对他。他崇拜邓演达，更崇拜郭沫若，但也没有勇气跟他们走。他从十二师政治部下来后，脱离了国民党的军队，在上海开了个书店，叫正午书店，翻印出售一些比较进步的书籍。他这个书店原在上海闸北区北四川路的一座楼房，规模相当大，有几十个店员。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役，上海闸北区被日本轰炸，这个书店的房子被炸毁。这一下子把他坑苦了。他把一点残余的东西搬到当时叫棋盘街的交通路，只维持两间房子的门面，人员减到只有他自己和一个店员。他表示无法安排我的工作。我在上海三个月，依靠写点东西收点稿费，再就是给家里要点，找熟人借点，维持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才与当时已转移到滕县第一小学当教员的鲁宝瑛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原在泰安的多数同志都分散了。原来在县师工作的李蔚堂和在三小工作的曹随之都到益都县教育局去了，李蔚堂在教育局当事务秘书，可与他们联系，有可能在那里找到工作。我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中旬从上海乘船到青岛，又从青岛乘火车到益都。我被安排在益都县第二小学当教员，曹箍之在那里当校长。这时才听他们讲了山东党组织在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遭到的破坏情况。
又是连续两次党组织的大破坏
益都县的第二小学当时设在县城东面约十五华里的杨河村附近的一个大庙里。这个村当时约有五六百户人家，是益都县国民党发展党员最多最早的一个村。曹随之所以能在这个学校里当校长，是因为他还保留着一个国民党员的政治面貌。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当泰安第三小学居于我们党的活动中心的时候，他也在那里当教员，当时他就是利用这个政治面貌给国民党县党部的党刊《党声》做义务编辑的。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从中取得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秘密消息，便于我们党的活动。一九三二年底，当泰安党组织闹分裂时，他也不能不离开那里。一九三三年初，他和李蔚堂利用曲阜师范同学卞风栖在益都县当教育局长的关系，同时转移到益都来。我到了这个小学以后，才知道曹随之的弟弟曹福广也在这里隐蔽下来，他的公开身份是工友。曹福广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担任过泰安县委书记，随后调省委送他到上海中央学习了一个时期，回山东以后，就留在省委担任工人委员。一九三三年初省委遭到破坏，他幸而未被叛徒捕去，就逃到他哥哥这里来，以工友的身份作掩护。
从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七月，山东省委连续遭到两次大破坏。第一次是原团省委书记陈衡舟的叛变投敌所造成。第二次是原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的叛变投敌所造成。两次大破坏，省委j团省委和济南市委被捕人数达六十多人，其中有省委书记任作民、临时省委书记张恩堂（抗战开始出狱后改名为张北华）、中央派到山东准备接任省委书记的特派员蔡泽民。但省委和市委的这两次大破坏都没有直接造成泰安党的严重损失，党的组织机构虽然瓦解了，但所有党员都得到及时的分散和转移；第一次是张恩堂（张北华）及早发去的信息，第二次是曹福广及早发去的信息。这两次大破坏把山东整个党的组织机构全部摧毁了。
我到益都以后，把我的名字改为武一民。面临着那样严重的政治局面，只能采取谨小慎微和沉默静观的态度过日子。所幸李、曹两人都还挂着一块国民党的招牌，益都国民党县党部里有一位叫做侯耀事的常委是李、曹两入在曲阜师范的知已同学，一有变动可从他那里及早得到消息，便于有所防备。这样，我们也能相安无事地隐蔽下去。
曹福广，这个党龄不过二年、而且已在泰安担任过县委书记、又在省委担任过工人委员的共产党员，实际上他的政治知识还很贫乏，思想水平也很低。他当时年龄才二十多岁。他所以提拔得这样快又深得党的重用，是因为他是以工人阶级的成份而论所取得的。一九三二年上半年，他在泰安第三小学当工友，入党不到半年就当了县委书记，又不到半年就提拔为省委委员而且是重要委员。陈衡舟叛变后没有抓到他。宋鸣时叛变后也没有抓到他。他是省委两次遭到大破坏后幸而逃脱的唯一的一个省委委员。他自知文化程度太低，看理论书有困难，对学习文化抓的很紧，一有空暇就找我给他讲鲁迅的文章，每周还写一篇作文让我给他修改。小学规模不大， 就只有他一个工友，做饭，打上下课的铃，打扫院子，他一个人全管着，他的空暇时间也只有晚上和星期天。他对工作和学习抓得很紧。我们盼望着由叛徒造成的这种恐怖时期快点过去。
但事情的发展和变化常常是曲折到使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快到寒假的时候，校长曹随之到城里教育局去办一些事情，在街上忽然碰上了刚到益都县办案的叛徒宋鸣时。先前，他和宋鸣时是认识的，宋鸣时也了解曹福广和曹随之是亲弟兄。他很多日子以来正在到处寻找曹福广的下落，正在为着找不到这个唯一逃脱出来的省委委员而恐惶：这种恐惶，半是由于他自己叛党以后的不安心理（他很清楚叛徒王复元的下场），半是由于他向国民党献功不足，怕国民党说他无能。他异想天开，一下子遇到了一个寻找曹福广的可靠门路。他把曹随之带到国民党的县政府押起来，并声明如果不把曹福广找来，他就永远不会得到自由。晚上，曹随之买通一个衙役给教育局的李蔚堂送去了一个信，让他赶快通知我打发曹福广离开学校。李蔚堂给我的信本来是让他们局里的一个工友夤夜给我送去的，因他胆子小，不敢夜里出城，第二天一早他才给我送到。这信还不算迟，我刚刚把曹福广送走不到半小时，就从学校的大门口闯进两个人来。这天还下着鹅毛大雪，他们是坐人力车来的。到办公室一坐下，一个中年人就自我介绍说他是县党部（国民党）的书记赵××，接着又介绍那个青年人说这是省党部（国民党）派来的宋鸣时先生，他们来的任务是搜查一下曹随之校长的房间，看青没有共产党的反动文件。我一听到宋鸣时这三个字心里就突然一跳，恐怕要坏事了。可是马上又一转念，过去和他没有见过面，肯定他不认识我，而且我的名字己改了，不至于有什么走漏，又马上强制地镇静下来。还有第二个使我镇静下来的原因，他们没有问到曹福广的事，可见他们是盲目来的，并不知道曹福广在这里隐蔽这回事。
他们搜查的结果看样子使他们很失望，没有找到曹福广和他哥哥有任何联系的证据，只拿走了一本油印的中国近代史，他们说这是曹随之参加政治活动的一种材料。他们匆匆地回到城里去。学校提前放了寒假。我搬到城里教育局为我找的一间房子去住，等候机会找工作。我和李蔚堂同志共同欣庆这次突然发生的事故总算是很幸运地对付过去了。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想办法让曹随之同志较安全地渡过他这次厄运。谁也没有想到还会发生比这更坏的事情。临近春节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李蔚堂同志的房间里和他谈话，忽然间曹福广闯进屋里去，他一坐下，第一句话就是：“我成了个混蛋了！”接着他就把他刚做过的一些坏事述说出来。原来他并没有远走，当他听说他的哥哥被捕完全是为了找他的原故时，他猛然产生了荒唐的思想。他认为决不能让他的哥哥为他自己的事去坐牢，他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把他的哥哥换出来。他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找宋鸣时投了案。他没有想到宋鸣时是个穷凶极恶的叛徒。宋鸣时对他说，光是他来投案不行，还必须“立功”，否则，他的哥哥还不能得到自由；甚至他提出先和他哥哥见一面的要求也遭到拒绝。他无可奈何，只有按宋鸣时的指挥棒去办，把他在泰安当县委书记时所知道的（其中包括一部分他亲手发展的）共产党员都抓了去。事到如此，宋鸣时才容许他和他哥哥见了面，恢复了他们的“自由”。他没有想到，当他的哥哥知道了他这些行为以后，把他痛骂了一顿，骂他是个大混蛋，骂他对党和人民犯了罪，使他在他哥哥面前也不得不低头认罪。他也是抱着这种认罪的思想来找我和李蔚堂的。祸已如此铸成，我们只好劝他：第一，希望他对他捕去的这些同志尽最大努力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并设法使他们早日脱险；第二，他自己也要设法及早摆脱开那个罪恶的地狱。他满口答应这样去做。
春节以后，我到蒙阴县的一个小学去当教员，李蔚堂同志到胶东一个县立师范去当教员。曹随之同志回到自己的家乡，在一个农村小学当教员。
后来查明，这次以曹福广为引线捕去的共产党员共有二十二人。他们的名单是：李鹤年、崔予明、牛和轩、王仲范、倪灿武、李胜全、殷天觉、张俊发、裴心平、裴光富、戚继昆、戚兆方、王友道、赵承亮、周世盛、刘来殿、刘锡善、李万厚、李万业、刘冠儒、刘魁章。有一个疑问值得提出，接替曹福广担任过泰安县委书记的裴荣印没有被捕去，但他也并未逃走，不知道这是当时曹福广给他留的面子，还是他当时有意留下的一条根。
这些被捕去的共产党员，大部分被判了五年徒刑，除了戚继昆和戚兆方两人因忿恨过度病死在敌人的看守所内，大多数同志都在“七七事变”前后相继出狱，而且在出狱以后多数都参加了抗日工作和抗日活动。值得表明的是，在这二十二名同志中间，没有一个变节跟那些新旧叛徒走上反动道路的。还值得表明的是，没有这些在狱中和敌人进行过斗争和锻炼的同志们的积极参与活动和工作，在泰安地方能象后来那样快那样顺利地发动起那样多的抗日游击队来，是难以设想的事。当然也有少数表现消极的，如几个裴氏弟兄；也有个别走入托派歧徒的，如刘魁章（刘文玺）。这是四年以后的事，而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七年上半年这整整四年中间，整个泰安地方党的政治活动几乎成了一个真空地带。损失不可谓不大!教训不可谓不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