篦子店会议前后
篦子店会议是1937年月10月中旬召开的，这是泰安党第二次遭到大的破坏以后，隔了四年多的时间，第一次在泰安开的党的会议。当时日本鬼子已经到了济南，济南国民党的党政机关都迁到泰安，我们的地下党也随之迁到泰安。通知我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县委临时负责人鲁宝琦同志，开始通知的开会地址是宅子村，临开的时候，为了安全又改在篦子店。这个会议是由山东省委主持的，省委派王之盈同志主持这个会，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叉加南方口音，实际上主持会的是鲁宝琦同志。王之盈同志身体很不好，刚从狱里出来，他在会议开始时作了简要的形势报告。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确定游击队的机构和主要负责人。拉游击队的活动在泰安从1937年8月就已经开始，当时除了1933年第二次党的破坏后没有被捕逃散的几个人外，多半依靠当时刚出狱不久的同志。我是1937年7月底廊房战斗的前一天从张家口经北平回泰安的。当时为什么叫拉游击队呢？“拉”这个字在当时是很恰当的，因为这和招兵根本不同，和后来的义务兵也不一样，和国民党的“拉夫”更不一样，主要是依靠动员说服，用爱国主义思想，抗日的道理来拉拢群众达到自愿参加游击队的目的。这个活动从1937年8月就开始了，到了10月还未正式形成组织，还没有领导游击队的一个系统机构。这只能说是一个酝酿时期。
这个会议首先确定游击队的名称，经过讨论决定对外叫“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几个主要负责人也在这个会议上定下来了，由程照轩任团主席，付主席是崔子明，鲁宝琦任政治部主任，我任付主任。后勤方面没有找到合适的负责人，暂时由崔子明兼任。游击队的组织机构也大体上定下来了，一个县的每一个区可以成立一个大队，大队以下是中队，中队下面是小队。会后分头活动。10月至年底，是游击队的联络活动时期，没有集中，因为一集中起来就有一个给养的供应问题，当时的政权还在国民党手里，游击队的名声还没有打响，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很多困难。日本人到泰安的时间是1937年底，是在敌人占领济南约两个月之后。因为泰安和济南之间隔着几层山，从济南到泰安必须绕个大弯子。日本人到泰安的前几天，国民党的省政府和党的机关已经南撤。这次撤，他们怕敌机轰炸，不敢再用火车，只好用汽车和牛马车在夜间往南撤。敌人兵力不足，占了县城以后，只能沿铁路南下追击，没有力量到乡村。这时，我们的游击队开始集中，第一大队最先在泰安的夏张镇集中，一开始虽仅有10个人，11条枪，但很快就扩充到100多人。然后是第二大队，第三大队在肥城县开始集中，第四大队在长清县开始集中，第五大队，六大队，九大队在寨安的东向镇开始集中，第十三、十四、十五大队在泰安的安驾庄一带开始集中（这三个大队后来编成泰西县的独立团）。在泰安县内已突破了每一个区一个大队的计划，有的区有三个大队（如九、十两区），有的区党的工作薄弱，发动起来的人很少（如三、八两区）。但三八两区接近铁路，对铁路情况较熟悉，为了发挥这个特点，把那一带能发动起来的人编成了一个先锋连，主要负责破坏铁路的工作，敌人占了铁路以后，顺着铁路南下，泰安就被分割成铁路西、铁路东两个地区。
泰安本是个大县，按地理位置来说，铁路西和铁路东两片的面积相差不多。敌人对铁路线控制很严，两个地区来往很不方便，根据实际情况，泰安分成两个县，铁路西面的几个区叫泰西县，铁路东面的几个区仍叫泰安县。这样泰西的游击队名称和原来定的名称就不相称了。而且泰西，按泰山位置说，还包括了和这个县连接的几个县——长清、肥城、平阴、东阿、宁阳。这几个县划为泰西地区，游击队也分别在这几个县里活动，所以游击队的名称改为“山东省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团主席是张北华、政委是远静沧，政治部主任是李贯元，都是省委派去的干部。
在战斗中成长
在1938年的上半年，游击队发动过程中，在没有正式改编成六支队之前，进行了几次战斗，提高了游击驮（八路军）的威信。这几次战斗，对打破广大群众的恐日病和增强抗日胜利的信心，都有决定的意义。
1938年初，头一个战斗是攻占肥城县城。当时鬼子未在肥城驻扎，但已成立了伪组织，肥城县的一个大地主范维新组织了维持会，并有部分武装。肥城离济南仅一百多华里，中间基本上是平原。当时我们估计敌人很可能到这个县城里来，选择了一个风雪天气，抓住春节前伪军准备过年的时机，白天用卖柴来伪装，输送进城一批人，夜间搞了个突击，很快把城攻下，把姓范的维持会长抓住了，把他的武装解散了（少数愿意抗日的参加了游击队）。范维新是肥城县带买办性的恶霸地主，开当铺、开盐店、恶迹很多，拂晓把他抓到，在南大寺把他杀了。这一次战斗很顺利，我们无一伤亡，并且影响也很大，不仅在肥城，而且在附近几个县都有震动，群众说“土八路”真行，能攻下肥城，一下子改变了他们对游击队的看法。
第二个战斗是夜摸界首。这个战斗比攻占肥城震动还要大。因为这次战斗面对的是鬼子，而且很快就消灭了20几个敌人，我们只牺牲了一个人（管苇同志）。这次战斗打得很漂亮，主要由于张北华和崔子明两同志坚定灵活的指挥。参加战斗的有50多人，是从各大队抽调的勇敢且有战斗经验的战士。战斗前首先摸清了界首的情况。界首是个火车站，在泰山的西头，是泰安到济南一个重要阵地，一方面是泰安的外围，另一方面也是济南的一个前哨。鬼子特别重视这个车站，驻了相当于一个排的骑兵。我们白天了解的情况是有两个班的鬼子到泰安去了，到了晚上，游击队已经到达该地时，又了解到这两个班的鬼子已回到界首，但住的比较分散，有住在车站的，有住在界首村的。住在界首村的这一部分又分住在三处房子里，村外没有岗哨。在村外的树林里，大家商量了一下，情况变了，还摸不摸？大家认为还要摸。怎么摸昵？确定不打枪，光用刀。只摸界首村的这一部分敌人，不打枪可以不惊动车站的鬼子。张北华同志先进去摸出了三支枪，大家胆子壮起来，按计划悄悄地闯进去，尽量发挥了“大刀往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威力。有几个鬼子被砍头的声响惊醒了，拿起毯子抵抗，把灯扑灭，大喊大叫的声音，惊动了车站上的鬼子，他们打起枪来。鬼子既然打枪，我们也就开了枪，打死了鬼子的十几匹战马。可惜的是大伙都集中精力消灭鬼子，枪没有全部摸出来。这个战斗是在38年的春节前一天打的，第二天就撤到夏张镇，在这个镇的小学里开了庆祝会，很多群众参加了这个会，带着惊奇的神情观看了缴获来的胜利品。春节以后，在肥城南关给管苇同志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第三个战斗是黑虎泉的阻击战。黑虎泉在津浦路靠近北集坡车站不远的地方，铁道两侧有两道石土混合的岭子，铁路就从岭子（不是隧道）中间穿过去。这次战斗主要依靠熟悉铁路情况的人，弄清了火车经过的时间，首先把铁道钉卸掉，等敌人的军车开来撞在岭子上时，用手榴弹和土炸药消灭了一部分敌人（敌人伤亡在车厢里面，弄不清楚多少）。因为我们武器差，手榴弹也不多。再加上这个地方离泰安城只有20来华里，而且又是白天，所以对敌人的杀伤力不大，更来不及去取车上的军用物资，只好赶快撤下来。但这正是济南的敌人援助台儿庄战役的军车，这次阻击战，破坏了铁路使交通中断了几天，推迟了敌人对台儿庄战役的援助，对我们的大部队能取得台儿庄的胜利起了很大的支援作用。
道郎战斗是在1938年四月间进行的，是在泰肥公路上的第一次伏击战。我们的团本部从38年一月初到四月一直设在肥城，作为这个地区的一个中心，对东边的泰西县、北边的长清县、西边的东阿县和平阴县、南边的东平县和宁阳县起到了它应有的领导作用。泰安的敌人要攻占肥城，这是我们早已预料到的事。根据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我们固守肥城不利，必须主动撤出。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这座城白白地让给它，我们把部队沿泰肥公路埋伏，准备打伏击。这次战斗是全力以赴，当时全泰西地区共有十五个大队，大部分参加了。敌人是一个联队，而且是个精锐部队。道郎是泰肥公路中闭的一个大镇，七、八百户人家，从此以东的公路两侧多为山区，便于埋伏。但是这次战斗犯了打阵地战的错误，从早晨打响，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撤下来。造成了自己消耗太大，杀伤敌人太少的结局。我们的人数虽然比较多，但火力不行；步枪很多是土造，子弹不多，手榴弹也很少，把敌人包围在一个火力圈里，就是消灭不了。敌人很狡猾，它前进得很迟缓，前头有几伙三五成队的哨兵，边打边前进，较大的部队在后面随时可以变换队形，使我们无法集中火力进行个别的消灭。在这次战斗中暴露出游击队的纪律太差，指定他战斗的地点虽然地形较好，但在火力压不住敌人时，坚持不下去，就惊惶失措地往下退。这次战斗还动员了一大批红枪会参加，没有起多大作用，这些人实际上不能打仗。
这次战斗我们牺牲的人虽然不多，但最大的损失是团本部的政委远静沧同志牺牲了。他牺牲的很不应该。当时的情况是把十几个敌人包围在1个小树林里，敌人聚集在一个坟坑里，距离我们不到一百米，如果手榴弹多的话，光用手榴弹就可完全消灭这十几个敌人。当时手榴弹没有了，步枪子弹也不多了，敌人轻易不打枪，看准了以后才打。远静沧同志本来没有枪，他从另一个同志的手里夺了一枝枪，站起来想瞄准敌人（他是高度近视，离不了眼镜，镜子在太阳下反光很强），刚站起来，就被敌人打中了头，当时就牺牲了。另外各大队总共牺牲了七、八个战士。这次战斗牺牲的人鼠然不多，但消耗很大。
这次仗没有打好，除去指挥不统一，纪律性差，火力差，大队和大队之间缺少应有的联系和配合以外，更重要的是战斗经验差，战术运用不好，没有发挥出游击队特有的战术来。虽然如此，给予敌人的打击还是相当大的，他们那种自“七七”事变后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的疯狂气焰不得不为之收敛；广大人民群众看得也得清楚，国民党成师成军的大部队见了日本人都望风而逃，而刚成立起来不到半年的游击队竟敢如此强硬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不能不信服共产党的领导。
马家店战斗是另外性质的一次战斗，是消除内部隐患的战斗。马家店在老九区的和平乡，这个乡有七、八个村子，地主比较多，还有几个人在旧军阀军队里当过军官。和平乡的地主搞了一支武装，人不多（三、四十人）枪不少（有五、六十支），找了～个在吴佩孚军队里当过团长的人当队长，这个人叫冯采臣，找了一个姓韩的当付队长，这个人在旧县政府保安队当过队长。这支武装集中在马家店一个姓宋的大地主家里，他家有一座三层高的楼房。
马家店处在二区、三区、九区三个区的交界处，有险可守，这两个队长都是带有封建官僚思想的旧军官，他们公开宣传拥护“和平”，保持“中立”，既不打日本人，也不打游击队。这就很容易影响附近的那些乡。当时在地主阶层里恐日病很严重。另外也害怕游击队，与其说他们怕日本人，不如说他们更害怕游击队。他们知道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他们最怕是共他们的产。他们以“和平”为号召，实际上是公开散布恐日病，为敌，^。的“大东亚共荣圈”放烟幕。如果让其存在，附近其他乡的地主就可能暗中响应，他们的发展对我们扩军和筹划给养都将发生更大困难。因为当时我们没有政权，游击队的经费没有固定的来源，开始是用募捐的办法来解决，口号是“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入。”在游击队常活动的地方，村长给派点饭都很困难。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百姓的粮食很少，吃的是半糠半菜。中农负担很重，地主富农是“善财难舍”，向他们借点，讨价还价，不相信能还他。在这种情况下，“和平”乡的出现将起很坏的作用，是个难以设想的隐患，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把它搞垮。我们用了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和第五大队）威胁它，要它把枪交出来。当时要真打也有困难，因为他有个三层高的楼，“和平队”的队员都是地富子弟，他们还拉拢了一部分红枪会来助威。原计划把它包围起来，威胁它交出枪，如不交就把它的楼炸掉。我们把它包围以后，附近乡的地主、乡绅采取支援它的态度，有说和的，也有以红枪会的声势对它支援的。包围了一天半后，“和平队”同意交枪，但要求留下几支，答应交出30支（估计他们有50支），不言而喻，他们是想把好的留下，交出坏的。我们坚持全交，也动员他们的人参加抗战。由于附近乡绅的说和，第二天下午，把他们的队长冯采臣也动员出来了。我们第一大队的队长崔子明同志当时正在生病，大队付马世晋代理大队长，此人与冯采臣有世仇，冯一出来就被马鼓动的部分人抓起来，在当天晚上杀掉了。在此以前，当我们刚始包围“和平队”时，就有“和平队”的一个叫于干龙的队员闯出去，到宁阳县勾结了一股土匪来给它解围。我们估计这伙土匪决不是单为给它解围来的，其目的也在于“缴枪”。既然这样，我们也只好撤走，果然不出我们所料，这股土匪一进村就连抢带夺，把“和平队”的枪和人都带到宁阳县去了。后来还是“和平乡”出了一些钱，这伙土匪才答应把枪留下，把人放回来，就这样“和平队”被土匪彻底搞垮了。这不仅消除了一个隐患，而且暴露了“和平乡”的丑恶面目，群众说他们宁肯把枪送给土匪，也不肯拿出来抗日，真象卖国贼的行为。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党组织的正式恢复和发展过程是很迟缓的。山东党组织从省委来说曾遭受过三次大破坏，泰安党组织也遭受过两次大破坏。这些大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叛徒造成的，因而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过程中，不能不进行较为严格的审查。这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大量的工作。篦子店会议以后党集中力量搞游击队，把所能动员到的力量都放在搞游击队方面，因此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就推迟了，到1938年5月才开始，在此以前的党组织都是临时的。l938年5月中旬，郭洪涛同志带了一批干部从延安到山东，经过泰西地区时留下了五个干部，其中有段君毅同志和孙光同志，还有三个军事干部，何光宇、李国厚、张义福。郭洪涛同志召集备大队大队长和教导员开过一次会，提出建党的问题，他说，要把泰西建成抗日根据地，最重要的是把党普遍建立起来，这样就可以成为抗日的堡垒，不管敌人多么强大，也不管敌人耍什么手段，我们都有办法坚持游击战争，扩大解放区。他提出的标准是每个村都建起一个支部或党小组。部队的建党更重要，因为游击队当时纪律性很差，战斗力不强，困难很多，必须积极进行建党工作，-始要求每一个大队建立一个支部。从此地方上的建党逐步发展起来，成立了县委，各区也有了简单的机构。l938年上半年县委书记是李介人，组织委员是张玉彬，宣传委员是武大觉；下半年县委书记是我，组织委员是李介入，宣传委员是武大觉。这时国民党也派了敌后的县长、专员，因此统战工作也提到日程上来。除了我的本职工作之外，还不得不兼任动员委员会的付主任兼秘书。正主任由国民党委派的县长王永乐兼任。还有一个民主人士黄宗于担任第一付主任。王永乐是一个地道的顽固官僚，为了搞好统战工作，还必须经常和他打交道。
1938年秋，泰西的几个县基本上联系在一起了，这个地区的游击队十五个大队加上一些小的武装组织，整编成六支队，下辖三个团。司令员是从延安派来的刘海涛同志，付司令员是一团团长何光宇同志。政委是段君毅同志。张北华同志正在治病，不能工作，实际上地方党的工作和部队党的工作都由段君毅同志负责。十一月间成立了泰西地委，段君毅同志兼地委书记，孙光同志任组织部长，万里同志任宣传部长。年底我由泰西县委调到地委任统战部长，后又任民运部长和秘书长。到泰西县委接替我工作的是夏振秋同志。
《论新阶段》的传达和学习
——我第一次受到党的严重处分
1939年4月初，115师的一部分，司令部带一个团和一个炮兵连，以东进支队的名义东进到泰西，住在东平县的常庄。鲁西区党委原在聊城地区活动，自己的武装和聊城地区国民党专员范筑先的武装混在一起。国民党的这个专员相当开明，对抗战很坚决，主动和我们搞统一战线，所以我们党在那个地区的活动是公开的。东进支队驻防在常庄后，鲁西区党委和泰西地委都集中在这个村子里。四月中旬召开了泰西地区第一次活动分子会议，参加这个会的有鲁西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泰西地委的主要负责人，泰西几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六支队司令部及各团的主要负责人。会议主席团由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组织部长赵镈、宣传部长朱则民和泰西地委书记段君毅以及115师代师长陈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组成。会上由罗荣桓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传达后分组讨论学习。我在泰西地委这个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是泰西地委的几个部长和随同东进支队由延安派来准备留在泰西的几个干部。在学习讨论中，讨论到民族战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说：象中国这样的民族抗战，在象欧洲那样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是发动不起来的。中国的民族抗战有这样几个条件，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再一个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在我国大城市失陷，敌人深入内地的形势下，因为有这些条件，我们能发动起民族抗战，而且能取得最后胜利。这样的民族战争在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堪设想，发动不起来。而且紧接着又打了个比方说：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城乡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国土较小，它的大城市被敌人占领了以后，那就等予一个人的头被割掉，这个人就没有抵抗作用了。（以上是大意，不是原文）在学习讨论中，开始我说有一个疑问，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占多数，而且集中在城市，资产阶级也集中在城市，城乡交通方便，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发动民族战争，那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就没有希望了。大家不愿意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讨论，因为都认为毛泽东主席在报告的文字中讲得很清楚，很肯定，没有必要再讨论了，连怀疑也是多余的。不过我总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开始只是怀疑，经过一段反复思考，觉得我的想法更明确了。特别是这个比方和这样一个结论是不对的。太武断了。我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要它具备这三个条件（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不但能发动民族抗战，而且也能取得胜利。每天学习讨论的情况都报到主席团，隔了一两天反映到鲁西区党委。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朱则民就找我谈这个问题，他说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和毛主席《论新阶段》的提法是对立的。我说我的思想上开始是怀疑，现在不是怀疑的问题，这样的提法不对，不能作这样的结论，也不能作这样的比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能领导工人阶级发动民族抗战，在民族战争的号召下，工农联盟是能够很容易形成的，当时不具备，只要发动起来就可以具备。因为它的工人阶级占多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援更容易取得。我认为发动不起来的结论是不对的，那样的比方更是不对的。这样问题就尖锐了。他说，你这个意见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对党的。我又给罗荣桓同志写了报告。隔了一两天，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议给我谈这个问题。在鲁西区党委方面对这样问题看得很简单，赵博同志拿出《论新阶段》说，你好好看看这一段，毛主席说得很清楚，不能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同志制止他说，本子大家都看了，不止看了一遍，问题是提出了疑问，大家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凡是参加会议的，没有一个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最后罗荣桓同志作了一个比较笼统的结论，他说：这个问题还不能把它看成错误的，但也不能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有可能发动这样的战争并取得胜利，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例子，你（针对我）的看法是一个设想，还没有事实来说明。这样会议就结束了。
我认为这件事就完了。到了五月初，我因突然发生大便下血，请假到牙山医院去看病。临行前，段君毅同志给我谈，他说：你们那个区（老九区）很重要，需要把区动员委员会成立起来，你要抓紧完成这个任务。这样，我到牙山医院看过病以后，就带着病和药，回老九区组织区动员委员会。由于我担任县委书记和兼任动员委员会付主任和秘书时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和区乡长们也比较熟识，工作很顺利，三、五天就把区动员委员会成立起来了。动员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筹划给养和扩军。一个夏天我就负责区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也没有人再找我谈常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问题。到了秋天，其它几个区的动员委员会也成立起来了，这就有条件成立“泰西县各区联合办事处”了，这是和国民党县政府争取政权的一种方式。联合办事处成立后，推选老十区区长兼独立团长武圣域为主任，把我从区动员委员会调到办事处任文教科长。到了十月，由于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队收容了一些土匪，常到村子里讹诈，有一次到一个村（东浊头村）征粮和村里的红枪会发生冲突，打了一阵子，烧了一些房子。我们借着这件事，动员了几千红枪会员，把国民党的县政府撵走了，把县长王永乐也抓起来了。当时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是沈鸿烈，驻在铁路东。我们以六支队和各区联合办事处的名义给他写了报告，说他这个县长胡作非为，收容土匪，杀害老百姓，烧群众的房子，应该把这个县长撤职法办。当然要等他的回文是不可能的事。我们马上就把各区联合办事处改为泰西县抗日民主政府。我还担任这个县的文教科长。
这年冬天，泰西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夏振秋同志才找我谈话，他说，地委对我在活动分子会议上的问题作了结论，认为我那是反党思想，并决定给我一个“特别党员”（实际上是留党察看）的处分。我只能和县委书记一个人联系，不参加一般的支部会议，需要参加时要有特别通知。这和“留察”处分一模一样。所以如此定名，无非是出于笔下留情。事情已经过去多半年了，东进支队已经过了铁路，地委书记已换为袁振，段君毅同志已调去任太西行委主任，我找谁去申辩呢？！我只好忍着一肚子气接受这个处分。其实，我的处分的来源并不单在于我在常庄会议上的“不逊”言论，更在于我和鲁西区党委某成员那一段相处不好的关系。他早于鲁西区党委其他成员一个月到泰西，说是检查工作。他一来到就给我的印象不好，他和他爱人各有一匹大马，他本人的穿着很讲究，既有小皮袄，还有皮大衣，这在当时说，不仅高于我所见到的一切干部，也高于东进支队的两个首长。更使我不高兴的是他那种自我独尊、包办代替、目空一切的作风。在常庄会议前后那-段日子里，我们两个的关系越来越不好，我很不愿意看见他，他似乎是也很不愿意看到我，我深信他对我这个处分是作了很多努力的（此处的是非，还仅是一家一言，我们已很难考证，请读者鉴谅——编者）。这个处分对我的工作影响很大，当时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讲：“现在你快埋到脖颈了”。这次处分对我的严重性不仅在于这个处分的本身。虽然这个压得我要死的大帽子仅仅给我戴了两年，到1941年夏，泰西地委没有经过我申请就给我撤销了，但它对我的影响几乎是终身的。我不知道当时在我的档案里这个问题是怎样处理的。可在是以后的每一次运动里都免不了再挂一次号。48年整党，因我在土改复查中曾表示过不同意“搬石头”、“杀气腾腾”和“群众立法、群众司法、群众执法”这几个口号的提法，受到“撤销党内工作”（复议时又改为严重警告）的处分。1959年反右整风，因我曾在党内反映过我的家乡群众不正常死亡的情况，又一次受到“当众警告”的处分（这是一个书面处分，实际上的处分是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及至“文化大革命”到来，造反派群众给我背的大牌子上面写的是“反党老手”。后来又把我定为“叛徒”，处分是“清除出党”。及至l979年2月才给我彻底平了反。旧党章的六种处分中，除去最低的“劝告”处分以外，其他各种处分我都受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1年初，我和刚调回北京来的段君毅同志谈到此事时，他说他当时也被某成员怀疑为“托派”，因而在特委撤消，决定成立鲁西区党委时，连一个副书记职务也没给他留，单独调他担任刚成立的泰西行政委员会主任去了。
现在谢天谢地，这一切使人难以理解又难以想象的怪事情都过去了，永远过去了！
邹靖国叛变
邹靖国参加工作时是教会中学的学生，没有毕业，不到二十岁，开始在先锋连当文书，1938年下半年入党。秋天送他到铁路东山东纵队受训。当时山东省委以山东纵队的名义办了几个训练班：一个锄奸工作训练班，一个党务工作训练班，一个参谋训练班。邹靖国参加党务工作训练班。这个人能说会道，自称是工人成分，因为他在教会中学时是半工半读，一面上学，一面在教会中学办的牛皮厂做工。他受训回来后被提拔为泰安县委的民运部长。l940年初，夏振秋调到鲁谣北当专员，原来的县委组织部长苏来周被提拔为县委书记，邹靖国被提拔为县委付书记兼民运部长。41年初，苏来周调泰西地委当组织部长，邹靖国提拔为县委书记。这时泰西地委书记已经换成××，是个20多岁的青年干部，所以他也特别喜欢青年干部。我在泰西地委担任民运部长时，××担任民运部的青年干事，我下来后，××就当了民运部长。l940年下半年段君毅同志调行署后，按组织原则来说，应由组织部长孙光或宣传部长万里担任地委书记，不知为什么，段君毅同志一走，就把××提拔为地委书记。
邹靖国属于外强中干的干部，很能讲，在他当县委书记时我还在泰西县政府工作，县委召集党员大会的时候，他每次都讲话，一讲话就是那一套：“我们党有两把拳头，一把拳头是政权，一把拳头是武装，政权和武装要绝对受党的领导……”每次听了他的讲话，我都有同样一个感觉，好象是戏台上的小丑在开玩笑。他当县委书记后，下面议论纷纷。
1941年底，他担任县委书记已一年左右的时间，已经是地委委员，有一次到地委开会，这个会开的时间比较长。正在他开会期间，有人揭发泰西县委付书记兼宣传部长毕克波（也是20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和敌人的特务队有勾结，有几个特务和他有来往，常在一块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他经常不到机关去，借口接敌区工作重要，经常住老三区活动。这个地方不但离城很近，而且给敌人当特务暗探的人也很多，环境是危险的。当时负责敌工部工作的是崔子明同志，派了武工队的一个小组，把他抓回县委。看他那个样子就已腐化堕落到极点，穿的洋里洋气，说话已交了腔调。一些人揭发，他在那一片经常大吃大喝，酒肉不离，乱搞女人，以县委的名义骗乡、树干部的钱。出于强烈的气忿和敌情的十分紧张，当时没有把他的罪行调查很清楚，当晚就把他处死了。当时的情况确实也不容许留他，因为在他被抓起来后，特务带着日本人的骑兵到处找他。在临处死他的时候，他对武工队的负责人说，他加入过托派。当时武工队的几个人不知道什么是托派，就没有再往下问。我后来见到崔子明同志时，他说他听了汇报后立即跑到现场去看毕克波到底死了没有？经过破土检验，毕确已死了。
邹靖国开会回来后，崔子明同志报告了处死毕克波的问题，据当时在场的人说，邹听了汇报后表情很不自然。在处死毕克波后第二二天，敌人派出一部分骑兵和许多特务找这个人，这已充分说明毕和敌人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在这种情况下，邹靖国要去夏张镇附近看看。这个镇是敌人的大据点，经常住着一个小队以上的鬼子和一个连以上的伪军。一些人劝他不要去，他坚持要去，强硬地带了一个十五、六岁的通讯员就去了。傍晚的时候，他到离夏张镇附近五华里的温家岭住下。房东告诉他，这几天很紧，夏张镇的鬼子和伪军经常出来，你在这个地方住不好，劝他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住。他说没关系。晚上，房东不让他点灯，因为他住的这家是在村边，一点灯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也不听。就在这一夜，天还未亮，夏张的敌人就把村子包围了，直接到邹靖国住的那一家把他抓去，好象敌人预先知道他在这里一样。敌人把他带到夏张，第二天一早就把他送到泰安敌人的宪兵队里去了。当时一般人估计，按邹靖国的日常表现，这个人不会投降。可是没过几天，就从伪政权（靠近敌据点的乡是两面政权，实际上是我们安排的人）方面发来他自己刻印的《告泰西人民书》。邹靖国的《告泰西人民书》，讲的都是敌人那一套，劝我们的干部、党员投降。据了解，他被捕后不到三天，敌人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刑讯，他自己就这样做了。接着他就亲自带着特务和鬼子兵下乡捕人。国为他曾是县委书记，各区委的负责人和多数村支部书记以及一些党员，他都认识，他又知道我们一些活动规律，所以他捕起人来很“内行”。县委和县政府知道他叛变的消息比较早，及时转移到边远地区去，因此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失。区委和区一级的行政干部，村支部书记和他认识的一部分村干部以及群众共捕去一百多人。被捕的党员、干部以及群众，多数表现是好的，一部分立场坚定的，被敌人送到东北的矿区当苦力去了，回来的很少，多数死在那里。光是我的邻村就有三个村干部永无下落，他们是于柳林村的于衍海，郑柳林的郑桂田，韩庄头的侯嘉安。区委干部后寨子的李先岭也是如此下场。可怜这些永无下落的同志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全面的统计。我们这些幸存者好象是把他们完全忘掉了！但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投降了敌人。如原五区区委书记宿安民、区长宿建国、二区区委书记张鹏、八区区委书记訾辉、县农民协会干部王仲玉等。有的被捕去的同志表面上对他的劝降表示同意，暗地里还给我们作了一些情报工作和营救革命同志的工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原九区付区长予会涵。从处理毕克波和邹靖国投敌叛变的整个过程分析，如果毕克波是托派，邹靖国也必然是托派。在邹靖国到山东纵队受训时，正是那里的托派最活跃的时候，邹很可能被拉入托派。当时山东省的托派头子是于公（原名袁永辉）打入山东纵队司令部当参谋长，活动褥很紧，凡是受参谋训的几乎百分之百地被拉入托派，受公安训和党务训的也有少数人被拉入托派。估计邹靖国在受党务训时被拉入托派，回来后又发展了毕克波。毕在被处死前，自动交待加入托派，是因为他认为邹靖国也是托派，以便减轻自己的罪行。
邹靖国叛变后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从泰西整个党来说，从党员的人数来说，被捕的是一少部分，真正跟着邹靖国干的更是极少数，但从机构来说，在1942年上半年，区这一级多数瘫痪了，几乎停止了有组织的活动。邹靖国投敌叛变的案子一直未弄清楚。1943年下半年形势好转，崔子明同志把邹靖国诓出来，因为他牵涉的面很大，就把他送到延安去。据说在延安他一直未交待托派问题。他究竟是什么动机投敌的，是以托派的立场投敌，还是认贼作父投敌的，来弄清楚。1945年日本投降后，把他从延安解回泰安，在夏张镇开了公审大会把他杀了。
党在破坏中前进
邹靖国叛变投敌，破坏是很大的，被捕的党员、干部和群众有一百多人（确数未弄清楚，许多人没有下落）。但这次破坏与前两次遭到的破坏不同，前两次是从省委来的，省委组织部长叛党后，波及各县，这是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是以前从破坏到重建隔了很长的时间，第一次破坏从1928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隔了整整二年。第二次大破坏后隔的时间更长，从1933年F半年一直到l936年上半年山东省委才开始恢复，单从泰安来说是到1937年上半年，整整隔了四年时间，才开始重建党。这次破坏是从县委开始的，单从一个县说，特别是从一个县委书记说，也可以说是从上面来的。
这次破坏，从损失的党员人数来说比过去两次都多得多，应当说这也是一次大破坏。但从党的恢复和发展来说，时间却很短。1942年上半年动荡很大，各区各村的组织都有相当大的破坏，有些区、村工作陷于瘫痪，但这种情况持续不长，有些工作马上变换了形式，有些工作转入了更机密的地下。党的工作没有停止，还在紧张而曲折地进行，只是从表面上看不见过去那些轰轰动动的局面了。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采取了及时的相应措施，把大部分与邹靖国认识的自愿离开本地方的干部输送到黄河西面的地委和专署，县一级的机构作了很大的精简，一部分干部转移到边区继续活动和领导工作。对区以下的党政机构作了很大的调整，有的作了全部改组。这些工作的进展不是很慢，而是相当快的。区…级（这些小区都是在1941年下半年敌情开始恶化时划分的）新的阵容是：一区区委书记刘永芳，区长张雨亭；二区区长王乐耕；三区区委书记张希范（吴品三），区长许梅村；四区区长颜振南（贾化一）：五区区委书记高峰；六区区长于雷；七区区长高圣三：八区区委书记徐冰航，区长李连芳；十区区委书记赵中兴，区长马文云。九区（原为老三区的一部分）是毕克波常在那里活动的一个区，情况很糟，暂派不进人去。有些区领导干部暂配备不全的就由区委书记或区长兼任。也有两个邻区相互配合的，如四、五两区就配合的很好。
地委派到泰西县委的新书记武静安，原是地委组织部长，是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干部，以前曾在泰西独立团担任过政治部主任。但这个同志的胆量和魄力都不够大，在他任县委书记半年期间没有深入泰西县境，只在泰肥山区和黄山一带活动。在县这一级领导干部中能深入内地重新开展工作的主要有两个人。在老二、三区起主导作用打开局面的是地、县委敌工部长崔子明同志；在老九、十区起主导作用打开局面的是县政府秘书（事实上是代县长）孙照寰同志。我当时病还未好，流动在我家乡附近的亲戚朋友家养病，邹靖国未能找到我。我掌握住了那个乡的两面政权和全乡的小学教员，依靠他们在乡里作宣传，利用小学生通信。我还掌握老九区伪区公所的情报工作。因而把～度动荡不安的局面较快地稳定下来。
崔子明同志负责泰西地委和县委的敌工部工作，与伪军和伪军组织方面联系比较多，活动力很强，立场很坚定，工作很果断，他认为该杀的人马上就杀。当时伪军和伪组织里面的人很怕他，他们之间在发誓时往往这样说：“我要怎么样，出门就碰上扫地阎王（伪军给崔子明同志起的绰号）。”他掌握着武工队，老二、三区（包括六、七、八、九、十各小区）的工作主要靠他直接领导。武工队的成员全是敢打敢拚又机动灵活的人，它不是固定组织，有任务就马上集合，没任务就分数到区里或县里帮助工作。领导人临时指定，比较重要的任务，就要指定一个比较重要的干部去领导。当时五区区委书记高峰同志就多次被指定临时去承担这种领导任务。每次他都完成的很好，解决毕克波的问题就是派他去的。他用换枪看枪的办法巧妙地缴了他们的枪，然后把他们都牢牢地捆起来带走。所以很多同志常称呼他为“高二门道”
孙照寰同志的作风机智果断，长于计谋，对伪军和伪政权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对敌人活动的规律摸得比较准，因而在对敌斗争上常能做到避实就虚和声东击西的效果。他虽然没有崔子明同志那样的“杀”气，但在关键时刻对无法争取的坏分子还是杀得既狠又准的。在老九区（敌人还是按老区行政办事）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连续杀了二个不听我们话的伪区长。把动荡的局面牢牢地镇压住。
经过一段时间，地委认为武静安同志魄力不够，42年下半年派朱涛同志接替了武的县委书记。朱涛同志胆量和魄力都大一些，方法也多些。他配合孙照寰同志机动灵活地执行了党的“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方针，巧妙地执行了“挖眼”、“掐爪”、“断线”的锄奸方法，收到了很大很好的效果。为了便于工作，他同时用了三个名字，在某种场合用李长风，在另一种场合用董振芳，老同志们都叫他董大牙，在党内用朱涛。活动面很大，别人不敢去的地方他敢去。他的装束很象个老农民，邹靖国一伙不认识他，所以他活动就比较方便。到了42年底局势就完全稳定下来，各区委的组织和各乡村的支部都恢复或重建起来。这次党组织的恢复从时间上说是很快的，从过程上说也是比较顺利的，主要的原因和条件是有了政权和武装，否则是难以设想的。而且在恢复中还有新的发展，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排除了一部分青年领导干部那种大轰大冲的盲目干法，在活动和对付敌人的方法上，都有了一套符合党的新政策的新经验和新方法。这一段将近一年的工作很艰苦，因为1942年不仅泰西地区，而且整个华北都是个荒年。从1941年下半年就开始旱，秋收很不好，1942年春，广大群众缺粮少柴，生活十分困难，再加上邹靖国叛变造成的动荡不安，工作不稳定，对农业生产和付业的领导都有些放松，更增加了各方面的困难。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并来动摇，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并未动摇，因而经过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努力，克服了难以设想的种种困难，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