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我，多年来经常怀念到已经牺牲和去世的几位老同志。
朱霄同志
朱霄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中学时期的同学，比我高一年级。他的原籍是山东肥城县、湖屯南辛庄村。他是1924年入党的，比我入党早两年，我1926年入党的时候他已是山东省委委员了。这个同志很朴素，很能接近群众，工作方法比较灵活。1927年下半年我回泰安开始党的创立工作时，他到泰安去的次数最多，说是视察工作，实际上是帮助工作，一点也不露上级领导的派头。他在穿着上经常有变化，有时像个学生，有时像个商人，有时像个农民。他的名字也常在变化，他在中学时的名字是朱桂生，入党后改名为朱霄，有时叫朱晓，有时叫朱啸，有时也叫朱节忱。当时在旧军阀统治下，为了应付那个局面，工作是很艰苦、很危险的，不得不如此，他对我的帮助相当大，常给我些文件看，谈些问题。他也很喜爱文学，常和我谈起莎士比亚和哥德的作品给革命带来的重大影响。可惜这个同志很早就牺牲了，未得发挥出他对党对人民的应有才能来。他是山东党组织第一次大破坏，原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和他的兄弟王天生（有的说他们是叔侄）投敌叛变后，1928年冬天被捕的。由于叛徒出卖，当时山东省委和济南市委的主要领导人都相继被捕了。这一次被捕的有山东第～任省委书记邓恩铭同志，省委委员朱霄、纪予瑞、刘一梦、宋占一等共十位同志。1929年秋天第二次被捕的有第二任省委书记刘谦初同志。1930年秋第三次被捕的有第三任省委书记张金德同志，济南市特委书记李子衡同志，省委委员雷晋笙同志。先后陆续被捕的共三十多人。在狱中，朱霄同志和武和景同志曾两次协助邓恩铭同志领导组织了两次越狱：l929年4月组织了第一次越狱，只有杨一辰同志一人脱险：7月又组织了第二次越狱，这次脱险的有何自声、吴克敬、兰志政、王永庆、李宗鲁等五人。1931年4月初有21位同志同时被国民党杀害，其中有邓恩铭、刘谦初、张金德、朱霄、李子衡、雷晋笙、刘小甫、纪子瑞、刘一梦、宋占一等这十位省、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朱霄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直到现在，他的年轻而有为的面容还时常隐约出现在我的眼前。
李正华同志
李正华同志1938年上半年在第五大队当大队长，我在第五大队担任教导员。这年秋天第五大队改编为团本部的教导大队时，他仍任大队长。刚拉游击队时我才认识他。他的家庭是一个有20多口人的大家庭，劳动力多，生活比较富裕。他很耿直、很正义，对坏人坏事忌恶如仇。他所以走到革命队伍里来，主要因为他所在的区（老八区）有个叫做自宗茂的一家大地主，他不但土地多，城里还有几处买卖，是那个地方的一霸。这个地主还带有奸商性质，恶迹很多，开油坊豆饼里掺砂子，放高利贷利息很高。李正华同志看不惯，联合一部分人在县里告了他，打了几年官司，未打赢。因为这个官僚买办性的地主既有钱又有势，罪恶事实虽多，但终于是贿赂的力量占了上风。未能把他告倒。李正华同志为此很气忿，认为这样的国家和社会一点好的希望也没有，非把它推翻不可。他要求参加革命和参加党的心情很迫切，在他的带动下，弟兄三个都参加了抗日工作。
这个同志作战很勇敢，1939年秋在东平常庄战斗中受了重伤，身上好几处中了弹片，有的弹片接近肝脏，无法取出，只好由它保留在他的体内。他的伤好后，由于体力不强，本来是可以留在地方工作的，但却自报奋勇担任了军分区的独立营营长。1943年秋，他到军分区司令部开会，回营部的当天晚上，因为要走的路程还相当远，中途住在靠近山区的宋家庄一家姓邵的熟房东家里。天快亮的时候敌人包围了这个村子，房东劝他隐蔽起来，他怕连累房东，带着通讯员突围出去，出村就是一条山沟，从山沟往上爬，中了敌人机关枪的扫射，他和通讯员都身着数弹牺牲了。原来敌人认为这个村子里驻了我们的部队，是分几路来合围包抄的，既然不见还击，敌人就认为是扑了空，连村子也未进去搜查就走了。敌人认为在沟底中弹倒下的是两个老百姓。没有去查看，他们两个人的枪都没有丢。这两个同志真是牺牲得太偶然，太不值得了！可惜这么勇敢的一位同志，连向敌人还击一枪的机会也没有，就永远离开我们了！
马超尘同志
马超尘同志是我在济南直鲁联军军需专门学校很知已的同学，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他在东昌师范学校上学时参加了国民党。在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下和我考入了同一个学校。他喜爱文学，特别是喜爱当时在地下流行的所谓“普洛”文学，他对“创造社”出版的书刊几乎是一纸也不放过。我入党后不久介绍他入党。他为人很直爽，很机警。在军需学校时，因为被校当局抄去一本日本河上肇著郭沫若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趁他们还未来得及详细过目之前，他断然毅然地找主管这宗事的教育长要了回来，使事故转危为安，这充分证实了他的智勇过人。
他的原籍是河北省丘县。抗战初期，在他那个地区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据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志说，他用的宣传方式很多，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在群众多的场合，他常用快板的方式进行宣传。他还创作了一首歌曲叫《老百姓摸枪>，用五更调的曲子来唱，很动听，最受群众欢迎，鼓舞作用很大。可惜我没有把这支歌子保留下来。1940年春天，在接敌区的一个集市上他进行宣传时，被敌人的特务抓去。他在就义时表现的很英勇，大骂汉奸敌人不止。敌人当天就把他杀害了！
不知为了什么，一直到现在，他在我的记忆里好象还在活着。
张俊千同志
张俊千同志，1930年入党。在阎冯反蒋战争初期，他同汶口特别支部书记王挥卿等同志调动了几千红枪会员用围城和堵桥的办法威胁被围在汶口镇里的马鸿逵叛军的一个营缴械，因火力太小而失败。阎冯败遐后，有叛徒告密，遭受马鸿逵通缉，不得不同王挥卿、查冠五三人同时逃往东北。“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在吉林组织和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后来他这一部分部队被日军打散，大部分退到苏联境内去。张俊千同志没有随部退出，留下来另做打算。及至“七七”事变后，就回到家乡来拉游击队。五大队集中起来以后，他在一个中队当队长。这个同志不大爱说话，是个老老实实的实干家，既不喜欢吹捧别人，更不喜欢吹捧自己。干工作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后来游击队改编成六支队时调他到地方作抗联工作。
1943年冬，泰西专署在泰肥山区一个叫莲花峪的村子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他和黄白莹同志（泰西地委宣传部长）同时牺牲了。
宿超凡同志
宿超凡同志是济南师范的学生，是党的发展对象，在泰西县文教科当科员，工作积极主动，敏捷勤快，出去时间比坐机关的时间多，处理问题效果良好。当时抗日政府刚成立，机构不健全，文教科里只有四个人，他是协助我办小学教员训练班的主要助手，每期训练班都由他担任指导员，作了很多工作。1940年春天，他出差至一个村子，正在和村干部谈工作时，碰上敌人经过那个村子，村干部胆子小，撵他走，他无法不走，想从墙上跳出去，刚一上墙就被敌人发现，一枪打中了他的腿。他无法再跑，跑到了附近的一口井里，敌人往井里又抛了几块大石头，这个同志就这样牺牲了！
其实敌人只是从那个村经过，如果村干部是个明白人，把他当作自己家里的人留一下，就完全可以应付过去了。这是惊惶失措的恶果：使这个好同志白白送了命，又使自己招来抄家的麻烦。抗战初期，对待敌人的经验不多，这样的蠢事很容易发生。可惜的是这么一位发展前途很好的同志竟被一个愚昧人葬送得这么容易。他牺牲时只有二十几岁！直到现在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处在“留党察看”的困难境地，没有能力及时地把他介绍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李鹤年同志
李鹤年同志是我在泰安第一次当县委书记时的组织委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被招去法国当华工，大战结束后没有直接回国，在里昂当工人。1922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l923年党组织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因文化程度太低，学习有困难，学了半年不愿再学了，同陈延年等同志一同回国，回国后，党派他到唐山开滦煤矿搞工人运动，在一个矿区的俱乐部负责。1924年秋开滦罢工失败，因被通辑逃到天津，在天津未找到党，住了一个时期，没有办法，回到泰安东向镇老家。在老家用自己的房子开了一个小饭店，叫“平民饭店”。他的打算是开这么个饭店作掩护，将来和党接上头以后来往住人方便。他家住在一个镇子上，有十几家商店。这个地方1925年闹土匪，他鼓动镇上商店的东家办了个民团，共十几个人，都是商店的店员，不脱产。他自愿当义务队长。他的用意是抓点武装，将来和党接上关系后有用处。1927年夏我回泰西后，首先和他接头，了解到他的情况，反映到省委，省委决定他当县委组织委员。我们在这个镇的中心小学里作了个基点。这个同志立场坚定，工作细心，看事情看得远。在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时，他老是感到不对头，根据他在唐山搞罢工失败的经验，他认为上级要求太高、太急，难以成功；必须脚踏实地稳稳当当地来，把群众基础打好，才有可能做出点成绩来。
1927年底，省委发动年关暴动，他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但表现很被动，很消极，老怀疑这样搞行不行？但他对党的信心很强，一直没有表现过灰心丧气，只是在工作上谨慎小心，不忘作长期打算。现在看起来，他这种思想正符合党后来确定的白区工作的方针；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当时有的人认为他右倾消极，缺乏革命的勇往精神。1930年泰安党的组织恢复后，领导上决定他负责所在区的工作。这个同志最使人难忘的是他两次被捕，表现都非常坚定。l933年底，由于叛徒的出卖，他第一次被捕。当时被捕的二十几个人，多数是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出狱，他也是这时出狱的。1938年初，五大队集中起来以后，由他担任后勤工作。当时正在春荒时期，游击队的给养很困难，一开始主要是依靠募捐，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多工作。邹靖国叛变后，他仍在这个区坚持工作。
打开局面以后，让他担任老九区的区长，工作成绩相当好。1942年初，一天夜里正在一个叫于老庄的树子外边的庙里召集乡村长开会，特务和伪军包围了会场。他本来可以隐蔽在群众中不被捕的，但因在特务中有邹靖国的一个通信员叫小华，认得他，虽然他十分沉着的进行了安排，让一个两面村长出头说话，说这个会是为了给伪公所筹划粮食，但也无用了，他还是被敌人抓去了。这是他第二次被捕。他这次被捕后受刑很重，腰被打断了，胳臂也被打断一支，什么酷刑都受过，有两次被打得死去又活来，但他什么也没有向敌人暴露。敌人把他囚在宪兵队的木笼里。党和政府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营救他。最后还是利用伪政权方面的关系，把他保出来治病，条件是只能在家不能出去。后来我们安排他到伪区公所当事务员，以便从他们的内部打听点消息，给我们送点情报。抗战胜利后，安排他到专署的一个铁工厂当经理。只因把他在区公所当事务员的事看为失节，所以没有恢复他的党籍。全国解放后，调北京来，先是在华北妇联当总务科长，后又调他到建工部技术司当秘书。“文化大革命”中把他打成“叛徒”，把他的家庭也化名为“叛徒家庭”。1969底他病死了。党籍一直未恢复。
不论在什么时候，我总认为这个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不慕名，不图利，他的一生和他的家庭都为党为人民作了很多牺牲。他受的摧残太多了！他无愧于心，所以他向谁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
张北华同志
张北华同志死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我和他认识很晚，1937年月10月省委派他到泰西地区负责工作时我才认识他。后来的全部事实证明，他是很称职很得力的山东省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团主席。游击队改编为六支队后，安排他任政委，因身体不好，长时期养病，后来到延安学习，在那里住了几年。解放后回山东工作，开始任济南市委书记，后来又调他到徐州市任市委书记，而后调到北京任全国总工会机械工会主席。不久又到国家计委当干部司司长。1958年调到甘肃省委任监委书记，但又不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他所任过的这些工作都带有相当大的复杂和困难。他为人忠实诚恳，沉默寡言，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能经常保持冷静头脑，能自报奋勇去担当别人不敢担当的困难工作。当一九三三年初山东省委因叛徒陈衡舟告密遭到第二次大破坏，大多数省委干部被捕或逃走，他自报奋勇组织了临时省委并被选为临时省委书记时，遇到的困难和风险，是十分严重的。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随时都可能遇到叛徒和特务。而且恰在此时，王明的中央又派来了特派员蔡泽民，他不承认这个临时省委，更不承认选举出来的省委书记张恩堂（这是张北华同志当时的名字）。这真是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的险恶环境。但这一切艰险都丝毫没有动摇他要打开一个新局面的决心和信心。他马上安排几个省委委员分头下去视察和重新布置工作。他自己到鲁南和鲁中视察，并重新安排了交通关系，防止自上而下地党组织的被破坏。他下决心整顿了基层组织，该撤换的撤换，该改组的改组。
宋鸣时是当时临时省委的组织部长，作风很不正派，他很严肃地批评了他，以致使他老羞成怒，七月间，这个大坏蛋又投敌叛变，也走了王复元已走过的遗臭万年的道路。这次张北华同志和刚又组成的省、市委大多数干部30余人被捕。这次被捕的人多数都判了五年徒刑。他们所以能幸免杀身之祸，主要是泰安有名的爱国老人范明枢通过当时驻在泰山的冯玉祥给韩复渠打了几次招呼，再三说明对这些爱国青年不可操之过苛。范在济南北苑师范当校长因共党嫌疑被捕由冯保释后，冯即聘范为自己的古文老师，对冯说话很灵。在抗战时期的山东省，如果没有这一大批幸存下来的干部，能那样迅速而比较顺利地发动起那样大规模的抗战（包括解放战争）形势来，是难以设想的事。在我的视野里，张北华同志是一个最突出的典型，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他是最后出狱的一批之一。他出狱时敌人已临近黄河，隔着黄河往济南打炮，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要全部撤走。他坚持不找保人办出狱的手续，最后只是写了个“出狱后参加抗战”的条子。他后-生受了自己人的很多折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一个公社住了两年，几乎饿死。1962年平反后回到兰州担任省监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在甘肃当时所谓“三驴、五虎”的黑暗统治下被打成叛徒，受到“三开除”的处分。怕他以后揭发他们的丑事，往死里整他，有病不让他治，病重时只让他住医院的楼道里。1975年7月去世了。
他是死不瞑目的我党的斗士之一！
孙照寰同志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孙照寰同志，因患癌症，不幸于1982年6月19日晨在北京逝世，终年66岁。“孙照寰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革命战士。孙照寰同志对党忠诚，光明磊落。在十年内乱中，他为了捍卫党，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斗争，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的、残酷的政治迫害，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他坚决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顾全大局，积极工作，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带头执行党的政治生活准则，对共产主义事业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念。“孙照寰同志在生命弥留时刻，仍关心党的事业，特别是青少年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如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捐赠给街道托儿所和图书馆。并一再嘱咐，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骨灰由亲属分撒在附近的江河里。还严格要求家属，不许向组织要求特别照顾。”
以上是我照抄1982年6月25臼《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孙照寰同志去世的新华社北京电。这是党对孙照寰同志一生的评价。至于我，只能以老战友的关系用这几首小诗来表达我对他的哀思：
（一）
慧眼识国贼，挺身斗叛逆；
大哉五不怕，好佞难存余！
【注释】在十年内乱中，史无前例的造反派在给他造成的“隔离”时期内，从他的日记里抄出了说林彪是新军阀，不能作毛主席的接班人，说江青是新时代的妲已……等话。因此，判处了他八年徒刑。至1977年春刑满获释。
（二）往年战泰西，鬼蜮交相泣；
锄奸如探囊，制敌多神奇。
（三）
全心寄科技，病危犹依依；
斗士坚如此，狂澜无可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