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思潮的根源问题，如果单从小生产社会的影响说是说不清的。“我们的社会，曾经是一个小生产有如汪洋大海的社会，处在这个汪洋大海中的工人阶级政党，每时每刻都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强烈影响。它本能地抵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成为实现党的正确路线的障碍。”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当然是对的。但如果再进一步从思想作用的反影响说，问题就会更重要得多。接受教训，防止再重复错误，多从思想理论上探索一下根源，我认为是有很多好处的。
我认为我们党的极左思潮之所以长期存在而至膨胀性的发展，从思想理论方面看，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上没有弄清楚，或在已经弄清楚的情况下而在实践中没有认真加以执行，比如《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和《论民主集中制及其他》，这都是很值得警惕的事。
（一）为人民服务和为人类服务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前提是解放全人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虽有几个不同提法，如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劳动群众服务，我认为这些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提法，都有在一定范围内的相同意义，决不能认为这些不同提法是对人类服务的分裂。否则，就无法理解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前提是解放全人类了。为人民服务的提法也不应列为例外。
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是极左思潮的主要特征。1950年8月由政务院颁发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是一个科学性和阶级性很强的决定，是消灭阶级和加强人民和民族革命团结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如果从那时起开始认真执行这个决定，1957年以后就会真正出现团结两个95%以上的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可惜因为左倾思想的阻力，这种可喜的局面不但未能实现，而且经过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将原来比较好的政治局面引向相反的方向，人民内部的范围趋向缩小，人民外部的范围趋向扩大，原来的“黑四类”发展成为“黑五类”。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民主集中制一开始实行，局面迅速出现好转，但同一年下半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又对阶级斗争扩大化予以完全肯定，致使刚已出现的好转局面处于停滞状态。由于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又加上“一抓就灵”，随之使贯彻民主集中制行之有效的“三不主义”也突然走向反面，变为“引蛇出洞”的诱饵和“放长线钓大鱼”的钓竿。“四清运动”确定了党内有一个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确定了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并随之否定了党的领导。随后～闹“海瑞罢官”问题，就连毛泽东同志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极郑重地作的《论民主集中制及其他》讲话中原有的一切光辉诺言也突然散失了。“黑五类”迅速发展为“黑九类”，“知识越多越反动”，因而知识分子也成为“黑老九”。犹如燎原之火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遂使林彪、康生、江青“四人帮”及一切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乘虚而入，趁火打劫，终于造成了难以收拾的内乱局面。在为人民服务中，改造本来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这不但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三改一化”看是如此，就是把作为寄生虫的剥削阶级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难道这不是服务？这不是为人民服务？极而言之，枪毙一个杀人犯，枪毙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改造教育一个犯法的入，从而使社会不断向安定团结前进，向更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前进，难道这不是很重要的为人民同时也是为人类服务？把为人民服务和为人类服务强硬地割裂开，这是很大很严重的错误。
（二） 党和人民谁是第一位的问题
今年年初，《人民日报》的第一版发表了陈云同志在七届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关于人民、党、个人三者如何安排的的问题。我记得六大党章上在入党誓词内有一条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七大、八大党章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改变为“党的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什么不能挺：“人民的利益高子一切一或“人民的即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呢？可想而知，陈云同志的意见在当时是有争论的。王明路线的流毒在当时的党内还远远未能肃清，而且从当时及其以后的许多迹象看，康生这个大坏蛋已插手企图作为王明的代理人。
既然在党章上是这样的提法，那末，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就不可能不在一定的场合和一定的程度上受到很大的干扰和破坏。就有可能使“党员是人民的普通一员“、“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员干部是人民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优良传统完全落空。因为这两者之间有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在字面上似乎只是毫厘之差，两在被别有用心的人夸大推行下去，就会失之千里。后来的许多事实说明了它的必然性。
（三） 左倾和右倾的关系问题
七大以后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是“左的现象，右的本质”，后来又简化了一下，叫做“形左实右”。七大党章的总纲上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对象确定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这显然是从列宁和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来的。他们这两位领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左倾是右倾的背面，是右倾的影子。从联共（布）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看，有托洛茨基等人的左派，有布哈林等人的右派，开始也似乎有分别，但后来他们却又混为一体了，斯大林把他们总称为“反对派”。列宁还把左倾分子称之为“‘左派，幼稚病”。
不管从理论或从实际上看，它们是不容易分得开的。
从中国党内历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看，也是难以分开的。陈独秀本来是右倾，后来却又变为托派（又称取消派）。王明一身而二任的角色更为突出，左得要死，右得也要命。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更是如此，“五四”指示发出以后，搁了一年来动，第二年一下子就来了一个“肉体消灭”、“杀气腾腾”，“搬石头”，“群众立法、群众司法、群众执法”等等的极左行动。
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混杂在一起，其复杂性和虚伪性真使人会把脑筋伤透。林彪垮台以后，曾出现过周恩来同志要批极左，毛泽东同志要批极右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从报刊上对他们的批判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定性，一种说他们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一种是一开篇就说“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对左右倾的看法和论断是很混乱的。直到审判他们的罪行临近，才完全肯定他们是反革命的刑事犯罪，不再往极左路线上扯。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的第六章第二节内这样讲过：“所有这些回避问题，保持缄默，躲躲闪闪的做法加在一起，就必然使他（针对考茨基——作者注）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这里所讲的主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面目；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面目，在这里仍是看不清楚。在联共（布）内的机会主义者中，还找不出象王明这样一身而俱备的最典型的机会主义人物，他不但集中代表了一切机会主义者的面目，而且在他无法掩盖他的错误行为时，他还会毫无顾忌地走向孤注一掷的道路，成为断送党和革命的“内部敌人”。为什么一定要把一切错误的头上都贴一个“右倾”或“左倾”的标签呢？实事求是的把它定为思想性的或政治性的，一般的或原则的，反动的或反革命的，不更好吗？何必把它弄成一个复杂而又烦琐的神秘问题？
（四）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应有的作用和地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深得全世界无产阶级公认的，是马克思、恩格期和列宁，不是和他们同时代的蒲鲁东、魏特林和巴枯宁，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出身于工人阶级，本人也是印刷工人；魏特林也是出身于工人阶级，本人也是专作术桶的工人。巴枯宁的出身和列宁相同，而且同样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多年。前两个人均非如此，马克思的父亲是当时德国特利尔市的有名法官，特别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父亲和她哥哥都是当时德意志国家政府的重要官员，而且马克思本人上大学的青年时期生活是相当富裕的。恩格斯的出身是大家都知道的，他本人在英国受彻斯特的一家跨国公司（欧门——恩格斯纺织公司）当过20年协理（相当于副经理）。列宁的出身是贵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他本人也从没有当过工人。但真正代表大产业工人和无产者远大利益和远大理想并成为全世界无产者革命领袖的，偏偏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而不是蒲鲁东、魏特林和巴枯宁。难道这都是偶然的，或者是宿命的？完全不是。只有这样来理解：这三位导师的知识广博，经验丰富，站得高，看得远，能在历史上，在理论和实践上及时总结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历次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因而能及时地给全世界无产者的革命运动指出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策略。还有什么更多的理由和条件呢？我认为是没有了。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也是如此。首先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然后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一切伪装的人物都是经不起考验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如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更是如此。
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应有的作用和地位，不仅是桥梁的，而且是也是先驱的。有了这样的先驱，然后才有可能有代表工农兵的党的组织（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出现。然后才能有工农兵的主力军跟上来冲锋陷阵，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在唯成份论者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他们宁可给领袖们随便改成份，说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法律工作者，说恩格斯是一个小职员，说列宁的父亲是一个教师，总不肯承认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能有如此重大的作用。让这些阶级斗争专家们丢掉他们的愚蠢招牌是不容易的。
（五） 关于挂领袖像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是和国际主义分不开的，因为它的最终目的是解放全人类。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共同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溯徘徊。”1864年成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就是“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国际主义的，它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是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既然如此，关于挂领袖像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当前各社会主义国家不谋而同的一个挂法，就是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的领袖挂在主位（第一位），把全世界无产阶级公认的革命领袖像陪挂在副位。这种挂法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从实际出发”来重视实践的第一性。但如从“实事求是”的原则讲，这种挂法肯定是不对的和不合理的。它所以是不对的和不合理的，首先是因为过分地夸大了自己的独立性，认为自己的成功是首创性的；其次是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的领袖放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之上，无论如何也是讲不通的；再其次是，这种挂法还很可能引起野心家和阴谋家的“领袖狂”，千方百计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妄想自己是当然的领袖，这就很容易造成阉割马克思主义和分裂社会主义革命的危险。领袖欲强的人，总想把自己的像在领袖像的行列中占据一个位置，他总没有想到三五百年以后要有几十个至上百个的领袖像并列在一起，那么多领袖，就等于没有领袖了。任何事物都是往前发展的，革命更不能例外。处在新条件和新形势之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点发展是应当的，不能引为沾沾自喜的功劳。应多考虑考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向恩格斯学习，多一点谦虚是有很多好处的。我的具体看法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最伟大的领袖马克思挂在首位，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挂在第二位，把自己的领袖挂在第三位。我想这也只是一个过渡的挂法，到了全世界都达到成熟的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时期，如果还需要挂领袖像的话，就只挂马克思的的领袖像就好了。
1982年7月底完稿（此文曾节录发表于《中共冀鲁豫边区党的建设》及泰安、肥城市《党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