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远同志：
把我写的“党史资料” （指“从一个角落看一般”）寄给你一份。这个资料所以这样写，是在去年接到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的通知以后才肯定下来的。这个通知要求用不怕撤职、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精神来写。特别是这个资料的最后一部分，在接到通知以前，虽然也考虑过，但没有决心敢这样写。
你看过以后，有什么意见，志也寄去一份，并请他看过后，请来信直接告诉我。我给于雷同给那里的几个老同志传阅一下。
武冠英 1982年8月
——摘自1982年武冠英分寄自己的回忆录《从一角落看一般》时写给十几位老同志的信稿
为了编好党史，陈云同志曾经指出：首先要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这是关系到防止野心家篡党夺权的一件大事。一定要有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精神，把党史上的真实情况写出来。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一九八一年的通知
中央再三强调：要唯实，要实事求是，不要唯上，唯权威，唯定论。
——摘自一九八四年通信
关于提供“党史资料”的通信（二）
延积同志：
你代君毅同志起草的《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第二稿，我已收到数月。整个篇幅和分为六个部分的布局，我认为都很好。其中有几个情况和时间同当时的事实不相符合的问题需作更正，本应早给你去信商榷，但又想到，不如先和君毅同志交谈～下，求得两个人的回忆趋于一致或接近一致时，再给你去信商榷更好些。早些日子，因为他不断开会和出外视察，我几次打电话去找他都未找到。直到最近他从新疆回来以后，才能抽出一个短的时间来我这里谈了谈。我现在按稿子上的顺序把几个问题再提供给你，请你再参考其他人的意见作整理。
(一)第一页第一句首先把泰山提出来，作为划分泰西地区的一个标志，我认为这握得很好。不过后边的一个小句“在山东省东部”，这与实际不符。从山东地图上看，即使不算胶东半岛；从莱州湾的羊角沟到海州湾连云港划一条直线，不算线东面的一部分，泰山还是山东的中部。称之为东岳，是与北岳恒山，西岳华山对立而言，不是说它在山东省东部。最好是把这个小句去掉，换上“有‘五岳独尊’之称”。
（二）58页上讲到于会川、周持衡、邹鲁风分任肥城、平阴、东平三个县县长的事。这是39年三、四月间的事，当时我正担任泰西地委统战部长工作，在收缴了原东平县县保安队的枪械后的第二天，我同孙光同志曾去东平县政府了解情况。当时的紧张状况给我的印象很深，直到现在还犹如在眼前。县长邹鲁风同志的办公桌上放着两把打开机头的匣子枪；办公室另一头堆积着头一天刚缴来的几十支步枪。秘书倪冠英带一部分武装刚从离驻地不远的盐河边上巡逻回来。在那里吃过午饭以后，我们四个人还一同在他们驻处的小园子里面唱了几只歌。这次我同君毅同志交谈时，君毅同志讲，他还记得邹鲁风同志在平阴“挂印辞官”的事，曾对他的这一举动作过批评，在我的回忆中，当时的东平县长确确实实是邹鲁风同志，不是周持衡同志。当然，在同郁仁智谈判时的决定是原来那样，但“决定”不等于“结果”。既然发生过邹在平阴“挂印辞官”受批评的事，很可能发生邹顶替口到东平的事。在我的认识上，口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比邹差。有一件事情可以作证：38年四月间，国民党的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驻在东阿城，他在那里召集鲁西各地区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张北华同志派我去参加，临去以前，北华同志瞩我到那里以后可向沈鸿烈提出两个问题“(1)明令优待抗日军人家属；(2)我们的自卫团部队处在离津浦铁路最近的前线，搜集敌人的情报比较容易，如能发给我们一部无线电台，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敌情。很显然，这两个问题在当时都是拭探性的，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没想到，到了39年3月在常庄召开的泰西第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口提出，我们向沈鸿烈伸手要电台是不对的，有失我们的身份。因为当时他是未指名讲的，我也未作回答。可见这个人的思想境界是狭隘的，缺乏起码的统战观念。
（三）在28页上讲到罗陈首长在常庄会议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事。根据中央党史征委会多次提出要“唯实”不要“唯上，唯权威、唯定论”的精神，应肯定当时传达的文件是《论新阶段》，而《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新阶段”是针对当时抗战形势已进入相持阶段的“新阶段”两言，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国民党反动派承认抗战只有“退却和反攻”两个阶段，我们认为没有相当长时期的相持阶段，是不可能进入反攻阶段的。《论新阶段》这个文件没有全部选入《毛选》，是因为其中确有错误论点。这个问题，我已在我写的《从一个角落看一般》中提出。现在，如果仅根据<毛选》来做定论，不仅有所“失实”，而且还有重复了“迷信”的味道。
（四）38页谈到“泰西特委改称地委”的事。泰西特委改称地委是在38年底或39年初的事，不是39年l O月君毅同志离开地委到刚成立的泰西行政委员会去时改的。《山东党史大事记>上写过“袁振是泰西地委的第一任书记”。袁80年前后到过泰安，也对别人这样讲过，山东党史大事记上就这样写下来了。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是一个带有吹嘘性的错误。我是39年初从泰安县委调到地委的，到地委以后，在转移驻地时，就看到给地委号的房子是用粉笔写的“地委”二字，有的地方先是写的“特委”，又把“特”字抹了，重新写上“地”字。3月间我调任地委秘书长时，管理科长是营龙骧同志，还曾关照过他以后号房子要写“地委”，不要再写“特委”。现在，如果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来肯定这个错误，不仅是有所“失实”，而且带有“唯权威”，唯“定论”的味道。
希望你对以上几个问题作适当整理。
顺致
敬礼
武冠英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一日
对《泰安市党史大事记》（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委办公室：
看过《中共泰安市党史大事记》（征求意见稿）以后，我认为有以下各处需要作改正。
（一）关于苏维埃支部的名称问题。从第_页讲“1926年春泰安苏维埃支部成立”，后面又几次讲到苏维埃支部，特别是21页第四段，又讲到泰安中心县委扩大会议决议要“完成泰安创造泰安苏维埃区域的光荣任务”，这些讲法都不能成立。过去，我曾几次向你们表示过我的意见，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这不仅是因为我从一九二七年八月担任泰安县委书记以后，一直从来听到马守愚、朱霄、于赞之、王仲修以及32年的泰安县委书记张铁民、鲁宝瑛等同志讲过有关这个事情的半个字，而且，从当时全国形势说，这也是不可能的。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苏维埃是一种政权组织。在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列宁才提出这种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形式。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湘赣地区创造了革命根据地以后，才有了苏维埃这种政权机构。在当时的山东泰安，既没有发动起土地革命战争来，又谈不到创造了革命根据地，哪里来的什么苏维埃支部？这完全是没有政治常识的一种吹嘘，千万不要搞这种政治笑话。凡有苏维埃名称的地方都应删掉，只讲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工会、农会、青年团、学生会等组织就是了。第五页第一段末，“党员约有l00余名”，不实。应为四十余名，有更多的同路人和同情者。
（注：据《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否认全国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创造北方苏区，以最快速度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得取胜利的口号。在这一‘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山东省委于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连续组织了各地（枣庄、博兴、益都、日照……）农村武装暴动，但均遭失败。……”另据其他党史资料，这一时期，山东省委和泰安中心县委确实有过“创造苏维埃区域”的（模糊、过激）提法。但此时武冠英已不在泰安，对此可能无印象。诚如武冠英所言，“苏维埃”是俄语“COBET”（意为会议，代表会议）的音译，应该是指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权形式。三十年代初，山东（乃至整个北方）党组织还很弱小，还在地下状态，在广大农村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反动势力刚相对强大，这时，所谓“创造苏维埃区域”还只能是梦想。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央领导层的成熟、更新，思想政治路线的转变，随着党中央和他领导的工农红军北上（而国民党反动政权则南迁），在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在北方壮大起来，党组织也在北方各省迅速发展，开辟了陕甘宁、晋察冀、冀鲁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农会工作（减租减息、反奸斗霸），妇女儿童工作，宣传教育等工作都有了扎实的开展。这时，在这些区域才真的有了一些“苏维埃”的模样。也芷是依靠这些红色区域和诞生予这些区域的人民子弟兵，到20世纪中叶抗战胜利后，又战胜了蒋分石反动势力，在整个中国大陆建立起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民政权——1个巨大的“东方苏维埃区域”才梦想成真。可是，如今，连苏维埃的故乡……都幻灭了．然而，不必灰心，生命不息灵魂不灭，这里消失那里再现，看吧，欧盟、独联体、亚欧首脑会议、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如果北约除去它冷战时期的军事性质，欧非、亚非之间，南北美之间也缔结成什么盟约，那么，世界五大洲将连结起来，有朝一日，整个地球村将会成为一个共同体，一个自由联合体，地球村全体村民将通过联合国大会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参与地球家园的管理设计、修缮营造。——这不也是“苏维埃”的本意吗?“一个大家庭，我们的未来”，梦想终会成真。——编者赘言）
（二）第七页第三段，“泰安党组织与省委失掉联系”，不是因国民党新军阀占领泰安，而是因年关暴动来成从二月间就与省委失掉联系。从当时省委向中央的有关报告（莱芜县委有搜集到的这份材料）来看，省委当时有一次“清党”决定，凡是暴动未成的党组织都在清除之列。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莱芜党组织也是同样同时与省委失掉联系的。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当时省委工作人员不少是跨党分子，和国民党省党部无保密可言，国民党反动派一到山东，省委处于分裂状态，有的跑了，有的躺倒不干了，有的叛变了，一时出现混乱局面，无人负责。
（三）第十六页第四段，“蔷薇社”不是泰安县师学生会成立的，是直接在县委会领导下成立的。成立时间也不是32年三月，是31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社员的发展对象决不是只在县师，而是泰城各中学和全县各小学。当时县师学生会没有这样大的职能。这也是一种吹嘘。
（四）第十七页第四段，“中共泰安中心县委正式成立。”在中心县委成立以前，泰安县委已于31年九、十月间成立（恢复），县委书记张铁民在“蔷薇社”成立和我谈话时就是以县委会的名义谈的。32年初，省委派魏××到泰安视察，中央特派员×××到泰安视察，都是以县委会名义来接待的。当时我负责交通站的工作，对这个情况很清楚。不要相信那些无稽之谈。
（五）第十八页第四段，泰安县师风潮发生在本年四月或五月，不是发生在七月。风潮发生以后，最神气的是口口口。他带着县师的一都分童子军，都拿着鸭蛋粗的白腊棍，满街游行，寻找刘子章。他甚至掂着童子军棍威胁我，叫我把刘子章找出来。你们在这段记事里肯定了庞盛文的观点，否定了我的观点，认为县师风潮是成功的。其实，只要把县师在31年底从五阁庙往慈善院迁校及迁校前后同大绅士赵新儒的斗争经过，以及在风潮后撵走了十二名教师（其中包括最进步的教师李蔚堂和燕通明）等事实摆出来，就可以看出这次风潮是瞎胡闹。从后果看，就更惨了，由于内部的分裂，优秀教师苏蕾生、侯月亭的被绑架遇害，不到半年时间，县师的党组织就垮了。县师的这次风潮，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即可不言而喻。至于这次风潮在侧面助长了泰城封建代表人物赵新儒的威风，不久以后，就连很灰色的李含真也在县师站不住脚，把县师校长的位子白送给了复古派徐芝房，结果还是赵新儒胜利了。这是一个更严重的教训。
（六）第二十八页第三段，“张北华等10余人于七月下旬出狱”，不实。张北华同志是10月间日寇进犯到黄河北岸、济南受到很大威胁，国民党统治机关急于南撤时才出狱的。他出狱最晚，原因是他坚持不找保人，不填申请出狱书，最后只写了一张纸条说出狱后参加抗日战争，保证不干别的，才得到准许出狱。出狱后的第二天，他就到了泰安，不几天省委就派他和程重远同志一同出发到夏张。这个情况在张北华同志的自传里讲得很详细。其他出狱的同志，都是较早找保先后陆续出狱的，不可混在一起。（七）第九十二页第二段，“编成七个大队”，应改为“编成九个大队”。五、六、九三个大队在本年旧历正月十六日晚同时在东向镇小学集合起来的。第五大队的大队长是李正华，我担任教导员；第六大队的队长是田锡挺，教导员是田景韩：第九大队的大队长是武明斋，付大队长是武星垣，教导员是武大觉。这里还有一个插曲。这三个大队集合的当天晚上，夏振欷同志从肥城团本部赶到东向镇小学。他传达了团本部的决议：这三个大队编成一个总队，由张心斋任总队长，由我任政治委员。张心斋当时是东向镇的镇长，他刚拉起来三、四十名所谓游击队，他以镇长的身份兼任驮长。他本来是一个依靠国民党的人，他有一个儿子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小军官。当时夏振秋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他用这个身份和泰安的国民党搞统战很适当。团本部的意见是想把张心斋拉到我们这一方面来，既符合统战的原则，又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当时宣布了这个决议，张心斋表示接受，但到了下半夜，兰个大队决定要撤出东向镇开往靠近山区的北仇树驻地时，张心斋就忽然变了卦，不愿意跟着走了。这样就只有把他和他那一个小队伍留在东向镇。因而总队的编制也就没有必要保留。后来就在本年夏天，被从汶口出发的一部分日本兵的袭击把他这个小队伍打散了，他本人由于隐蔽得好，没有被敌人捉去。此外，在本“大事记”里，用四支队和六支队相比，在记述详略上相差太大，四支队各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都记得很详细，但对六支队前身的十几个大队就记得很不全，很粗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八）九十二页第四段，张家楼借粮在堰堤村借粮以前，为数也比堰堤村多的多。这是泰安车站的一家粮食公司存在这里的。这批粮食是用借的名义运出来的，由团本部开给存主一张借据。其实，后来也没有还，算是尽了“有粮出粮”的抗战义务。这部分麦子运出来以后存在北仇村附近，对这年春天的给养帮助很大。这里也有一个插曲。在运粮中间，当时代理一大队大队长的张绍三同志，一时受了潭四（他们有青帮的关系）的煽惑，忽然大叫起来，说这是抢人家的粮食，因而和崔子明同志吵起嘴来，他一个人赌气背着枪走了。以后张北华同志严格地批评了他，他承认错误，作了检查。
（九）九十三页第三段，武明斋是九大队队长（不是十二大队队长，前面已经说过）。九大队也没有编到独立团去。38年夏天，他离开部队到县动委会（和国民党王永乐县政府搞统战的机构）粮秣股担任过一段股长工作。下半年六支队编成后，他又到六支队供给部专门负责粮秣科的工作。他没有在独立团工作过。
（十）九十五页第一段完全不实。四月间的马家店战斗，是针对国民党分子和平乡乡长陈金栋的和平队发起的。冯采臣是和平队的队长（不是乡长，早先他在旧军阀吴佩服军队里当过团长）是我们的人把他杀掉的（不是荣别队把他杀掉的）。荣别队的23梯队，在这年秋天，由朱荣堂带领投降了日寇，日寇疑他有诈，当场把他杀掉，把他的部队改编成汉奸队。参加这次战斗的有第一、第五、第七，三个大队。当时崔子明和李正华两同志都在病中，第一大队的代理大队长是马世进，第七大队的队长是范继超，但这个大队的人数很少，不过30人，所以这个战斗的指挥权只好落在我的肩上。我现在还完全记得这个战斗的整个过程。在我写的《从一个角落看一般》那篇回忆录的46至47页上已简要地叙述了这个过程。
（十一）九十五页第二段，驱逐国民党县长王永乐的事发动在39年6月，不是发动在38年5月。前后相差一年，失实很大。38年5月间，团本部和王永乐县政府都驻在边家院镇，利用王永乐和张北华同志在济南北苑师范曾有过一度师生关系，我们尽力和王永乐搞统战，王永乐也妄想用这个关系拉拢张北华同志？”我们和他搞统战主要是通过帮他成立了县动委会。我当时担任县动委会付主任兼秘书，对这一段工作过程还记得较清楚，因为绝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我去进行的。我记得很清楚，驱逐王永乐的事是发动在陆房战斗以后，和在东膏淤村包围王永乐县大队李元秀部的同时，在西徐村也包围了国民党杂牌游击队欧阳怀丰部。欧阳怀丰部人数虽不过一百人，但多数是土匪出身，抵抗很顽强，东进支队帮了一个机枪班，才把他们打垮。欧阳怀丰和他的儿子未被俘获，逃跑到东北去。为了把时间和事件衔接起来，要把这一段改放在101页第四段后面。这事件和成立泰西各区联合办事处有直接关系，只要王永乐县政府还存在，备区联合办事处就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的政权和国民党的政权不能同时同地并立。这也是一个政治常识问题。这里也有一个插曲。当我们把尹鼎祚挤走，王永乐政权还未成立时，我们用民选的方式选出一个民主人士黄宗干作民选县长，团本部派我给他作秘书，又派王亦山、李守纶两人去曹州找沈鸿烈（当时国民党的山东省主席）请给我们的民选县长发委任状，沈鸿烈不许，因而我们的民选县长和县政府又自动解散。这是38年四月阎的事。
（十二）95页至96页。38年五月，泰安县委恢复建立，书记李介人，组织委员张玉彬（又名张润生），宣传委员武大觉（不是李发桐）。当时我和武静安都未参加县委会。七月以后，县委改组，由我任书记，李介人任组织委员，武大觉任宣传委员。张玉彬因工作消极，免去组织委员。这是段君毅同志当时在边家院亲自决定并宣布的，除去张玉彬以外，我们几个人都在场。如仍有疑问，好在当时的几个地委领导人及书记段君毅，组织部长孙光，宣传部长万里都还健在，可找他们访问。这次改组，留李介人同志改任组织委员，并不是因为他在工作中有错误，只是因为他当时身体不好，常害头痛，不能坚持更多的工作。我不知道是李介人同志忘掉了这个事实经过，还是不好意思承认这个事实经过？这年下半年，我的工作特别紧张，除去日常工作外，我还两次到铁路东开过会。第一次是七八月间，我代表团本部到国民党部队石友三军团司令部所在地鲁疃参加过游击队首长会议。第二次是在十二月间，代表地委到省委所在地王庄参加省委召开的统战工作会议。回来以后，即调我到地委任统战部长工作。新任泰西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夏振秋是在我调地委以前就到泰西县委接替我的工作的。他直接接替的是我，不是李介人。
（十三）97页第四段，“六支队辖四个团”，应改为辖三个团，一个独立团……。第三团团长是于会川（不是陈伯衡）。三团政委李文甫住在泰安千休所，可找他对证。
（十四）102页第二段，“下半年”应改为年底。括弧内的（李长庚）应改为（张长庚）。
（十五）121页，1946年“七月泰安县（津浦路以西）改称泰西县”。泰西县是在l939年10月初将“泰安县西部各区联合办事处”改称为“泰西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这个名称在上下行文办公中一律使用。日本投降后，将“抗日”二字去掉，称为“泰西县民主政府”。直到全国解放，原泰安县路东路西两部才合为一体，恢复了原泰安县的名称，原泰西县名称不复存在。
以上各条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实，除了在时间日期上不能准确以外，在事实上不会有大的出入。此外，我认为，在征集和处理党史资料的方针原则上还不够明确。关于这项工作，中央再三强调要“唯实”，要“实事求是”，不要“唯上、唯权威、难定论”。这一方面，我认为没有引起你们足够注意。特别是在对待1928年的旧历年关暴动和1932年春县师风潮的观点上，可以看出这一方面的弱点。应当肯定，如果中央路线是错的，省和县的路线也必然是错的。当时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水平都处于很低水平，不可能出现省、县级组织的领导人能超出中央的正确决策。28年的旧历年关暴动，是当时中央瞿秋自盲动主义路线的波及，32年春县师风潮的发动是当时中央王明冒险主义路线的波及，不能认为这是正确的行动。从客观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在时机和条件都不许可的形势下，过早地把自己全部暴露给敌人，便于敌人把自己一网打尽，这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是最大的失败，毫无成功可言。
我本着实事求是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出上列意见，请审定。
此致
敬礼
武冠英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