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五月我建议在当前形势教育中及早自上而下有层次地开展一次政治理论学习；内容以《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为中心，按不同需要增加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把这个学习和“从严治党”密切结合起来，同几个重要环节（如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廉政建设）配合好。这样，就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三五年内，把以下两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加以有成效的解决。我认为，这是发挥政治优势的唯一正确的一个开端。
一、发挥“四有”优势，粉碎党内外拜金主义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邓小平同志早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而且还提出了这样十分恳切的具体要求：“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这是一个十分明确的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用两条腿走路的向全党提出的紧急号召。
从那时到现在已流失了整整四年。言犹在耳，不可置若罔闻。当前最惊人的形势，就是谁也肴不见这个至关重要的要求效果在哪里！听到看到的却是拜金主义充塞各方，被它俘虏的青少年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甚至一部分中老年干部也跟着下了水。且看今年三月闻人民日报是如何披露这些触目惊心的恶耗的。三月十二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失足现象透视》：五十年代，我国青少年犯罪为整个刑事犯罪的20%左右；八十年代初上升为60%左右；一九八六年猛增为72%以上。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第一舨发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透露的消息：“上千贪污受贿大案被查处，干部犯罪案呈上升趋势。”更使人惊心动魄的，这些犯罪分子中，涉及厅局级以上干部的八起，处级以上干部上百起。至于中小学学生的大量流失和高等院校学生以及硕士博士的流失，无一不说明拜金主义的残酷破坏性。
刚过去不久的三年整党失效，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四项任务，不但无一完成，甚至都变本加厉。这足以作为一个严重的借签，警告我们对廉政建设不要过于乐观。如果再进一步追问造成这个后果的根源是什么？那就必须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冒进，到一九七六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整整二十年政治和经济上的反复无常所造成的严重症结来谈起。我们对由此潜伏下来的困难估计不足，因而在回头举行调整和整顿略有所得时，又常常产生盲目乐观甚至冲昏头脑的现象。最近几年来的情况就是如此。
从此可以看到，多方面失控亦即“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法不依”的混乱局面的出现，决非偶然。其根源既深且久。在多方面失控中，特别重要的是计划生育的失控（这集中代表了我国封建思想的流毒），金融流通的失控（物价膨胀仅是其现象之一，它的最大罪恶是造成了拜金主义的泛滥），党员干部管理和党纪的失控（这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化）。这种尾大不掉的混乱局面如果扭转不过来，任何正确的政策措施执行下去，不是走样，就是变味，行之失效是必然的。
且看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报道的广东省梅州市委市政府配合监察部门查处的一桩“官骗”案。这则报道，从标题看很严重，叫做：“假捐赠新圩镇党委书记带头行骗卖批件兴宁县政府机关参与分配”。案情是官官相连，伪造港澳同胞捐赠化肥的信件，骗来免税进口化肥二万四千吨的批文，以每吨20元人民币倒卖批文，得款34万元，然后是上下分赃，兴宁县政府办公室分得14万，新圩镇分得20万元。查处的结果如何呢？结果是：34万元非法所得全部没收上交地方财政；兴宁县长陈焕南受行政警告处分，新圩镇党委书记刘维章受党内警告处分。这叫什么样的查处？这叫以党纪国法为儿戏的查处。这对整个“官倒界”说不是惩罚，是鼓励——这可以对地方财政增加一大部分收入。这样的“查处”一公布，你还进行什么廉政建设！？
扭转这种局面的根本动力，只能求之于“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党的战斗力。除此以外，其它政治优势是不存在的。
不要忘记，我们的党在打败两个帝国主义和号称有八百万精兵的蒋介石时，我们只有几万到几十万党员。我们现在有四千七百万党员——接近于法国的总人口——比原先增加了不止百倍，然而对这些鬼头鬼脑的拜金主义者却无可奈何。这个道理能在世界上存在吗？如果能存在的话，这只能说明我们这四千七百万党员中有一大部分是为了争取铁饭碗和金交椅而混进来的。
有的学者说，既要搞商品经济， 就必然要出现拜金主义。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论点。商品经济的前提是必需有产品，没有产品的商品经济是无法存在的。他们讲求的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并以此来创牌子，创门面。这是他们要坚持的商业道德。而拜金主义者的前提是钞票，是买空卖空，坑骗欺诈，哄抬物价，一转手就会有千百万钞票到手。他们毫无商业道德可言。从而产生的官倒爷，在官官相连的庇护下，倒来倒去，把真的倒成假的，把假的倒成真的，连大批大批的假化肥假农药，假种子都能倒得出来。他们真不愧为倒毁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既然官倒爷能存在，私倒爷就会上行下效。“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这是封建或半封建社会的自然规律。他们合起伙来，对改革开放的破坏作用是难以估计的。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存在和发展的唯一法门。不这样做，我们的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消亡”——这是必然的一个颓废过程。
千万不要忘记陈云同志这些话：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既要“从严治党”，就必须提出“党员无功就是过”的高度要求来。这种高度要求，如果不从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出发，它一定会落空。“三年整党”失效就是一个铁一般的例证。
这里必须首先提出特别重要的“是非分明”的观念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是非分明”的观念，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是非颠倒”的问题。比如在电视广告中，常见到一个年轻美貌女人的手指头尖上是半寸长的红指甲。这一种形象是美是丑，不言而喻，这是一种丑化妇女的行为。又如在美容上，当你看到一个日本装束的男子，来为一个非常时装的中国女青年出手理发美化时，对那个女青年的满面得意的笑容是美还是丑，如果你还有半点民族自尊心，你就会毫不犹豫地肯定这是一种莫大的耻辱。相反，当你看到电视剧《吴玉章》最后一场吴玉章愤然举起棍子把桌子上的半导体收音机打掉时，你作何感想？你能从此分析一下什么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吗？拜金化和媚外化兼而有之的这种毫无是非观念的编辑员和播音员的组合不加以优化行吗？“上行下效”，以上之昏昏，决不可能求下之昭昭。
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将从哪里树起？毫无疑问，最低起点将从“是非分明”来树起。没有“是非分明”的观念，《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也将对你无可奈何。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只有对富有“是非观念”的人，才有用。
听传说，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同志曾习过列宁的《两个策略》四十遍（可谓是韦编三绝），所以他的策略思想特别“雄伟”。具体的表现，就是他经常使用军事上的突击和奇袭的策略来作治国安邦的政策。他从没有认真讲过《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是如何为？ 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设想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他老年犯严重错误的主要根源。正因他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想，所以他把《两个策略》的统一性也作了分裂，在他老年的心目中，“社会主义革命”一旦成功，“民主革命”就可以束之高阁了。他一九六二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作的名嗓一时的《论民主集中制及其他》，把“民主”作为手段，把“集中”作为目的，这种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思想论点能贸然成立，是不足为怪的；整整二十年的反复无常能贸然持续下来，也是不足为怪的：他自己把他过去的一切正确的言行自我全盘加以否定，也是不足为怪的。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想（解放全人类的思想）的必然结果。
“解放全人类”这五个字，乍看起来非常简单，这因为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口号来看的原故；如果把它作为党的整个任务，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一千多年以前，我们的先贤就有人讲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这向来也是我们共产党所遵守的一个原则，因为这和马克思在世时常讲的“我是为人类工作”的精神是一致的。党在地下工作年代，曾经用这两句话来鼓舞党员的党性和战斗力，这对那些企图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来反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反动分子说，是我们打退他们的一把锋锐的利剑。但鼓舞我们的真实动力，还是《共产党宣言》结尾的一段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锝的将是整个世界。”
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自问一下：“生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员，难道连一个一千多年以前先知者范仲淹的觉悟程度也没有?”还应当自问一下：“入党宣誓以后到底是想干什么?“如果你实在没有勇气照宣誓词所要求的那样来“实干”，那么，你的远大理想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仅是为了捧个铁饭碗或争把金交椅，那就不如干脆再自觉自愿地退出党去为好。否则，你早晚是要叛党的。知道吗？仅是你把“入党誓词”忘掉，你已是背叛革命了。如果你再处处攀享受，事事比待遇，这已经是为拜金主义添油加醋的行为了，难道你还自以为荣不以为耻吗？在十字路口彷徨最容易迷路，你自己应当有明智的选择，上哪里走，你可以请教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指南针——《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
二、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想武装起来，打退企图分裂马克思主义的破坏分子和野心家
每一个老同志都不会忘记，在地下工作时代，自己的思想武装是怎么来的。那时，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前后，第一本启蒙书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三十多页的小册子。那时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宝书。为了不致引起非党人士的注意和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以及便于保存，常把它的封面用比较结实的纸裹起来，并用毛笔写上个别名。当时的《宣言》是赤条条的，前面既没有序言，后面也没有注释，而且多数是印得很精致的油印本。传阅的范围仅仅是较有进步思怒的中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学生。学习中的困难是很多的，既难以找人请教，也无法找到参考材料，只能以自己的理解为标准。但不论怎样，它给每一个读者的推动力是大体相同的，总认为当前的世界非按此改造不可。
从我自己学习它的整个过程说，可以综合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是浅薄时期。这一时期从一九二六年前后到一九三七年前后。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启蒙时期。疑难问题很多，总的感受可以概括为这么几点：(1)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含混不清；(2)对《宣言》中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保守的社会主义不能理解；(3)消灭私有制是不是包括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私有财产；(4)在中国是不是也可以采取最先进国家的同样措施。这些问题难以解决。据当时长一辈的学者讲，这不是一个文化程度问题，而是革命者的经验问题，七十岁以下的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无法完全理解的。我也只好听之任之。
第二是中流时期。这一时期从一九三七年前后到一九四九年前后。旧的疑难问题有的已解决，如对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之间的矛盾仅有主次之分，没有有无之分。但新的矛盾问题又发生，如我们的民族抗战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民族抗战有无原则区别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论新阶段》里讲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关系就如一个人的头和体的关系，一旦它的城市被侵略者占领，就等于一个人的头被割去，因而就难以发动有效的抗战。司是第二次大战爆发不久以后，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已在世界形成，失去首都的法、捷等国也发动起抗战来了，而且不到五年之间同中国一样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型。【此处回答了 1939年在泰西常庄会议上关于民族抗战的争论。此时是1989年，时间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见回忆录《从一个角落看一般》第三章第四节“《论新阶段》的传达和学习——我第一次受到党的严重处分”。——编者】又如在土地改革中剥夺了不少富裕中农的财物，连衣服被褥、锅碗瓢勺也拿走了，这是否符合《宣言》的要求。还有在整党中，有些地方不分敌我动手动脚的一些粗暴行为，显然也是不符合《宣言》要求的。《宣言》的第一部分中就明明这样写着：“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败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这一点，当时有不少领导入似乎没有看见。这些被称为“二流子”的流氓无产者是中国社会潜伏的一种可怕力量，它对中国革命的破坏是难以估计的，我们的“大跃进”年代和“文化大革命”年代，这些“二流子”都曾疯狂一时，我们在形式上虽没有像苏共的斯大林时代那样称之为“近亲”，但实际上这些“二流子”的破坏作用，直到今天还不断时隐时现地出来捣乱。我们应该相信《宣言》中讲的是实话，坚决把这类人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
第三是深入时期。从全国解放到现在是一个反复的深入过程。记不清哪年哪月才看见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细细看过以后，才知道过去所以长期不能全面理解《宣言》的内容，唯一原因就是没有把这两个姊妹篇结合在一起读。两书的出版时间前后相差不过三个月，《原理》的页数仅为《宣言》的一半，为什么不能把这两者合译在一起出版呢？可见当时的编译人员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把事情做好。
现在把两者合在一起来读，才使我取得了恍然大悟的成效。比如先前单读《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和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亦即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是否还容许商品经济存在的问题，翻来覆去，总是看不明白。及至细心读过《原理》以后，确实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原理》的第十五条至十八条，反复讲到私有制不可消灭过早又不可能一起消灭的问题。这样，再回头来看《宣言》时，就恍然是另一幅画面了。从此可以认识到，过去单从《宣言》中取得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的问题，仅是从某一意义上讲的话，如果把它简单化地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就是断章取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了。还可以从此领会到《宣言》中虽未明确讲出不能过早消灭私有制，但自始至终也没有断言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随便超越的一种社会制度。既然如此，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够发达的国家内取得政权以后，又为什么不能用发展商品经济的作法来发展自己的生产昵。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逻辑，没有必要再在这里添枝加叶了。
可惜的很！有些学者宁可天天搬着一大本《资本论》装模作样，也不肯或“不属”于把这两个姊妹篇认真细读一遍。我对这种虚伪形象深恶痛绝。我虽对此读过多遍，但直到现在，我感到便我最留恋的还是这两个姊妹篇：每深读一遍，就觉得有深一层的体会，使我更迸一步留恋到卷不释手的程度。
马克思不是一个烦琐的哲学家。相反，有些烦琐的哲学家却对马克思的耪确论断当作了过时的东西加以诬陷，一大群年轻的学者，又跟在他们后面吵吵嚷嚷“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随使一部分较老的学者也信以为真，贸然把马克思主义贬为“无用之物”。
但这还仅仅是一个不很重要的方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自我毁坏”。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全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似乎都有这种状况。一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不甚理解又不甚忠诚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家——老牌子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认为“有责任”来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家”。我们的党就是深受其害的最突出的一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本来是在马克思的正确路线上的，但一旦稍有成就，就认为自己的本能已超过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妄想一个“一个大跃进”就可以跃到共产主义社会。其结果如何，在我们六十岁上下的老同志中还记忆犹新。
值得庆幸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好不容易又回到马克恩主义的路线上来了。
这本来是可以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转折事件，满可以直截了当地表明这一点，不必再弯弯曲曲地表示我们好似又独创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现在我们应当放开眼看看世界的新形势了。
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以来，凡是以马克思主义“创造家”自居造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例外都遭受了严重的“自我惩罚”。
冷静下来打破成见看，连列宁创举的“无产阶级可以单独在一个国家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也是不必要的。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如果还不清楚，现在总可以看清楚了：成功的社会主义在哪里？如果单是指夺取政权以后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倒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把这说成是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就太勉强了，因为这和马克思的论断有了明显的不同意义。
事实为证，当前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是成功的典型，都在进行不同深度和不同广度的大力改革。可以看到，以国家所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和以全民所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根本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把国家所有制硬说成是全民所有制终于是站不住脚的。
我们整整二十年的反复无常不正是如此吗？本来在一百四十年前《宣言》中早已明明白白地指出，“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都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可是我们偏偏从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过早地滑下来，冒然走上反动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狂妄的“创举”使我们白白葬送了整整二十年的大好时光。我们对这个沉痛的教训理应“三省吾身”，不能“烧焦了饭怨灶王”，硬说马克思主义的指示不明。
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应当成为我们全党的共同理想。这种远大的共同理想树立不起来，就无法树立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全面的思想武装；没有这种全面思想武装，就很容易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这就是当前最最重要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党就没有出路。
《共产主义原理》的第一条就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一答案很简单：”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学说”这两个字用在这里，乍看起来似乎是太轻松，但实际上是很重的（这是我多次学习的体会），就是让每一个共产主义者认真来学习。“条件”这两个字用在这里也是很重的（这也是我多次学习的体会）。有很多“条件”需要共产主义者来创举，但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解放全人类”。为什么呢？因为全人类得不到解放，无产阶级本身的解放就不能彻底。试想，无产者再变为有产者，岂不又成了革命的对象；如此循环下去，世界社会必然陷于长期混乱；中国的“四人帮”之类已作过初步尝试。应该说，这是每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常识，每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道德观。值得警惕的是，当前的官倒爷们又企图作第二次尝试，虽然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注定要垮台。
不论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应当是一致的。过分地尊重自己的国家领袖，就必然淡化和削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领袖。或者有人这样看，这样讲法是对爱国主义不利的。抱有这种看法的人，只能是那一种“只准自己爱国，不准他人爱国”的人。这种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士；事实上从意识形态领域说，也是分割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力量，虽然它的命运注定是要失败的。
形势如此，难怪有一些反动学者和一部分别有用心的假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搞个四分五裂，用捏造和歪曲的手段，制造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某某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者如凯恩斯之流，尽力提出了高消费、高信贷、高利润、高工资等手段，来维护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所有制的垄断权，宁可在分配上让点步，也不肯丝毫动摇它的私有制。这也就是在《宣言》中指出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它保守什么？很简单：“私有权”。这是有计划有目的地破坏马克思主义。我们的通货膨胀是怎么来的？起因不就是从美国学来了点凯恩斯主义吗？当时有的学者还自鸣得意地誉之谓“通货膨胀适度有益论”。结果如何呢？真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由此可见，决策的思维必须慎之又慎，不容许半点疏忽和模糊。
我们的党是国际上的第一个大党，拥有四千七百万党员，如果通过“从严治党”把党的战斗力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武装起来，毫无疑问，它将是震动世界的一支极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义勇军。只要我们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原理，我们将会永远走在胜利的光明大道上。
武冠英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修改稿
（武冠英时年85岁——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