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为营政治教导员，除了教育部队注意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影响敌后群众，还要协助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廖明同志宣传组织人民群众，因此工作非常紧张。部队走到哪里，群众大会就开到哪里，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和抗战必胜的条件。当地人民群众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一支坚决抗日的八路军队伍以及中国不会灭亡的大道理。
为准备打击日寇对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的攻势，边区部队在各分区范围内采取积极行动。717团负责蔚县、广灵到涞源的地区。1938年秋冬之际，我团运用游击战术和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手段在这一地区的公路上设埋伏，埋地雷。三个营的兵力分配在公路两侧，集中主要兵力打击进入埋伏圈的敌人，以少数兵力打击增援之敌。由于天冷，棉衣没有发齐，不少同志进入埋伏阵地后冻得浑身哆嗦，但一直坚持，绝不退缩。
我们曾三次设伏在属于小五台山区的麻涞公路的明铺（明堡）地区。1938年11月17日那一天，终于等到了日寇的车队。日寇从蔚县开出二十余辆汽车，一个大队的日军，长长的日军汽车队缓缓驶来。我侦察部队发出情报讯号后，各营、连迅速进入战斗地段。九点来钟日寇车队进入埋伏圈。第一辆车被地雷炸毁后，我方火力全部齐发。日本兵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毫不惊慌失措，依仗武士道精神沉着应战，有的利用汽车上的物资堆，有的趴在车轮下，有的趴在公路两旁的排水沟里对我还击，瞬时发展成了短兵相接。看到一营的同志们已经打到汽车边上，我考虑到敌我的态势，认为应该打速决来结束战斗，就迅速跳出隐蔽掩体,七连连长亦随我冲向公路。就在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右腿骨并穿骨而过，腿一麻 ,我 栽倒在地无法站立行走了。在这紧要关头我喊七连连长吴松同志速带部队向前冲，发挥手榴弹的作用，越接近敌人的汽车，敌人就会垮得越快。七连长即刻率全连冲过去，八连也紧跟其后冲上来了。我们一营和二营迅速打垮了顽抗的敌人，除缴获了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外，还有全部汽车，可惜没能俘获一个活的日本兵。当我躺在战地救护担架上尚未走出伏击沟时，三架敌机就在我们头顶上嗡嗡盘旋。由于汽车燃烧爆炸，熊熊烈火，浓烟笼罩，同时又是短兵相接，分不清敌我，敌机不敢贸然投弹、扫射。待日寇援兵从广灵、蔚县开来时，我们已打扫完战场，搬走了全部缴获的战利品，胜利撤出战场转移了。这场战斗中，我们一个团伏击了敌人一个大队（相当于一个营），打了歼灭仗，取得了胜利，烧毁日军汽车24辆，但付出的代价不小。除我负伤外，团参谋长左齐同志和侦察队长盛科等同志也负重伤。团政治处王克勤同志重伤当场牺牲，连排的指战员伤亡亦很多。我在医院里听说在总结这次作战经验教训时，部队受到了一次违背毛主席关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这一原则的批评，心里觉得应该接受这个教训。359旅野战医院设在五台山区一个叫河浙的小村庄里，距离旅部的所在地——神堂铺较近。第二天晚上十点多钟，我们几十名伤兵被分别抬进这个村子里老百姓家的土炕上，炕上铺一层草，盖自己背包里的破被子。医院缺医少药，不少同志因伤口化脓、红肿流血，痛苦难耐，只有截肢。
我咬牙忍受着伤口疼痛和动弹不得的苦难。住院后第二天拂晓前，见到卫生部长顾正钧同志领着一位外国同志进来。我与盛科同志躺在一个炕上。外国人笑眯眯地望我俩一眼，接着检查我俩的伤情。事后不久，大约八点多钟，把我抬到一间空屋子的担架上。这个外国人给我清理伤口里的碎骨和腐肉。在包扎伤口时，他看我穿得单薄，要把他的大衣盖在我躺的担架上。卫生部政委潘世征同志即刻说明军区有刚发下来的棉大衣时，他才笑眯眯地对我说：“要好好休息。”选自《何宣泰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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