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冠英同志与我（原名王庆海）都是山东肥城（泰安）市边院镇人。他家在相距边院镇七八华里的武家柳林村。我家在边院河两村。按乡俗世交论，称他为兄，照革命阵营中共党员关系讲，他j' 1926年入党属我前辈。他文高理深，知识渊博，是我尊敬的良师挚友。
我参加革命后，未与武老一起工作或有上下级关系。只知道武冠英大名，后来经彼此亲朋老友介绍才相识和接触，逐渐发展为知心朋友。
1938年初，田锡琦，字景韩，羽家东史村人（边院完小我的历史老师），他的胞弟田锡埏，字摺臣（我姐夫）创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九大队，分别任指导员，大队长。同年四月大队驻扎吴东史玉皇庙，武魁家（原国民党九区区队长）带十几个人和枪编入我抗敌自卫团九大队，武魁家也是大队领导人之一。约二十几天后，他们陆续回家探亲后连同武魁家全部未归队。此时我在大队部任通讯联络工作，当向景韩兄询闷此情况时他说：“武冠英柳林树人和我同班同桌同学，关系非同一般。他的文学理论水平比我高，他创建抗敌自卫团第五大队，争取武魁家参加。因有其他任务决定让武魁家带队合并为九大队。武魁家等不归队，已向上级汇报。答复：抗战来去自由，只要不当汉奸，不予追究。1939年夏，武嚣英以行医为名，在与我家一墙之隔的堂兄王庆祥药铺养病。（注）那时我任上南仇乡抗日青年（儿童）团长，网家时到药铺看望兄嫂，见到武老，随意聊些家常。这时我已知道他的身份静观他的态度。约一二个月后我们见面时，他突然向我问起全乡青年（儿童）团发展情况。我一二一介绍后，他立刻起身说：“前天中午饭后，我借午休人静外出散步。不料刚到后庙门，就被两个十几岁拿红缨枪的儿童截住盘查。我向他们实告后，又跟随我到了庆祥大嫂家证实，他们才回去。”接着他又激动地说：“好哇，连孩子都打鬼子，捉汉奸，查行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大有希望，祝你工作顺利。”这是我们首次接触的谈话，交谈抗日工作。大约个把月后，泰安（西）抗日县政府建立，武被任命为三科（文教）科长，不日离开本村。1941年我调泰西地委军事部任于事，离开泰安。
（注）此时应是常庄会议以后， 武冠英由地委指派去组织老九区动委会的时候。因武冠英在常庄会议上对传达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关于民族抗战的一个论点提出质疑而受到不应当的组织处理：实际上停止了他地委委员，地委秘书长的工作，并给予了“特别党员”的处分。详见武冠英回忆录《从一个角落看一般》。——编者
1955年冬我当时在中央二机部工作。李鹤年同志（1940年曾和我同在泰安九区一起工作）约我一起去看望在财政系统工作的武老，大家在一起交谈的非常开心。在河南工作的王仲范（系我祖家叔辈），每次来北京出差，必定要我与鹤年（1922年在法国里昂加入中共组织）同志一起到冠英同志家。有时畅谈通宵，从那里了解和知道了战前党的活动和有关同志情况。另年节假因我也会常常前往他家看望，逐渐形成较密切的朋友，彼此也越加了解，对他生前总的粗浅认识评论是：
一、舆有较高的文学、理论水平。
武冠英同志自幼学习刻苦用功，踏实。所以他写文章文字流利，笔法自如，思想性强。38年初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建立发表“告泰西同胞书”全文200余字。文章简洁，号召力强，对唤起各阶层民众抗敌起到了较好地推动作用，连不识字的人听了都点头叫好，打鬼子！据田锡琦同志说，这份文告就是武冠英同志起草的，讨论时几乎是只字未改就通过公布了。田又说：武冠英是当年泰城教育界的三大文豪之一。1953年王仲范同志公干到南京（那时我在南京工作），我们在交谈中他说：河南省建立，我调省检察院工作，刚去报到，就收到武冠英同志的来信，委托他从档案馆查找他32年为躲避敌人逮捕，隐蔽在开封时写的小说，散文等（刊名我已忘）。阅后受益非浅。这些文章在当时宣传进步思想，启发进步青年闹革命，利用“笔杆子”对国民党统治区反对蒋介石暴行，坚定革命胜利信念起到了推动作用。
至八十年代，武冠英同志托李纪高（鹤年之子）送我阅“从…个角落看一般”回忆录。读后感到其中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分析证实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运用是深刻的，很受教育。
二、对敌斗争坚决，方式策略灵活
武冠英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七七”事变，十余年白色恐怖恶劣的环境中，山东党几经被国民党破坏，他曾被列在敌人的逮捕名单中。但他巧妙的摆脱了敌人的追捕，从城市到农村，从这个城市又到那个城市，以不同的方式化名打入敌人内部，借合法身份，利用所有的机会宣传党的进步思想，从未停止过革命工作。他从未间断地以文字形式寻找与党的联系，写文章，写小说，有时化装成学生，教师或“平民饭店”帐房先生同敌人周旋开展工作。“七七”事变后，他创建抗敌自卫团第五大队用“枪杆子”与敌进行斗争。在与他村相距六七华里的东向和边院，驻扎着日军伪军据点，周围还有数处伪军据点，开展与敌人进行沿村清剿扫荡的斗争，局面相当艰险困苦。县委书记邹靖固叛变后当地环境更加恶化，党为保存力量，将少数未受损失干部于42年初撤离泰安。
记得是1974年11月国家计委在成都召开西南区几省75年度计划会议，一机部抽调十几个厅局人员组成工作组，景晓村和我任正副组长，带队参加。会后返京前夕晚上，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段君毅派员分别接云贵省委书记郭超，陈朴如和我去他的住处玩。交谈中段书记向我询问河南王仲范，北京武冠英同志“文革”中的情况，我向他一一告知后，又反问他，您怎么在北京工作时或在外地工作都会看望和打听关心他？段书记说：“我从延安到泰两，在抗敌自卫团认识他二位，冠英同志早期入党，有学识，对敌斗争有经验，人品好，德高望重，我很尊重他。”
三、人品端正，不计个人名利得失
武冠英同志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县委书记，泰安，桨芜等县中心区委委员，抗战初期又任县委书记，地委部长等职。1986年离体，60年的党龄，副局级待遇。86年冬，我约泰安籍原中央七机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政治部主任安春华同志，国家地震局局长张魁三同志，原社科院局级保卫干部吴品三同志去武老家看望。一见面他高兴极了，立即泡茶，拿香烟招待我们。他看出我不好意思吸时，便递到我面前，照惯称：“小老弟枫挺抽，我们都比你年龄大，不怕熏。”有同志间他离休待遇时，他挥手说：“咱不谈这，谈别的，这是组织上的事。”当涉及到都挺熟悉的某某某时说：“这人思想品质不好，既要名，又争利，咱们都提着脑袋闹革命，谁都从家拿出过财物，教书省下的薪水稿费等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那时谁去比这比那向党要待遇呢？”他又指整张魁三说：“你在泰城读书，1933年入党，仲范在泰山活动领导过你。还是他说‘假话’向家要钱，你节省点零用钱做活动经费，哪想到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若比这那些牺牲的同志怎么办？所以不想不谈这些。”大家不约同声说：“好”。就这样，武老毕竟还是老革命表率。
四、作风正派，艰苦朴素
武老平时与人接触时，对老年人总讲对革命的贡献，对年轻人以优点鼓励前进，从不说三道四讲人家坏话。若谈到他写的文章或围忆录时，对提到的同志都会有正确评价，讲党史，除中央对重大事件与主要人物做如结论不予评论外，涉及一般人和事，主要从经验教训看待，不加斥责，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
1959年中央成立农业机械工业部，黎玉任常务副部长，分管生产，我当时任生产司副司长兼支书，与黎接触密切，冠英同志托我向黎部长捎话，二位确定合适机会见面，不料形势变化，这次的见面未成。1979年重建农机部，黎玉任顾问，我系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总支书记，经与冠英同志联系，黎武二老于1980年三月上旬在展览路14号农机部招待所见面。安排好后，他们谈了约两个多小时，黎老有事回部。武老提出回我家吃饭，我看出他的意思是怕在外面破费招待他，就告诉他说，家离得远，我有饭票就在所食堂吃饭。他同意了，饭后让他先休息，确定时间后派车送他回家，不料他提前向传达室打了招呼自己乘16路公共汽车走了。当黎玉同志知道上述情况后说：“这个人我了解他，为人耿直，作风正派，有学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较好。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很开心，找机会还要聊。”接着叹了口气说：“70多快80岁的人了，挤公共汽车，叫人不放心啊。”
联想到前面提到我与春华等几位老友去看他时，他的早餐是：红薯，胡萝卜煮玉米粥，咸菜，酱豆腐。那时他住两间小屋，一对小旧沙发，几张旧木椅。他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显示了他坚定的党性本色。
目前我国正处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经济建设增长速度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日新月异。武老生前奋斗一生的愿望，后继有人，定能实现。在武老百岁诞辰，遥望亡灵，深深鞠躬致敬，愿含笑九泉安息长眠。
2004年7月于北京
（本文作者为原国家农机部物资供应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