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略）武冠英一生认真读书，勤于思考，敢于如实反映情况提出不同意见。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也曾多次遭到意外的打击挫折。在八二年的回忆录中，他叙述了第一次受到党内严重处分的经过：
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形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七七事变前夕从外地回到家乡的武冠英会同在党组织遭到破坏时走散的以及刚刚走出国民党监狱的若干共产党员着手组织抗日武装。从37年8月至38年2月，在长清、肥城及泰安县境内的夏张、安驾庄、东向一带已组成了十五个大队。中间10月份，省委派王之盈召集了篦子店会议。确定这支抗日武装对外叫“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推选程照轩、崔子明为团主席、副主席，鲁宝琦、武冠英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年底，日寇控制津浦铁路后，自卫团改称“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由省委派出张北华任团主席，远静沧任政委、李贯元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抗日武装三八年初试锋芒，占领肥城，夜摸界首，黑虎泉阻击战，道朗战斗，马庄战斗，极大的振奋了抗日信心，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1938年5月，郭洪涛同志带一批干部从延安到山东，党的建设提上日程。恢复了泰西县委、上半年李介人为县委书记，下半年武冠英接任。十一月成立泰西地委，年底调武冠英任地委统战部长。
1939年4月，115师的一部以东进支队的名义到达泰西，在东平县境内的常庄召开了包括鲁西区党委、泰西地委和泰西几县县委成员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支队负责人罗荣桓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报告中论及民族抗战能够取得胜利的三个条件，即：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又说象中国这样的民族抗战，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不堪设想的，那里交通、工业发达，城乡关系密切，侵略者占领了主要城市，就等于一个人的头被割掉，这个人就失去了抵抗力。（以上是大意）。在分组讨论时，武冠英对后一个论点提出疑问，认为这样说就否定了上述三个赢得胜利的条件，而且这样说那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希望了。多数同志认为这个问题不必怀疑，不必讨论。但武冠英经过思考仍坚持认为这个结论这个比方是不对的。武认为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民族抗战也能赢得最后胜利。会议主持人对讨论作了笼统的总结，认为这问题还需要实例证明。会议也就结束了。武冠英也就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会后，武冠英被派往老九区组织动员委员会，继而在刚建立的泰西县抗日民主政府任文教科长。直到三九年冬天，泰西县委书记才告知武冠英，地委认为他在常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争论，带有反党的性质，决定给他一个“特别党员”的处分，只能和县委书记一人联系，不参加一般的组织生活。这实际上就是留党查看的处分，并实际上撤消了他地委委员的职务。事情已过去了大半年，东进支队已东去，地委班子已换班，申诉已无可能，武只好强忍这意外打击的伤痛，继续工作。但武冠英认为这一处分，不单是因为在活动分子会议上的“不逊”言论，更在于他同鲁西区党委某成员相处关系的不和。鲁西区党委原在聊城地区活动，某成员比鲁西区党委其他成员早一个月到泰西地委，说是来检查工作，他一到泰西就给武冠英的印象不好，他和其爱人各乘一匹大马，他本人的穿着很讲究，既有小皮袄，又有皮大衣。更使武冠英反感的是他那种唯我独尊、包办代替、目空一切的作风。在活动分子会议期间，两人关系越来越不好。因为某成员几乎一手包办了地委工作的许多决定权，所以武“深信”他对给武的这一处分是作了很多努力的。但这一意外打击未能使武冠英倒下，在县文教科长的位置上，他尽力作了许多工作，如举办了多期教师培训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政治纲领，并与人合编了“抗日三字经”，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进行民主进步的启蒙教育。
在远离延安党中央的鲁西山区，敢对中央全会的报告提出疑义，是不是武冠英有点自负而不自量，是不是有点学究气？不管怎么说，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个人意见是共产党员的权力，这是党的章程中规定了的。而且“共产党人不属于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当然不是说可以提倡无谓的争辩，但当时武冠英认为这一问题的讨论同时关系到论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能否成功，不是枝节问题。六十年后的今天，这问题对我们更加遥远了。我们没有找到《论新阶段》这一文件，不知道传达时的原文原话，还是把那场小小辩论仍作悬案吧。
但由此可以联想到，这些年来我们的一些政治灾难。它固然是社会固有矛盾的表现，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党内那种追求真理平等讨论的政治空气稀薄了。使我们的思想往往是直线、单面、浅层的。领袖兼诗人、哲人曾说：“人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但我们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往往是一言堂，听不得不周意见，决策往往是定于一尊，难免主观武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灾难。
上述关于武冠英第一次受到党内严重处分的经过，也还只是武冠英一个人的一种声音，如果能够听到关于发生在60年前的这一事件的不同记忆和反响，我们也就可能更客观公正的了解那个事件，从而更多的得到关于那个时代的信息，更多一点的了解那一代革命青年了。是的，一代青年。就连当时已经是三十五岁的武冠英，在今天看来，不也还算青年吗？
常庄会议上的武冠英已是三十五岁，和当时多数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党员干部相比已算是长者了。已有十三年党龄，而且确实有了一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活动经历。早在学生时期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著作，还阅读过大量鲁迅、郭沫若著译的书籍，1928至1930年失掉组织关系在开封的两年除任教谋生外，他还研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克鲁泡特金的《国家论》，并浏览了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一些文艺小说及政论。（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他也始终保持着读书学习、用先进思想武装自己的“习性”。）而且也不要忘记，他七至十五岁读过八年私塾，他是传统思想文化的叛逆，又必然得益于我们先贤的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其中不可磨灭的思想性人民性成份似乎只有和近代的西方新思潮相交融的时候，才能合成为一种对我们更为有用的东西。较比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加上读书思考，接受先进思想的武装，使武冠英不会是一个浅薄浑噩的而会是一个有根底有头脑的共产党员。有头脑至关重要，“用人类的全部知识武装头脑，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当然这不是那种赶时髦的共产党员，不是到党内来寻求特殊利益的人，而是从“全部知识”中看得到历史前景、自觉推动历史前进的志士。
奠定了革命人生观，就没有个人得失荣辱的计较。他被误解被冷落过，也得到过信任重用。四五年为适应文教宣传工件的需要，地委指派他创办泰运出版社，在当时的农村，印刷设备的购置、缮写（开始还是石印技术需要“写版”）印刷技术人员的招收都是难题；四八年筹建冀鲁豫革命干部学校，为大发展的革命形势输送大量干部，师资的调配，培养目标学制的确定，教学纲目的编制，供给来源直至上广场讲大课都很艰巨。武冠英以饱满的热情依靠组织依靠群众完成了任务。五二年“三反”运动中，平原省党报以醒目的标题表彰了他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止气，和当时正被揭露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歪风形成强烈对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一远大的战略思想。五五年他从华北财经学校被调往中央财政干校（后为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教务长、副书记、监委书记等职，教务财务总务党务都管，还兼一个教研室的主任并承担了“政治经济学”、“党建”课的一部分讲授任务，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任劳任怨，日夜超负荷工作。
奇怪地是武冠应历次因为讲真话讲实情被否定被打击，也许是因为他缺少自我保护意识吧。而事情往往又不按照否定打击别人的激进者和飞跃者所希望的那样即刻得到伟大胜利，而是使大家共同品尝失败的苦果。
武冠英不是诸葛亮，但可以说他属于有理想有追求但又比较老成踏实的那一类共产党员，丽我们又有许多奈不住性子急于求成的那一类年轻共产党员，他们还不大领悟事物发展的渐进性因果性，总幻想速成速胜。因为他们调门高，又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二八年初，在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虽有八一起义秋收暴动的先声，但全国规模武装暴动远不到时机。山东、泰安地区的党组织更还在幼芽状态。但党的中央领导方面却由右倾投降摇摆到左倾盲动。
按中央的统一指示，山东省委派刘俊才到泰安专门布置暴动，强调“抗粮抗税，打倒军阀”、“暴动就是一切”，时在年关前夕，不是纳粮时候，武冠英和多数和党员都感觉口号和时机都不适宜。只形成应付性决定：“能发动多少算多少。”后来知道这次暴动全省大部分地区没发动起来，少数地区少数人的暴动也无结果。到了二八年冬，就是没有思想根底而又成为省委重要成员的王复元叛变投敌而招致山东省党组织的第一次大破坏。
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泰安党的组织恢复，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文化宣传形势很好。武冠英等三名共产党员创办了“蔷薇社”，并出版《蔷薇》半月刊，武冠英主张多从思想上启发读者觉悟而不要露出明显的政治倾向，但主导县委工作的激进者认为应加强战斗性，发表对当局尖锐批评的文章，结果在进步青年中很有影响的《蔷薇》被迫停刊。激进者还主张支持泰安师范方向不明的学潮，结果使党支部分裂，党的面目暴露。还有一位省委来的鲁莽汉似的青年同志的高谈阔论也使武冠英负责的一个交通站面临暴露的危险。在此情况下，武冠英只好跟县委书记谈妥接转关系的办法和暗号再次到开封去，试图从那里转入鄂豫皖苏区……三九年因发表不同意见而被“留党察看”。（见上述）
四七年土改中曾对“搬石头”、“杀气腾腾”、“群众立法、群众司法、群众执法”的口号持有异议，在四八年整党中冠以“凝固的教条主义”的帽子，受到“警告”处分。
五九年反右倾时，因向党组反映家乡农民不正常死亡的情况而被戴上“严重右倾”的帽子，受到“当众警告”处分。
至文化大革命，造反者翻出三九年受党内处分的历史旧帐，武冠英被接上“反党老手”的牌子挨揪斗，最后以“叛徒”罪名开除党籍。在那些“天真”后生们看来，白区时期的共产党人也应该擂着战鼓摇旗呐喊，成密集队形挺起胸膛笔直的向前冲锋，不能成散兵线，不能迂回，不能利用掩体，他们还应是从天而降的，在他们身上不能有历史痕迹和挂葛……其实，那些后生自己也并不纯粹。要纯粹，还要有一个锤炼过程。
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本清源，回到“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上来，再一次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一大批蒙冤的共产党人得以昭雪，武冠英再次回到党的队伍。在学院顾问的位置上，他当真的过问了许多事情，还向有关方面提出关于思想建设，抵制拜金主义等建议。八二年整理了他的回忆录《从一个角落看一般一一泰安党组织建设的三个阶段》。他阅读书报都把感到精彩的部分摘录下来，从80岁到90多岁，共积累了二十五本笔记，用芝麻大小的钢笔字填满了每页白纸。
壮心不已。他酝酿多年准备用文艺形式把党在泰安地区的三个建设时期描述出来。遗憾的是在他死后，才发现了以“黎明前后”为题，只起笔写了三页的文稿。他深情的回想着泰山和泰山脚下的一革一木：“……山顶上积雪皑皑，五岳独尊的泰山象是带了一顶太阳帽，显得更尊严了。”“……白鹤泉门前，脚下片石路上有一块弓箭石，走不远还有一块白鹿石和黄钟石……。”遗憾的是，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怎样觉醒奋斗的故事，他没有来得及更详尽的讲述。
葵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