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无求品自高(文/武然)

边院柳林 发表于2019-11-23 23:35:37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以各种各样的罪名和头衔揪出一个又一个,揪出谁谁倒霉。我当时正在上大学,感到又新奇又恐惧,唯恐自己的父亲被揪出来。好在这一年中,除了和所有的“走资派”一起挨整外,父亲并没有作为特殊“份子”被揪出来。

    记得是1967年夏天一个周末,全家人正在吃午饭,高音喇叭响起,一阵高昂的毛主席语录歌唱罢,一系列毛主席语录朗诵完,喇叭里突然高呼揪出武冠英的号令,当时的罪名是“大叛徒、反共老手”等。我的心一下子就怦怦乱跳起来,端着碗的手也有点哆嚓,饭也吃不下去了。母亲也放下了筷子,很紧张地听着广播。转眼看父亲,他却像没事一样,只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看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非常从容地吃完饭去上班了(那时“走资派”之类是没有周日的,每天必须准时去向“造反派革命小将”报到)。当时我对父亲这句话一点都不懂,也没敢问。到了晚上,我们怎么等也没等到父亲回家,原来他已被关进了牛棚。

    这期间,父亲就不能回家吃住,每日扫大街、擦楼道、除草、打扫厕所等,干很多体力活。因为他上了年纪,又患有几种多年陈疾,造反派允许母亲定期给他送些吃的和药品。母亲就特意用较多的油把玉米面炒熟,里面还掺上芝麻、核桃仁等当时能搞到的所谓高档食品。造反派指示过,只能送无产阶级的东西,母亲怕被发现有资产阶级的食物,便先把这些东西炒熟,用擀面杖一点点轧成细末,再加上白糖,与玉米面一齐拌匀,定期给父亲送到牛棚,让他每天冲着喝。看管人一看无非是些玉米面做的炒面,也不反对。父亲出来后,一直戏称那是“监饭”,而且说幸亏那些“监饭”,使他很大程度保住了健康。

    从批斗,到牛棚,到五七干校,文革对父亲的精神和健康都造成很严重的伤害。可是他从没有对我们讲过任何抱怨的话,而是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及前途担忧。在他得到初步“解放”后,给儿女的信里写到:“现任中央内部的斗争很激烈,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尖锐。……如果xx(指江青)路线胜利,出现的将是难以设想的天下大乱……。那也好,随之而来的就是天下大治。”四人帮倒台后,父亲欢欣鼓舞,在给儿女的信中详细的描写他看到的游行景象:“……在过街队伍里有‘化妆活报剧’,街上的大标语特别多,各部门、各单位全是悬灯挂彩,真像过国庆节一样的热闹”。在去世前一年( 1995),已经92岁高龄,父亲还在为家乡穷人孩子上不起学担忧。他给在家乡的哥哥写信说:我想在肥城可以办一个‘平民小学’。……每月的费用可以十五元,最多不过三十元,够办公用晶就可以了。……你可以和道范、之银他们商量一下,如果他们都愿意当一个义务教员,就可以马上办起来。在信中,父亲还对学校的房子、款项等做了十分具体的建议。父亲对人对事,都有宽广的胸怀。记得他被揪出后,院里有很多大字报,我看到其中一篇写到:武冠英为了拉革命群众下水,把自己应当晋升的一级,分给另外两个人提升,用心何其毒也!看到这篇大字报,我非常莫名其妙,觉得又升级又涨钱,那不是件好事吗?怎么成了用心何其毒也?过后我向父亲提及此事,父亲笑了,说:“那时侯不就是人人都得写点儿东西表明和我划清界限嘛!都是好人,大字报上写的不是他们的真心话。”父亲在牛棚时,造反派为了让子女和他划清界限,找到我和姐姐,让我们给他写一封信表明立场。当时我们都在上大学,特别想表现出革命姿态,好被批准参加革命小将的队伍。于是我们两个人就找出毛主席语录,又找出报纸和别人的大字报等等,参考着写出一篇批判味道特别浓的信,交了上去。后来想起来,真是后悔的了不得。在那种形势下,父亲需要的是家人的关怀和理解,我们的信肯定给了他很大打击,会不会因此生我们的气,不理我们。而父亲从文革的六十年代到去世的九十年代,却只字未提过我们那封信,对我们永远是那样关爱,那样慈祥。

    父亲是1926年的老党员,党和国家对他十分关怀照顾。而他从不倚仗自己的老资格向国家伸手。他一贯克己奉公,对生活从没有过高的要求。衣食住行只要过得去就很好了。记得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在80年代院里给他配备了一个非常高档的席梦思床,那时还比较稀罕。他睡了没几天,就自己出去买了一个双人本板床换下来,把这席梦思交了回去。别人说,既然配备给您,您自己不用,可以给家里别人用嘛。他说,那是国家给我的,另别人没有份儿。在物质上,父亲自己克勤克俭,对子女也要求很严,从不允许我们买任何超出标准的东西。而在精神上,却要求我们很高。他一直要求我们通读马列书籍,并让我们傲笔记。文革后,他觉得我们更需要多读一些理论书,以提高辨别能力。1972年,他给哥哥的信中,列出的必读书就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并告诫说: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不受假马克思主义的骗,不上他们的当,不吃他们的气”。

    回想起父亲的一生,他对物质没有过高的追求,不求名不求利,只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所以他具备了很高的人生境界。

“人到无求品自高”,是对父亲这种境界最确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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