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口大战打了一个多月，国民党军队撤退了。日寇向前推进占领了太原等地，我们部队转移到忻县三交地区同鬼子周旋。我没有去三交，而是奉命带领一个连在忻口一带活动。这个连的连长是红军时期英勇善战的营长叫刘克明，指导员是红军时期的团总支书记名叫张明生，排长、副排长是红军时期的六个连长，班长是红军时期的十个指导员。战士们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兵共有一百三十余人。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在忻口打扫战场，收集国民党军队和日本鬼子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
我们到达忻口后，见国民党军队留下一万多官兵的尸体，有躺着的有跪着的，有握着手榴弹准备投的，有在重机枪上瞄准的，各种各样的姿态都有，十分惨烈!他们的武器都还在，没有拿走。有卜壳枪、马枪、步枪、轻重机枪、手榴弹等等，战壕里还散放着很多弹药。但是日本鬼子的尸体和武器都没有见到，后来我们在魏村发现鬼子一个战地临时仓库没有人看守，仓库内虽然没有武器却有不少军需物品，如毛毯、军服、军皮鞋、战刀、手电筒等。我们将日本鬼子仓库里的军用品及国民党军队遗留下来的各种武器弹药收集起来，收了几天用牛车运到同浦路北面山地之串道，装满了几个窑洞。
有天上午，日本鬼子从崞县方向开来三十多辆卡车到魏村运仓库里的东西。发现仓库空空如也，顿时气急败坏兽性大发。他们把魏村没有跑掉的老百姓杀了几十人，烧了全村一半的房子。这时我和刘克明连长在魏村北面山坡上，身边只有一个班的队伍，其余大部分同志由张明生指导员带到忻口收集武器去了。忻口到魏村有二十多里路，我们无法和他们联系。听到枪响我们立即赶到魏村，顾不得敌众我寡，马上架起机枪就向村里的敌人扫射，鬼子停止了烧杀向我们扑来。我们在村子边上绕着圈子跟鬼子打。敌人不敢离汽车太远，我们在忻口的部队听到了枪声，于是他们从深沟里向我们靠拢，绕到敌人后面并与我们会合了。这时敌人已经向我们山头发起进攻，我们等敌人离得很近时，突然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把敌人压了下去。我们的大部队从侧面狠击敌人的尾巴，把鬼子压下去。打了没多久敌人垮了，爬上汽车逃跑了。
在忻口收集武器时，由于手榴弹很多，我叫一连所有的同志都去练习扔手榴弹，连续练了三天，大家都学会了扔手榴弹，这对后来打串道和平社车站起了很大的作用。
十一月十二日，一股游杂草寇部队窜到串道，约两个营800余人。当天中午，一个营企图袭击我临时武器弹药仓库。当时留守仓库的只有一个班，获悉这个消息后，我派张明生同志以联络官的身份赶到串道与该营进行谈判，并进一步摸清其意图。另一方面我们将分散在忻口、阎庄一带执行任务的部队迅速收回，准备应付串道方面的情况。在吃晚饭时部队都回来了，张明生同志也回来了。他汇报了所了解的情况，该部确有抢劫我武器弹药库的企图。因此我马上带着一连赶到串道，恰巧正遇上路过串道的旅参谋长刘子奇同志
①，他带了一个重机枪排。我们向他作了汇报。刘参谋长指示还是先礼后兵。请该营长到我部来商谈抗日救国事宜，如果谈不成则准备打。按照计划我们派人去请该营长，但他没有来，而是派他的营副来了，刘参谋长指着我对那位营副说：“这是我们的袁团长。”并指着刘克明和张明生同志说：“这位是刘营长，这位是张营长。”我们自称是一个团让其归顺。但是谈了几个小时，这个营副说他做不了主借故推脱。看来谈不成了，于是我们悄悄地作了打的部署：指挥所带重机枪排和一个班设在串道村东的小山头上，利用原有的坚固工事进行坚守和进击。另一个班带机枪一挺，占领北面高山控制高点;剩余两个排由刘克明和张明生同志带领，在通往我仓库的西山岗上埋伏，如果该营胆敢袭击我仓库，就坚决消灭他们。夜里一点钟该营偷偷地向我临时武器弹药库摸过来，他们刚走到半山坡，我们在西面的部队连续投下了二百多枚手榴弹，我们从几面向其开火，该营大乱。我令司号员吹总攻号，我们部队像猛虎一样扑向前去，不到一小时，除敌匪营长和一个排长逃走外其余全部被俘。缴获机枪十一挺，步、马枪二百七十多支，骡马八十二匹。我方无一伤亡。
战斗结束后，我们留刘子奇参谋长住下，但他一定要回崞县轩岗去。他走时要将缴获的机枪全部带走，我们要求留下几挺，他不干，于是我们跟他讲了一个条件，机枪可以带走，俘虏也要带走。他没有办法，只好将几百俘虏也带走了，还带走一些牲口。第二天，我们将缴获的几十匹牲口给连排干部每人配了一匹，其余马匹组织了一个骑兵排。骡子则放到炊事班驮粮食。
串道战斗后，我们在忻口收集武器弹药的任务结束。一连调走了，又调来了三连。三连连长是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叫张友生，外号叫“马夫连长”，他只要有仗打不吃饭都可以，指导员叫胡炎奎。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建立抗日政权。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三连连长张友生和政治指导员胡炎奎带领两个排到静乐，消灭了天主教堂的一个连。其武器弹药全部缴获，并缴获了几匹牲口。我方无伤亡。不久我们移驻阳坡村，我住在杨太发同志家里。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组织起来的义勇军没有饭吃怎么办?我就请杨太发同志在义勇军中当司务长，因为杨太发同志家里是大地主，有很多马、牛、羊和粮食。杨太发本人是太原的学生，有抗日救国的思想。他当司务长后从家里拿出很多粮食和牛羊给部队吃。
同一时期，我们营在三交组织了忻县抗日县政府，团里派段镜当县长，彭振兴当副县长。下面有些地区还成立了乡区政权。我营里还将各地组织的义勇军集中起来成立了两个独立营。独立一营由曹 xx(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当营长，刘海任政委;独立二营由李物仔当营长，我任政委。除了我们营之外，七一七团三营也成立了一个独立第三营，营长陈崇岳，政委王先臣。新成立的独立第二营有一千二百六十多人，共五个连队，每个连有二百余人。但是，因为上级有困难无法供给我们钱、粮食和衣服，一切都由我们自己解决。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有一天晚上，我派出两个连到忻县之石家庄，崞县之阎庄等地抓了八个汉奸维持会长，他们都是大地主。抓来后不杀他们只是罚款，一个人罚一至二千银元，没有银元就拿粮食、布匹、棉花、药品顶款，限期交来。
过了两天，石家庄维持会派来几个代表要求同我们谈判。他们来到营部见我身穿战士军装，脚穿草鞋背了一条三号卜壳枪，以为我是个“护兵”(警卫员)。当时我才二十岁，从外表上看不像个当官的。他们问我：“护兵，你们袁委员(他们把政委叫做委员)到哪里去了?”
我回答说：“他刚出去，你们找他有什么事?”
“我们有要事与委员商谈”。“有什么事，可以同我说。”
“委员不在，你作不了主。”我说我可以当家，但他们死活不信。我心里明白，他们是为他们的维持会长来的，所以，我也不急着向他们亮明身份。我说：“你们不对我说，那你们就在这里等着吧。”我给他们倒了茶拿了烟，让他们进屋坐下。他们等了一会儿又对我说：“护兵，还是请你找一找他吧。”就在这时，二连长和五连长来了，他们向我敬礼，那几个维持会的人见了悄悄地议论说：“八路军真怪，连长向护兵敬礼。”代表团里有人认识五连安连长，安连长出去时他们跟上去问安连长：“袁委员到哪里去了?”
安连长说：“刚才跟我们说话的那个就是袁委员。”他们一听，脸色都变了，马上走进来全部跪在地上说：“我们该死，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委员，请你饶了我们。”
我笑着说：“快起来，没关系。不过你们眼里只认识当官的，看不起护兵是不对的。”我让他们起来并开诚布公的对他们说：“你们参加维持会，替日本人做事就是汉奸!当汉奸是要杀头的。念你们也是中国人不杀你们，但你们要拿出行动来支援我们……”
开始，他们还想讨价还价要求减少一点。我说：“一点也不能少，不拿出二千元，我们就把会长杀了，要人还是要钱，由你们自己决定。”
这些人一听马上软了，愿意接受罚款，还表示从今往后一定要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为抗日多出力。
出了营部，他们议论起来，一个说：“这个委员真厉害，说一不二，说要多少就要多少，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
另一个说：“没想到八路军当官的这样年轻，还穿着当兵的衣服和草鞋。我原来以为委员一定是上穿呢子衣下穿长筒靴，手拿文明棍头戴黑眼镜，留有八字胡的中年人呢。”
由于我们对这些维持会长采取了罚款的办法，部队吃饭、穿衣的问题得到了基本的解决。
注释：①刘子奇：湖南省浏阳县人。原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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