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赴抗日前线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团结抗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于八月二十五日，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红军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红一方面军为一一五师，红二方面军为一二O师，红四方面军为一二九师。我们红六军团改编为一二O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团长刘转连。三十二军和陕北部分红军以及总部直属队一部改编为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长文年生①。全旅只辖两个团，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国民革命军是一长制，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实际上王震同志是旅政委）。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陈旅长率七一八团留守陕甘宁边区，王震同志率旅直属队和七一七团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九月，我旅在河北平山和山西候马扩大了一个平山团和一个侯马团，同年底，由这两个团成立了新七一八团，并把以崞县抗日游击队和义勇军发展起来的独立团改成了七一九团。王震同志任旅长兼政委。七一七团是红军团，团长是原红六军团模范师师长刘转连同志，政训处主任（实际上是政治委员）是原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刘道生同志②。原四十九团（主力团之一）改为七一七团第一营营长陈外欧，教导员贺振新③，我任特派员（对外称教育干事）。全营共有五个连队即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连队一百二三十人，一九三七年底，每个连发展到二百余人。
经军改编后，干部都是降级使用，有的降了好几级。如副师长当营长，团参谋长当连长，科长和总支书记当连指导员，连长、政指导员当班、排长等等。还剩下许多干部如科长、总支书记、特派员、教导员、连长、政指、排长等。旅里组织了一个特务连（实际上是干部连），把他们都放在这个连里当战士。我们多数干部都没有任何怨言，也没有人闹名誉地位，那时真是能上能下，能官能兵。
红军改名，按国民革命军编制都有军衔。旅长是少将，团长是上校，营长是少校，以下是尉官。我们虽然第一次有了军衔，但是许多同志不肯佩戴，更不愿意戴国民党军队的青天白日帽徽，一见就反感，因为我们同国民党军队打了十年仗，因此要拿下红五星大家都非常不愉快，有的同志落了泪，有的同志彻夜不能眠。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抗日，我们只能将戴了十年的红军帽珍藏起来，很多同志保存了很长时间。我的红军帽保存了五年，后来被警卫员弄掉了，我气的有两餐没吃饭。
红军虽然改为国民革命军，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薪水，总司令最高每月也只有五块钱；师长、旅长只有三四块钱；下面的干部只有一两块钱。连队战士除了一些零用钱外只有伙食费。我们保持了红军本色，同志之间在政治上经济上仍然是平等的；三大民主仍然在部队中实行；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仍然同过去一样好，特别是群众纪律做得更好。部队每到一地都帮助群众打扫院子、挖厕所、挑水劈柴，借东西用完送还损坏了赔偿，做到秋毫无犯。因此群众都说：红军的名字变了，但是本质没有变！
红军改名不久，我们就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陈伯钧旅长率七一八团留守陕甘宁边区。王震同志率领七一七团和旅直，由陕西富平流曲镇出发，经韩东渡黄河城到山西降县。在侯马第一次登上火车驶往晋东北。但是这次坐火车并不舒服，因为阎锡山给我们部队坐的是运牛的车。连我们一二O师师长贺龙同志也是坐的这种车。到了太原，我们向阎锡山提出抗议才给贺老总换了一个二等车厢。我们仍然坐运牛车。车厢内臭气难闻让人头昏目眩，记得当时有人跟我开玩笑说这一回阎锡山可算是照顾你这头“茶陵牛”了。
火车开到忻县豆罗车站，日寇的飞机来了，苏联援助我们的飞机也飞到我们的上空。我们第一次看到空战，不一会儿就有一架倭寇的飞机被击落，掉到了忻县城东的一块高梁地里，我们欢呼雀跃拍手称快。
到了忻县，我们下火车向五台前进，经过阎锡山的老家五台河边村。（阎锡山为了便利他回家，专门修了一条火车路到河边村，火车一直开到他家院内。另外还修了一条火车路通往保护他家的兵营，能驻三个团）。我们在河边村驻了一夜，继续前进到达五台的峡口。原来我们准备去河北保卫石家庄，到了峡口才知道石家庄已被国民党军队丢掉了。他们败下阵来，溃不成军纷纷往后逃跑像受惊失散的羊群。我带了一些人就地收容逃兵，一天能收一二百人。愿意留下抗日的我们就留下，不愿意留的就将武器留下让他们走。
有天上午我正在收容逃兵，突然在人群中看见了段苏权同志，他穿着国民党部队的军服，佩戴着上士班长的军衔。我过去一把抓住他问道：“你是不是段苏权？”
他回答说：“是呀！”我问他：“你怎么当了国民党兵？”
他立即表白说：“不是，不是！我们家乡有个当国民党兵的班长，开小差回了家，我是借他的军服化装来找红军的。我到了石家庄附近听说五台有红军，所以就往这里来了……找到你们我太高兴了！”段苏权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一九三零年四月，我在茶陵县团委受训时他就是县团委书记，红六军团西征与红三军会师后，段苏权同志任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黔东独立师政委，留在当地搞游击战争。我听说他是来找红军的马上改变了态度。我带他到营部见了陈外欧营长和贺振兴指导员。吃完饭请他到团司令部。后来，由旅首长介绍他到延安党校学习去了。
我们部队到五台不久，奉命配合著名的忻口大战。我们营开到了崞县大刀口。当时国民党军队却一股劲地向后败退，八路军却向敌后挺进，他们见我们向前开觉得很奇怪。老百姓听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上前线去打鬼子都非常高兴！对我们额外亲切。我们到大刀口的第二天，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汉找到我们营部，向我们控诉了日本鬼子的罪行。他说：日本鬼子进了村，除了烧杀抢掠之外还兽性大发、大肆奸淫妇女。他们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中在一个打麦场里，逼迫人们脱光衣服，让白发汉配少女，老太婆配少年，不从的当场用刺刀刺死。老汉泣不成声悲愤地说：日本鬼子还强迫他和自己的亲生女儿性交……鬼子则在一旁看着哈哈大笑。听到这些我们气得咬牙切齿，全身的血都要涌出来了，恨不得马上去杀光这群污辱和杀害中国人的野兽。老汉听说八路军到了大刀口就带着一帮人来找我们，要求给我们带路去打鬼子。我们看这位老汉对日本鬼子有刻骨仇恨而且有组织能力，就让他成立抗日政府，并给了他一些枪支叫他组织游击队。后来听说他当了区长兼游击队长，领着一支队伍到处打击日本侵略者。
九月底，为了配合我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现在的明铺)日寇飞机场，我们营在离阳明堡五里处之王庄堡设伏打敌增援。秋天的深夜繁星闪烁，风吹青纱帐沙沙作响，半夜过后身上觉得冷了起来，日本鬼子还没有来，大家有些疲倦。我和陈外欧营长用军毯盖住头准备吸烟解困，刚点着烟远处传来嗡嗡声，鬼子的汽车开过来了。我俩立即掀开毯子，陈营长发出命令：“打！“战士们一起向敌人开了火，几个鬼子兵从车上滚下路沟，被乱枪打死。但，这是我们第一次打鬼子的伏击没有经验，既没有将道路挖断，也没有设置障碍物和埋设地雷，因此日本鬼子的汽车从我们的身边开跑了。我们缴获了一支三八式步枪和车上掉下来的一些罐头和食品，战士们缴到鱼干后都不知道怎么吃，故将它甩掉。我拾起来嗅了嗅有鱼腥味，用棍子扦了扦扦不进，用牙咬了一点很好吃，战士们见后也个个抢着捡起来吃。
我们这次伏击，虽然没有取得大胜利，但是我们一二九师在阳明堡（明铺）打了大胜仗，炸毁了日寇二十四架飞机，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连西方通讯社也说是：“罕见的奇迹。”
几天后，我们团两个营在崞县二十里铺又打伏击。敌人一百多辆运输汽车由雁门关方向开来，灰尘滚滚好不威风，我们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种场面，但是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形，敌人的汽车开到设伏地后，我们突然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车上的敌人开火，敌人跳下汽车在路边负隅顽抗，我营四个步兵连向敌人猛攻，占领了公路上的汽车，截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但是没有来得及将汽车全部炸毁，敌人的增援部队就来了。我们退出战斗，转移到同蒲路以北的山区。
这次战斗本来我们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但是，一是我们个别指挥员仍然是没有经验，不知道放火烧敌人的汽车；二是没有吸取上次战斗的教训又没有埋设地雷。
没过多久我们又奉命到雁门关伏击敌人。因为雁门关是险要山地，日本鬼子晚上不敢来，我们等了两个晚上都没有打上鬼子。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我们营转移到忻县三交地区。
注释：①文年生：湖南省岳阳县人。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②刘道生：湖南省茶陵县绕水山寺村人。原海军第一副司令员。
③贺振新：江西省永新县人。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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