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我任运北二委委员、周营区委书记、文峰游击大队一队指导员。严运厚是一队队长，单庭兰是周营区区长。这时运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仍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日伪扫荡极为猖狂。牛山伏击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斗，从缴获敌人的武器和生俘敌人的数字来看，战果虽不算辉煌，但对鼓午运北地区人民的抗日热情和争取胜利的信心，提高战斗力，起到了良好作用，大灭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使运北的抗日斗争形势开始象好的方面发展。
1943年初冬，峄县伪县长王徽文带领其伪警备大队500多人扫荡我游击区郭庄、逍遥村、坊子、石门、侯庄、许庄一带。转了一大圈也没有见到我文峰游击队的踪影。当时文峰游击大队一队由我和严运厚、单庭兰三人带领住上郭家。接到石门群众李文运的可靠情报，伪县长王徽文黄昏到牛山后吃晚饭，并在那儿过夜，根据这个情况，我们三人立即进行了研究，打还是不打？怎么打法？
当时，文峰一队不到30人，是支小队伍，打仗不多。而敌人又比我们多20倍，装备也比我们好的多。但敌人出来扫荡，转了一天，疲乏不堪兵无斗志，麻痹大意。我们虽然人少，但有几个骨干，打仗很有经验，战士们一个个象小老虎一样，战斗热情高，而且又有群众支持，即使遭到敌人的反击也可迅速走脱。因此打只有好处，没有多大风险。研究后决定：采用伏击战的形势打。打好这一仗的关键是选择好有利地形，经过认真分析，把地点选在离牛山后伪军据点不到一里远的南山脚下。队伍埋伏在乱石丛中的山沟里，距敌人必经的大路不过60米。估计敌人黄昏能到这里，正是敌人最疲劳，最麻痹的时候。决定之后，我和严运厚同志分别带领十几个人，预先到达埋伏地点隐蔽起来，做好战斗准备。单区长和区公所人员留在后方，准备接应。
接近黄昏，伪军们斜背着枪，晃晃荡荡拖拖拉拉，无精打采地走过来。队伍早已乱了，看样子他们累的够呛，走进了我们的埋伏圈还一点也没有察觉。这时严队长向我打个手势，接着一声令下：“打”顿时机枪、步枪响成一片。战士们把手榴弹迅速地投向敌群，愚蠢的敌人被这一突然的袭击吓昏了头脑。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趴在地上不敢动，更多的则四处逃命，伪县长的号令也不灵了。过了一会敌人似乎清醒了点，开始还击，机关枪、步枪、手炮在我们战士头上呼啸而过。我们坚持对射了一阵，毙伤伪军数十人，活捉了十几个溃散的敌人，缴获了十几支枪。但毕竟是敌人的人多火力强，我们的一挺机枪因射击时间长，枪筒过热卡壳，李元占干着急没办法。这种情况，我和严队长一商量，认为伏击战的目的已达到，再与敌人对峙下去，对我们不利，就决定迅速撤离。我们的队伍走出了战场老远，还听见敌人盲目射击的枪炮声。此次伏击战，我们只有一名战士负了轻伤。
敌人在遭到我们突然袭击之后，除伤亡者外，绝大部分溃散到北山去了。伪县长和他的败兵一天半没有吃上饭，两三天还没有把队伍完全集中起来，峄县县城也因“县长”出去扫荡迟迟不归而谣言四起．这一仗后，牛山后、石庄圩子一带的群众则深受教育和鼓午，纷纷传说王徽文的头碰上了正规军八路的刺刀；了解内情的群众则说：“文峰游击队真不简单，在敌人的据点跟前打了伪县长警备大队，真是虎口拔牙!”
牛山后伏击战后，运北的抗日军民更加齐心协力，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年冬天，运河支队及运南地区划归新四军建制，运北地区仍归鲁南，文峰游击大队到划归独立支队建制，仍活动在运北地区。随着形势的发展，从1944年开始，运河北岸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