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刘剑同志的老战友、老同事，忆事怀人，感情的潮水驱使我们拿起笔来，倾吐对刘剑同志的无限思念。
刘剑同志1918年1月生于江苏省铜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爱国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鲁南临郯中心县委书记、鲁南特委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刘剑同志先后担任浙江省实业厅副厅长、台州地委书记、农林厅厅长等职。1954年奉调担任吉林化工区建设公司经理，后又调京任国家重工业部化工局副局长、化工部有机局局长等职。1957年，刘剑同志再次回到浙江，先后担任省委工交部长、省建委、计委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工作，1964年任浙江省副省长，主管工交生产和基本建设。
刘剑同志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坎坷，两度蒙冤受屈。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保持着对党的赤诚之心。1939年下半年，刘剑在山东湖西地区工作时，在“湖西肃托’’冤案中，被错误地当成托派关押起来，解除了职务，开除了党籍。直至1947年才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在蒙冤长达7年的日子里，刘剑同志没有消极悲观，怨愤不满，依然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他相信，党组织会实事求是地做出正确的结论。20多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厄运又一次降临在刘剑身上。他先是被频繁地批斗，遭受人身迫害，不久就被关押，失去了人身自由达五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作了英勇的抗争。1973年9月，省委重新给刘剑同志分配工作，任命他为宁波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剑把自己受的委屈抛在脑后，怀着对党的赤诚之心，愉快接受了任务，为宁波港建设忘我工作，直至1974年8月劳累过度，因病去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病榻上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刘剑同志解放后长期在浙江工作，担任农业、工交、
基本建设等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他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浙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浙江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剑同志1951年6月至1952年12月担任台州地委书记期间，在剿匪、反霸、土改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仍十分重视当地的经济建设，特别是水利。‘当时三门县海游镇水患严重，县委、县政府决定对海游港改道、拓宽、筑堤，但是这一工程遭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非议。刘剑同志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力排众议，支持这一工程，使群众不再为水患所苦。刘剑同志后来虽然调离了台州，但对当地的经济建设仍很关心，在他的支持下，台州长潭水库和电站、台州化肥厂、临海大桥等工程相继完成，对当时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12月，刘剑担任省农林厅厅长。他研究了浙江的历史和自然条件，提出浙江农业生产有两大特点：一是以粮食为主的综合性农业区域；二是农业生产的商品性很强。根据这两个特点，他在指导农业生产时，不仅抓了粮食增产、高产，而且十分重视经济作物、蚕桑、土特产和畜牧业的发展。他总结了粮食生产的“七大技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技术指导纲要》。他进行了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为在全省建立起一年两熟和三熟为主的耕作制度打下了基础，使浙江的粮食生产走上了“多种、高产、多收”的道路。刘剑同志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大胆启用1日体制下的农业科研机构以及社会上的闲散科技人员，形成了一支‘1500多人的农业科技骨干队伍，加强了省农业改进所、蚕业改进所、畜牧兽医站、种子推广站、农业拖拉机站和农业作物病虫防治站。这些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在浙江农业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三年努力，浙江的粮食产量已恢复到战前水平，主要农产品达到或超过历史最好年景。刘剑同志为浙江农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从50年代末开始，刘剑同志长期担任浙江省工交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领导工作。大跃进时期，他反复强调重视科学，扎实工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组织了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当时省委对基本建设特别是重点建设非常重视，刘剑同志身体力行，深入基本建设第一线，在新安江水电站、杭州钢铁厂、绍兴钢铁厂、衢州化工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重型机械厂、杭州齿轮箱厂等工程和企业中都留下了他辛勤的汗水和足迹。特别是1960年，他带领一批厅、局、处长，深入长广煤矿矿区，抓建井、修铁路，整顿企业，亲自为矿工抓副食品供应，并邀请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解决问题，使长广煤矿成为煤炭战线的“江南一枝花”。60年代初，森林资源受到破坏，木材奇缺。刘剑同志了解到在技术革新中造出了用钢筋水泥做的空心电线杆，指示要大力推广。他专门召集会议，亲自组织资金，建设了生产水泥杆的工厂。由于刘剑同志抓得紧、抓得细、抓得实，空心水泥杆很快就在全省得到广泛使用，节约了大量木材。
1973年刘剑同志重新工作后，担任宁波港建设小组副组长，他把自己生命的最后岁月无私地奉献给了港口建设事业。他一边应付造反派无休止的纠缠，一边把整个港口筹建工作担当起来。1973年12月，他带领港办全体同志到宁波了解情况，察看建港现场。他先后四次参加了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从建港意义、大政方针、机构设置到计划、设计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此后，他带病来回奔波于杭州、宁波、北京等地，为宁波港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天，可以告慰刘剑同志的是，他的建港愿望、建港理想已成为现实，宁波港正以“洋洋东方大港”的雄姿展现在世人面前。
刘剑同志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他以细致入微的作风和满腔的工作热情，处理好每一件事情。他下基层一般都是晚上出发，有时白天在省委开会，就通知有关同志在机关等他，如果省委会议晚上继续，就等他开完会，半夜一同出发，在基层也是白天黑夜连轴转。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哪怕是遭受迫害的时候，或是在生命垂危之际。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多次发病，组织上和家人都劝他好好休息，查出病因，可他几次住院都匆匆离开病榻。1974年6月，他的健康状况已明显不好，仍带病到宁波，还亲自去慈溪了解海涂水库的情况，随后他又拖着高烧的身子带着针药上北京开会。从北京回杭后，他即住进了医院。此时，他仍惦记着建港工作，对身边同志说：这是国家的一项重点工程呀！无论如何要完成这项任务。在病危期间，他反复念叨的都是港口建设工作。 刘剑同志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勇于开展自我批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在工作中有了成绩归功于党员和同志们，出了问题则主动承担责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觉悟。
刘剑同志虚心好学。他经常说，不学理论把不准方向，不学业务做不好工作。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学习什么知识，任务越重越要挤出时间学习。他家里的藏书有几千册，除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外，还有哲学、党史、文学、自然科学、工业、农业等书籍。在主管农业工作时，他规定在农林厅机关每周上一次科技课，由科技专家讲课，他自己也是认真听课。从农业转入化工战线后，他请专家给自己讲课，并参加业余职工学校大专化工课程的学习。在几年时间里。他熟悉了许多化工知识和管理业务，逐步由外行变成内行。在港口建设时期，他虽然年过半百，仍然悉心学习港口业务。当和专家们一起探讨建港业务时，丝毫没有给人以门外汉的感觉。刘剑同志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
刘剑同志关心干部，处处为他人着想。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遭受迫害，却仍惦记着其他老同志。当他听说被隔离审查的原杭州铁路分局局长正在病中时，便星夜骑自行车赶去探望，要他好好医治，安慰他不管戴什么“帽子”都要相信党，以后又派自己原来的秘书前去看望，并要这位老同志到家里来谈谈。另有一位老同志获“解放”后在杭州等待分配工作，他知道后即去看望，并邀往家里吃饭，鼓励他不要辜负党的期望。刘剑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在和群众的交往中，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一份子。他对子女说：“不要认为我们是高级干部，是什么大官。我们在军队里是革命军人，在政府里则是革命职员，都是普通人，你们不要有优越感。”他经常关心公务员、司机的生活困难，并让保姆的女儿住在家中，像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他还让住在自己家附近的农民进院子晒稻谷，腾出家里的地方给他们堆放。当农民表示感谢时，他却说：“不要客气，我们吃的粮食不都是靠你们种出来的嘛！”
刘剑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提出了要节约一滴油、一张纸、一瓶墨水的主张。在农村工作时，他按规定可以享受吃小灶的待遇，但他仍和其他同志同吃同住。杭州钟厂第一批钟生产出来，给他送来两只试用，被他婉言谢绝，厂里送来几次，秘书送回几次，直到厂里如数收了钱，他才把钟留下。刘剑同志对亲戚子女的要求极为严格，从不允许搞特殊化。他的两个妹妹提出要从嘉兴调到杭州工作，他没同意，耐心说服她们仍留在嘉兴农村。他的子女顺路搭省政府车队的车上学，被他知道后，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文化大革命后期，许多上山下乡的知青纷纷回城，他写信给在农村的子女，鼓励他们不要靠父母，要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自己去闯、去创，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
风雨长相忆。刘剑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怀念他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立的功勋，怀念他对党的赤胆忠诚之心，怀念他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刘剑同志的优秀品质和高尚风范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