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秋，刘剑同志因公出差来北京，到家来看望我。几年未见的老朋友，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突然到来，恍若隔世。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告诉我，他在1967年至1972年曾被关押五年。但当时他看起来依然是神采奕奕，谈笑风生。他对党的坚定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热诚，使我深受感动，他不愧是党的一名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
万万没有想到，他回浙江后不久，就因病逝世了。噩耗使我深感悲痛。
我认识刘剑同志是在1937年寒假期间。我从北平回到家乡徐州，带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使命到徐州发展“民先”组织。当时刘剑是徐州中学学生救国会主席，我找他谈“民先”的组织情况，希望在徐州青年学生中吸收积极分子参加“民先”，组织徐州的民先队部。当时参加谈话的有周镇寰（周南）、张服信（徐州女子师范的学生救国会主席）、蓝名述（徐州铜山师范学生救国会主席）等，他们都同意加入民先队，并负责在徐州发展“民先”组织，发展壮大抗日救亡队伍。
当时，北平正酝酿成立华北学生救国联合会，准备召开代表大会，我又受委托到徐州动员学生派代表参加。徐州的同学决定派刘剑参加。由于时间很紧，刘家住在乡下，筹措路费困难，我家住在徐州城里，就义不容辞地帮助他解决了路费问题。刘剑就这样匆匆地北上到天津去了。
刘剑北上后没几天，朱家瑜（朱丹）告诉我，徐州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抓抗日救国的青年学生。当时徐州图书馆有一个读书会，是该馆馆长郭影秋（地下党员）倡议，由进步青年组织起来的，宣传抗日救国。读书会成员几乎全被逮捕了。朱家瑜说，我们虽然与“读书会”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民先”暴露，我们也可能遭受同样命运。当天晚上，我与朱家瑜就买火车票去了天津。朱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到天津一打听，华北学联的会改在北平召开，刘剑已去北平。我当即想法通知在北平的同学，把徐州抓人的情况告诉刘剑，请他不要回徐州了。我在天津只住了两天就赶回北平，见到了刘剑。于是他未回徐州，留在北平做“民先”工作。
我和刘剑认识得很早，但相处的时间不长，也未在一起工作过，但他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共同的信念，相似的遭遇，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个时期的前后，我们党培养教育了像刘剑这样的一大批青年。他们为民族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