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刘剑同志是高中时的同学，以后又几次在同一单位工作，我们一直保持着同学加同志的情谊。五六十年前的往事，仿佛如在眼前。在他逝世20周年之际，我想记述一些50多年前的旧事，表达对老同学老战友的怀念。
1935年，江苏省立徐州中学秋季开学，我休学一年之后回校人高二乙班读书，这时恰好和刘剑同班（他是由本校高一升上来的）。初见面时对他的印象是：生活俭朴，谈话直率，乐于助人，许多同学都愿意接近他。他不但课内学习好，还阅读不少课外书籍。他写作能力强，有一篇作文写满了一本作文簿，大家都欣赏他的才华。
以后我和他熟识了，常常交谈，感到他有爱国热情，思想进步，对事有独立见解。他愤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也不满学校当局对学生沉重的束缚和压制。这时我对时局和社会现象也感到不满和苦闷，因而常常得到他的鼓励与帮助，我很高兴结识这么一位益友。后来更知道，他以前在铜山师范初中时就是一个活动分子，参加过当时党的外围组织的一个读书会，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35年下半年，“九•一八”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学生运动又蓬勃地开展起来。由平津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展开后，平津学生团体给徐州各校寄来一些宣传品，其中家在徐州的学生也给家乡亲友写信联系，再加上一些进步爱国报刊的宣传，徐州学生也开始响应“一二•九”运动，刘剑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徐州学生运动再起后，各校学生纷纷要求恢复过去被停止活动的学生救国会或学生自治会。我校学生经过与校长的交涉，恢复了学生组织，名称定为“各级学生联合会"(级联会)。刘剑得到同学们信任，被选为二年级的代表。全校级联会负责人原为三年级的陆先育，不久，陆因破坏学运被同学们驱逐出会，刘剑和三年级的张效乾就被公推为全校（高中部）的代表。
12月下旬，河南省焦作工学院学生赴南京请愿，路过徐州，津浦路局不给调拨车辆，他们和徐州学生联系要求支援。徐州各校学生立即开会讨论支援，刘剑作为我校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在12月30日举行示威游行。29日，国民党徐海区专员邵汉元召集各中学的校长和学生代表开会，要学生把游行改在元旦那天举行。刘剑认为，这样就是把示威游行改成庆祝元旦的游行了，他当即表示反对，并和邵汉元顶了起来。当时，除铜师代表顾永田外，别的学校代表已同意了邵的意见。邵见此情况，便乘机专横地大声宣布：禁止游行，解散学联，命令各校长把自己的学生带走。
第二天，刘剑和我校同学还是准备游行，但是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在学校内，游行没能够实现。
斗争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失败了，但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并未结束。几天后，全校进行大考。我们都在教室里参加考试，但刘剑的座位却空着。他到哪里去了？交卷出来后，大家议论纷纷，有的猜测，有的担心。这时，听传达室工友说：“刘剑先生被两个穿便衣的叫走了。”大家才明白：他被捕了。
放假没几天，刘剑就到我家找我，彼此见面都很高兴。他告诉我，抓他的是警察局，很快就被保释出来了。这件事实际上是对刘剑的一次警告，但刘剑不怕警告，他表示这次打击不会使他屈服，他还要更积极地干下去，并且希望我也继续干下去。
1936年上半年，徐州学生没有进行较大的活动。但到下半年，学生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又趋于高涨。这时，刘剑和外校的几位进步同学与全国学联取得了联系，商议成立徐州学生界救国会（学救）的事，并分头活动起来。可是，国民党政府已经把原有的学生团体解散了，更不允许成立新的学生救亡组织，他们就只好秘密地进行工作，打算先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以此为基础，团结广大爱国同学进行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活动。在进行秘密的组织工作和公开的活动中，刘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约同我们在本校成立了学生救国会，会员约有20多人，分成几个小组。他是我校学生救国会总的负责人；在徐州学生界救国会里，他分工负责重要的组织工作，和全国学联、平津学联联系的任务，多由他来担任。他和徐中初中部的蓝名述等人还联络了职业界的爱国进步青年，商量建立徐州各界救国会，在我家里开了第一次筹备会，但未及成立就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他通过在北平的武衡、孙传文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接上了关系后，积极在徐州发展民先队员。他先介绍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参加，以后成立了几个民先小组；他和学救会会员们在一起推动同学们阅读进步报纸和书刊，关心国家大事，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叫做联合战线）思想；他领导学救会在本校开展了歌咏戏剧活动， 团结广大同学唱救亡歌曲（如《毕业歌》、《大路歌》等）；他还在学校组织演出了田汉编的抗日戏剧《战友>，他本人扮演剧里的主角伤兵。联欢会上还演出了一个化装表演唱《莲花落》，刘剑和另外三位同学扮作乞丐的模样，打着“瓜答板”，唱：“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没人把粮食送上口……要吃饭的大家一齐来下手……。”这个小节目把校长气坏了，怒气冲冲地说：“什么要吃饭的一齐来下手，简直是造反！”
总之，这半年里，“学救”的活动大有进展，校园里救亡的空气空前高涨，这些都是和刘剑的努力分不开的。
放寒假后，刘剑到我家辞行，说要去天津（以后改为北平）参加华北各界救国会的成立会议。他走后不几天，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成人读书会会员、各救会会员和学救会会员进行了大逮捕。我仓促离开了徐州。刘剑在知道消息后也不再回徐州。他在北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到延安去了。此后有一年光景我们没有见面。
1938年2月，徐州成为第五战区的中心。这时我刚刚从山西回到徐州家里，正巧刘剑也刚从延安回来。他回到徐州后，先在家乡王闸口发展党员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战。但终因那个乡的动员委员会里旧势力太大，孤掌难鸣，工作难以开展。他只得很快放弃了原先打算，约我一同去见郭影秋同志要求分配工作。郭是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负责人，又是我党在动委会里的党团书记。他先安排我们在第二宣传队作政治工作，不多久，他告诉我们打算建立一个有广泛群众性的抗日团体，以便在动委会批准的合法名义下，把第五战区各县广大群众迅速地发动起来。这个团体定名为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刘剑和我是徐州当地的学生，所以叫我们参加青救团的筹备工作。筹备不多久就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出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总团部执行委员会。刘剑是战前徐州学生界的代表人物，所以执行委员会推选他为常务委员（即主要负责人），以后又改任组织委员。
总团部建立后，由于有苏鲁豫皖特委的领导和各县党组织的积极支持，再加上打着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批准的旗号，各地群众得以顺利地冲破国民党县区党部的刁难和限制，迅速以青年救国团的名义组织起来。第五战区境内，如山东临沂、郯城、峄县等地，江苏的徐海地区各县和淮北各县，以及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30余县，都纷纷建立起青年救国团和分团。由于青救团不限于青年，实际上是一般的民众抗日组织，所以各地原有其他名称的抗日团体，也纷纷改名。二三个月后，团员发展到2万余人。当时各分团来谈工作的人，每天从早到晚络绎不绝，总团部的同志忙得不可开交，刘剑当然是几位最忙的同志中的一个。
五月，日寇已逼近徐州，李宗仁的司令长官部准备向西南方向撤退。总团部于敌机空袭时在郊外开了最后一次会。会上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将总团部分为两部分：唐秉光同志（党务委员）和另几位同志去西南方向；刘剑和我则随郭子化同志（党的苏鲁豫皖特委书记）去鲁南敌后。次日早晨，刘剑约我一起到郭子化同志处集合，向北行进。两天后我们就穿过前线到达滕县东部山区。大约又过十来天后，刘剑就被特委派到临郯县委（后改为中心县委）任书记。从此他以党的工作者身份，开始了敌后的战斗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