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剑同志相识并在一起工作，是在1939年1月中共鲁南特委成立时，他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当时斗争环境极其艰苦险恶，特委机关人员刚在山东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地区南坡集中时，还没有武装警卫，只有几支短枪。中共临费边县委也和我们住同一个村庄，县委带一个学生队（平均年龄15岁上下），有十几支长枪。两机关人员合在一起仅50余人。一天清晨，突然发现日军骑兵队向我们驻村奔来，我们手无长枪，无法与敌人对抗；而有十几支长枪的学生队没有战斗力，情况万分紧急。我们特委机关只好将学生队十几支长抢借过来，阻击敌人前进，掩护全体人员向村西山上撤退。在撤退中一女同志腿部中弹，一小同志被敌人刺刀挑死。由于环境险恶，特委机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常几天转移一个村子，住在老百姓家里，办公和吃住都在一起，有时一间房里铺上草做床铺，我和刘剑等十几个人挤睡在一起。经过一段战斗生活，我发现刘剑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他在艰苦险恶环境面前，始终充满信心，朝气蓬勃，对工作和同志像火一样热情，他有用不完的精力，老是不知疲倦地工作。
我和刘剑战斗生活到同年9月不得不分开了。鲁南特委宣布撤销，我到四地委工作，刘剑将调中共湖西区党委负责青年工作，但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他去湖西区党委工作时，山东分局原决定他的爱人崔波同志一起去，但由于敌人的封锁分割，去湖西困难重重，崔波不得不较长时间留鲁南工作。我记得在崔波离鲁南去湖西与刘剑团聚时，我曾给写过一封信，在信中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将唐朝王昌龄《闺怨》后两句：“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改为“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大崔留临郯”（崔波姐妹均参加革命，她是姐姐，我们都称她为大崔）。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刘剑同志崇高的共产党人品质，他在“湖西肃托”中蒙冤，被严刑拷打，差点丧命，接着又被错误开除党籍，在这样的逆境中，他仍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仍任劳任怨忘我工作。
我和刘剑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宁波。我去宁波做调查研究，他在宁波指挥宁波港建设工作。老朋友相见，当然十分高兴。他还是像过去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没想到这次见面后不久，我就接到崔波同志的告急信，要我在上海托名医为他会诊，我立即奔走，但为时已晚。“出一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我为战友的早逝感到深深的哀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