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我非常怀念他。每逢我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碰到了问题，他那诲人不倦、谈笑风生的音容就会像一幅一幅的画面，活生生的浮现在我脑海里，回旋荡漾。
刘剑同志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那是在1938年的秋天，山东省临沂县城、郯城县城已经失陷。这时，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社会上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人们见了面，互相询问打鬼子抗日的消息。忽然一天，一支大部分学生打扮的青壮年队伍，来到我们临沂县二区南头村，大多住在我村小学里，有的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是来发动抗战的“临郯青年救国团”。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临郯县委领导下的群众抗日团体。他们对外出面的负责人是丁梦荪同志，内部领导人就是中共临郯县委书记刘剑同志。他们白天走门串户，宣传抗日，晚上召集村里的青年和小孩教唱抗日歌曲。有时，还在小学操扬上召开村民大会演话剧。有一次演“流亡三部曲”，当演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一段时，大部分观众都哭了，我也是其中一个。
为了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抗战，在刘剑同志主持下，临郯县委青年救国团在我村开办了两期青年救国团骨干训练班。刘剑同志不仅重视统一战线的工作，发动社会上层人物，更重视发动劳苦人民的工作。我村的西半部，有相当一部分是临沂县城大地主钱广汉的佃户，这部分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刘剑同志白天给干训班上课，晚上就找我们这些佃农、贫雇农谈话、开座谈会。一个夜晚，月光照人，非常明亮，我村首先参加青年救国团的刘安民通知我们六七个青年，晚饭后到×××家的场上开个小会。我们都按时到了，每人扯了一把豆秸垫坐等侯开会。不一会，刘安民同志带着一个人来了，他就是刘剑同志。这个会主要讨论的是鬼子打进来了，咱们不能上学了，怎么办？我们这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说话。刘安民说：“今天我带刘剑同志来，就是想请他给我们讲话。”我们大家都表示欢迎。刘剑同志面对我们六七个青年，态度和蔼，讲话声音不高，却崭钉截铁。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东北三省还不甘休，又发动‘七•七事变’，企图吞并我们整个中国，叫我们亡国灭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血气的有志青年怎么办，国家存亡人人有责，咱们应当不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组织起来参加抗战。”他的这些话直到现在我记忆犹新。他讲完后，我们也敢说话了，表示想参加抗战，但不知到哪里去参加？刘安民说：“刘剑同志的讲话对我们是很大的启发教育，现在大家还年轻，还不能一下就参加拿枪打鬼子，况且还没有那么多的枪，等着集到了枪，大家再来。”刘剑同志马上说："可以先组织‘失学青年读书会’，组织起来，选个小组长。”大家选我当了小组长。
这时，在临郯中心县委领导发动下，抗战的形势发展很快，临沂城南、郯城码头、重坊等地联成一片，广大农村的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战的烽火燃遍了临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临郯青年救国团在我村办了两期青年救国团骨干训练班后，转移涌泉。经刘安民同志介绍，我也随青救团团部转移到涌泉，负责由涌泉至码头、重坊等地的交通送信（包括文件、宣传品）工作。
刘剑同志待人、对同志总是满腔热情，特别对一些有缺点和错误的同志，更是耐心帮助教育，谆谆告诫。一九四七年夏季，我人民解放军外线出击，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华东野战军一、四纵队南下，解放费县县城。遵照中共鲁南区党委的指示，由我（县大队长兼公安局长）和靳耀南（县大队政委）带领县大队（实际一个连队）由滨海区返回费县县城。在这期间，我县大队与残敌、还乡团，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除费县东部二八区边缘尚有国民党王洪九部经常骚扰外，费县境内敌人基本肃清。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和工作，我们县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由一个连发展成三个连，再加上由以区公安员为主组成的短枪武装工作队，我们县大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县大队。
1947年秋天，我县大队驻四区埠下村东一个村子时，刘剑同志又到费县任县委书记。这时，费县境内虽然肃清了国民党残敌和地主还乡团，但是工作困难重重。首先是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其次是没有干部，当时除县大队外，下边区、村干部都没有，原有的区、村干部一部分带领群众支援前线去了，一部分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北撤渤海区，还有．部分在国民党重点围剿鲁南时突围到滨海去了。
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刘剑来找我商量。他笑着对我说：“现在我们的区、村干部有的在渤海、有的在滨海、有的支前去了，有的村支部党员牺牲，有的村干部被还乡团活埋，下边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抓紧去做，需要我们去解决群众的困难。现在正是秋收秋种季节，收不好群众冬天没得吃，种不好明年春天也没得吃；更重要的是还要继续发动群众支前等等，这些工作非做不可。可没有人去做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我听你的。’’于是，他就坦诚地说：“我们县大队的武工队原来不都是公安员吗？你为党保存了干部，做了一件大好事，是不是把公安员下放到区里去负责抓区的工作（意思是当区长或书记）。”我一听要调“武工队”的干部，思想上就有抵触。我以为公安保卫干部有专业性，我好不容易就地坚持，把他们带到现在。我与他们共同战斗，出生入死，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实在舍不得他们走。我很为难，既不能拒绝，又不好表示同意，只好勉强地表示让我考虑考虑。我想如不同意，他是县委领导，是个组织问题，他又是老上级；如果同意了，今后整个县的公安保卫工作如何开展。真是左右为难。当他再次找到我时，我从部门小圈子考虑问题；强调公安保卫工作的重要性，表示了不同意。又一天晚上，刘剑同志叫通信员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在小油灯前促膝谈心。除了谈工作外，又谈到干部问题，他特别给我谈到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站得高、看得远”。接着他向我提问，全县的工作重要，还是一个部门的工作重要？在他的耐心启发教育下，我经过思想斗争，终于想通了，回想自己参加党时，就接受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教育，向他表示同意，请县委决定，并且作了自我检讨。他当时还笑着对我说：“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久，又一件事发生了。这时华东野战军由外线出击将要转入战略反攻，需要补充兵员充实主力。上级党委决定我县大队升级到主力。刘剑又找我谈话了。他深知我这个人的个性特点，年轻直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通就通，不通就不通。所以他很注意谈话方法。谈话开始，他鼓励表扬了我一番说：“你就地坚持了费县的解放战争，并且还发展了武装，保卫了群众，成绩很大。但是，仅我们费县解放，还不能算最终的胜利，还要解放全中国，这就需要扩大主力，上级决定我们县大队升级到主力。”我一听很高兴，并且马上表示我愿带队升级野战军。因为我不愿在地方工作，认为地方工作复杂，不如到部队，既单纯又干脆。他继续说：“不全部升级，还要留一个连作县大队的基础，你还是留下，在县里工作。”我一听这句话，怔了一下。我想，上一次调走了武工队干部，现在又要编走我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县大队两个连，这比割我的肉还要痛。因为这些干部战士，都是我通过战斗结下的亲密战友，真舍不得。于是，我就公开向他提出“不叫我走，我们县大队就不能升级，不能编走两个连。”听了我这句犟话，刘剑同志不起火，仍苦口婆心的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从来没有扣大帽子乱批评。在他的耐心教育、谆谆告诫下，终于使我深刻认识到对党、对人民的革命大业，要识大体顾大局，要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决议。最后经过我亲自动员，县大队两个连顺利升级到主力，承担更大的任务。
刘剑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对群众、对同志无限热情，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勇于开拓，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干部、优秀党员。在我们相处的战斗岁月里，他对我的言传身教，使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