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贺龙
1930年，32岁的福尔曼兴致勃勃地来到中国，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中国的人文史地。然而当时中国严酷的国情，把他的兴趣从对神奇莫测的西藏转向到了面对中国的现实状况。他逐渐了解到以下事实：几千年中国封建帝制被推翻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成为当时领导中国的主流党派。国民党取得北伐部分胜利后对共产党展开大屠杀使中国当时的大革命变成血流成河的悲剧。了解到毛泽东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危机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念，贺龙更是采取了果敢的实际行动，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划时代的第一枪!在这英明务实的理论和勇敢魄力的实践有机结合下，中国红军从无到有在艰难岁月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面对这些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事件，福尔曼认识了中国领袖人物是何等的高瞻远瞩和无所畏惧!由此也产生了对毛泽东和贺龙的由衷敬佩!他渴望有一天能亲眼见到这些不寻常的人。在他的书中是把毛泽东、朱德和贺龙当作他敬重的最高领导人来描述的。他把贺龙称作“共产党的罗宾汉”。
初见贺龙
1936年三大红军主力第一、二、四方面军历尽千辛万苦的长征，胜利会师的传奇新闻迅速传播海外。不管什么人坚持何种政治观点，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或不喜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都不得不承认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红军是一支无坚不摧的伟大军队!所有西方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和民众都想知道这些出生入死完成长征的人是怎样一种神人。这些人将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产生何种影响?福尔曼带着这些问题想方设法地克服困难终于在1937年7月初来到陕西红军驻地。
他兴奋地见到他仰慕的英雄贺龙将军。他认真地询问了诸多问题，进一步详细地了解到有关长征的事情。在他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讲到：“当他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刚刚到达(陕西)时，我就采访了贺龙和他的部队。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将军。但国民党对人民群众大量的逮捕和屠杀使他十分憎恨。他参加到共产党方面去(为中国)做长久斗争。在1935年，他带领他的50，000士兵开出湖南进行长征。在西藏边境与朱德会师的时候，他的几千名士兵由于饥饿死在路上。另几千人牺牲于行进的激战中。因为他们在行进的每个阶段都在作战。”。他按照西方人的欧洲军史知识把长征描述为：“那惊人的长征，这一有组织的迁徙，只有拿破仑退出莫斯科的历史记载可与之比拟。”每一个严谨的军史专家都很清楚地知道：拿破仑的长途退却是远远不能与中国红军的长征相提并论的。但对福尔曼来说，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评价了。
就是在这第一次采访红军的的过程中，福尔曼在书中记载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画面：“1937年7月7日的晚上，我在他(贺龙)的司令部听说了日本军队进攻了北平附近的卢沟桥——这著名的进犯引发了亚洲战争的火药桶。有人也许要认为这位将军(贺龙)和他的部队在经历了一次艰苦的长途跋涉(指：长征)后最重要的是应该很好的休息，但就在第二天清晨的一个群众大会上他向蒋委员长和国民党试问(对卢沟桥事件的)态度，并向大家宣布他和他的军队会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福尔曼十分清楚东北三省沦陷时国民党政府的表现和态度。他非常想知道处在弱势状态的共产党人将会是什么样的对日态度。贺龙将军即日召开的军民大会和讲话，让他第一次亲眼见识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由衷地佩服这些出生入死勇于奉献的革命者和爱国者。也正是在这次采访中，加深了福尔曼对贺龙将军的认识并建立了私人友谊。贺龙将军让他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意志和勇气。认识到以贺龙将军为代表的这些不寻常的共产党领袖们和这支军队将会在风云际会的中国舞台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再见贺龙
时光飞逝，1944年已是卢沟桥事件后的第7个抗日年头。在欧洲反法西斯战场一片大好形势下，苏美英盟国逐渐将重心移向亚洲战场。此时为了解共产党是否在真正抗战?是否有能力抗战?盟军是否可以与共产党合作?福尔曼肩负对上述问题找出正确答案的使命，与其他中外记者和政府官员组成了21人的记者参观团，于1944年6月至10月对延安根据地进行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参观访问。
福尔曼首先参观了王震将军的南泥湾，又再访延安。参加欢迎大会，品尝延安边区菜肴瓜果，住窑洞，涉山水。参加军事会议，参观学校、工厂，采访各色人物，等等。共产党根据地的风土人情，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生活画面给这些外国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福尔曼高兴地先后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彭德怀、聂荣臻、陈毅等领导。最让他激动的是与他心里仰慕的贺龙将军——中国的罗宾汉——的再次见面。他在书中写道“自那以后的七年里(自1937年第一次见面始)，贺龙一直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位身强体健，斗志昂扬的战士。”“贺龙率领第120师进入山西沿着同蒲路布防。因此牵制了日本军队，使其不得不停止了进攻中国南方而回师北方去对付八路军。”“共产党的罗宾汉……贺龙的名字在今天所有的华北地区已变为家喻户晓。”
在这次重逢中，两人的合影充分展示了他们之间的友好情谊。在这特殊的时代两个异国他乡不同状况者：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将领与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记者就是这样在历史大事件的多次瞬间相遇相知、相念相持地结下不同寻常的友谊。贺龙以自己非凡的个人魅力，胆识和经历帮助福尔曼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华民族。
在参观采访中，福尔曼还认识了更多的共产党优秀领导人和各级将领。并亲临战场观察真实的战斗过程。这几个月根据地的生活对福尔曼来说是一次人生的洗礼。对中国共产主义，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有了一次彻底的认真思考与认知。他强烈地感受到和认识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世界上没有任何侵略者能让中国人民屈服和被征服!他最后在参观报告中写道：“八路军和新四军合并起来的军力是小于全中国对日兵力的十五分之一，但确在与45.9%的日本在华兵力作战，及90%的80万的伪军作战(关于这一事件，世界所听到的很少)。在抗战的7年中，共产党打了92，000次以上的仗。击毙了110万的日伪军，俘虏了15万的敌人。缴获了32万只来复枪(足够装备54万人只用)，9，000挺机关枪，6，000尊大炮及其它战利品。55个高级日本军官被击毙，包括一个中将与7个少将。同一时间，共产党牺牲人数为40万以上，包括535个上校以上的军官。”福尔曼的报告强有力地证明了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为中国的卫国战争贡献着巨大的力量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今天，面对当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承认福尔曼的报告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进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要见贺龙
光阴流转，斯人逝兮。上个世纪的70年代，对中国怀有深情厚谊的福尔曼再度来到中国。他要见毛泽东、见贺龙，见所有他曾经见过的心中豪杰。但这美好愿望已不能再现。幸运的是叶剑英元帅还在，福尔曼把对贺龙及所有他想念之人的情感都释放在了与叶帅的那一握手间，那一倾谈中。不久，他带着骄傲、欣慰、深情和遗憾于1978年在美国故乡离开了我们。
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能在中国人民面对国家存亡的危难时期勇敢地来到中国，用他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根据地的人民是如何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去英勇杀敌。去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何等的重大贡献。为此，我们是不会忘记这些善良、正直、友好的国际朋友的。
福尔曼在《红色中国报道》中描写了中国六位元帅，都是认真写实的。唯独对更多偏爱的贺龙添加了浪漫传奇之笔。他的书画和其他外国记者和友人的书画一样，是对中华民族抗击侵略者的珍贵记录。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时值抗日战争70周年的今天，我们仅以此文缅怀贺龙元帅和英雄的120师将士们!缅怀所有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牺牲和奉献的人们!感谢所有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要世人皆知：过去，现在，将来，中华民族面对任何侵略者都将坚决彻底的抵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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