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到1953年，我们在刘剑同志的领导下，一起战斗了11个冬春，他对我们的帮助教育是很多的，可以称得上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刘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他走的道路和许多同志一样，是曲折和坎坷不平的。在1939年“湖西肃托’’的事件中，他被打成托洛茨基分子，受尽了各种酷刑。后来虽平反了，但还是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降级降职使用，由原来苏鲁豫边区党委委员、青委书记、青联主任，一下降到鲁南专署文教科科员，然后再一步步担任副科长、科长，1942年秋调到费滕边实验县任办事处主任、费滕峄边区县政府、双山县政府县长。我们在他领导下担任过副区长、县政府秘书、财粮科长等工作。几十年的往事，回忆起来十分亲切。
忍辱负重工作
1942年秋，他自鲁南专署调来费滕边，主持办事处的行政工作。当时他的党籍尚未恢复，党内的重要文件、指示看不到，县委和办事处党组召开的党的会议不能参加，上面的精神无法知道，因此在工作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干部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应当本着“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予以批评教育，使其改正，不能采用王明的“左”倾路线的办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棍子打死。在费滕边县工委一次活动分子大会上，有人抨击刘剑是“县长老爷”。在这种情况下，刘剑仍然积极工作，召开各种会议，到群众中调查研究，撰写各种书面材料，到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并不因为受到错误批评而消极、闹情绪。我们非常佩服他的这种精神，一个人在组织上已不是党员，思想上、行动上仍按一个真正的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这才是难能可贵的啊。
他经常对我们讲，组织上不是党员，也能革命，作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也好嘛。当然，这是他自我安慰的话。他说苏联的高尔基，中国的鲁迅、郭沫若，他们不是党员，也能抗日，也能革命也能为人民事业出力。他有一颗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红心，是最可贵的。
刘剑在“文革”中受尽了各种折磨。在精神上忍受侮辱，长期不分配工作。他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是怕不让我工作。几年不工作了，给党给人民造成的损失太大了！”他又说：“现在已有结论了，为什么还不分配我工作？等组织上分配了我的工作。我要把几年不工作的损失，夜以继日地把它夺回来。”1973年11月，他被任命为浙江宁波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他不计较职务高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为了早日把宁波港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港口，他不顾劳累日日夜夜地苦干实干。1974年6月12日，他带病去北京汇报工作，18日返杭时，下火车后即由火车站直接送往医院救治。连续二十几天高烧达40度以上，他在半昏迷状态下，还问守候在病榻旁的崔波同志，宁波港的问题有没有解决。由于病情严重，抢救无效，他于1974年8月19日不幸逝世。刘剑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令人万分悲痛。逝世那年，他才只有56岁啊！
处处以身作则
1942年和1943年是鲁南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日寇搞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实行铁壁合围的“扫荡”战，“扫荡”之后又在我中心区按据点，使费滕边实验县变成了敌占区。当时，国民党顽九十二军进攻鲁南根据地，弄得我抗日军民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没有衣服穿。1943年9月赶走顽九十二军。1944年春，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我们记得县级机关在核桃峪、七里河和徐庄西南山上开荒，穆林、刘剑首先带头，真正做到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刘剑当时患严重的脚气病，肿得不能走路，仍坚持和机关干部一起开荒，到秋收后把收获的粮食用来改善工作人员的生活，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刘剑的文化水平、工作水平、理论水平、政策水平都是很高的。他参加会议，对别人的汇报、发言，都是很认真地听，很认真地记。他的记录和别人不同。他用光连纸裁成32开，记录时分别写在几张纸上，或一张纸划分几个地方，上写一点，下写一点，左写一点，右写一点，边听、边记、边想、边查资料，几个人的汇报和发言听完后，一篇有头有尾、有条理有分析的总结以及今后工作的意见也就完成了。随后，就在纸的左上角用浆糊粘起来，分门别类的归档保存，建立自己的小档案。他经常说：“32开纸，粘角”，“自己建档案，随时可查阅”，方便得很。
刘剑对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政策问题毫不含糊。记得在1942年，有一次祁耀华带通讯员陈光明同志到敌占区尚岩找关系户阎宗义了解情况，叫门时他哥哥阎宗成开门，他原是我区中队的班长，跟叛徒、特务张锡爵投降了日寇，看到我们，就喊八路来了，边喊边跑。祁耀华抓着他的衣服严肃地对他讲：“你跑就打死你！”祁的话还没有讲完，通讯员小陈就将他打死了。就为此事刘剑找祁个别谈话，批评祁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叫祁写检讨，先后写了4次。
1944年，有一次在讨论政法工作时，县政府机关司法科科长讲什么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好比机关枪一样，掌握在敌人手中可以打我们，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也可以打敌人。刘剑针对这一错误论点，组织机关干部展开热烈讨论，使大家认识到“法律”、《六法全书》是属于上层建筑，是有阶级性的，不彻底改造就不能为我所用。通过这次大讨论，不但教育了这位科长，也教育了所有参加讨论的干部，使大家的政策水平提高了一步。
密切联系群众
刘剑的群众观念是很强的。1943年秋，打垮了国民党九十二军和攻克敌伪白彦、梁邱据点以后，费滕边区的老百姓生活一度很困难。刘剑主持了第一次县政务会议，决定酌情豁免或减征田赋、秋季公粮。还决定将县粮库的节余小麦3.1万斤，借给受灾严重的贫农和中农作为麦种，烈抗属有优先权。又决定立即恢复粮食制度（包括粮票、柴草票制度），严格各区、乡、村的财、粮、草支付制度，立即恢复财经机构和金库制度、预决算制度、税收制度，以减少浪费，节省开支。建立土特产交易所，组织土产贸易，繁荣市场。还决定取缔杂钞，以达到稳定金融、降低物价、减轻人民负担之目的。
1944年3月，在白彦集召开的7000人群众大会上，县长刘剑宣布通缉大汉奸孙秀珍、贾锡朋、刘洪锦、王洪锦、王洪昆、谢洪贞等，并将其财产全部没收；同时又宣布：拨款10万元，柴草10万斤，帮助群众重返家园。这些重大决定，当然是县委集体讨论通过后，由刘剑宣布的，但刘剑是这些决定的积极倡议者和坚决执行者。
鲁南的抱犊崮、徐庄一带是有名的穷地方。这里土地瘠薄，荒山秃岭，人民生活贫困。1942年到1944年，由于社情复杂，我们动员群众减租、减息就是发动不起来。客观原因是自耕农多，租佃关系少。再加上村里不少人被迫当过土匪，进村找不到依靠对象，感到很孤立，有时在村里连吃住都成了问题。刘剑坚持实事求是，主张对这些所谓当过“土匪”的要作具体分析。当时有钱的人家出枪，穷苦人租枪出山，抢回来的东西和枪主分成；还有就是绝大多数是跟着土匪出山背了些粮食回来的。把这两部分人从土匪中划分出来，这样依靠谁的问题便得到了合理解决，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
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
刘剑讲话、写文章通俗易懂，没有八股腔调，又有高度的概括性。1942年秋天，当时他担任费滕边办事处主任，在滕四区上辛庄召开区长、乡长、村长大会。那时干部的文化水平低，理论性的话听不懂，记不住。刘剑说，用吸三袋烟的工夫讲三句话。第一句话是打日本鬼子的“打”字，打到底。第二句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是出钱出力的“出”字。第三句话叫做抗战不忘生产的“生”字。记住三句话，三个字。然后对每句话又作一些解释，大大超过了“三袋烟”的时间，但与会者都静静地听，会场秩序井然，鸦雀无声。大家听他讲了3个小时，都说刘主任讲话听得懂，记得牢，回去有办法搞好工作。1944年春，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刘剑发表讲话。他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要求抗日军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他号召开荒种地，养猪养牛羊。他说养猪能肥地多打粮，“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家土换野土，一亩赛两亩。”他说：“山多草多养牛羊好处多，不吃肉不吃粮，山草变牛羊，牛耕地，羊卖钱，还能吃羊肉喝羊汤，羊皮还可做衣裳。”他讲得十分顺口，十分生动通俗易懂，到会群众眉开眼笑，频频点头，十分信服。
1944年，鲁南形势很好，双山县的形势也很好。日寇和汉奸龟缩在枣庄、峄县、桑村等据点里，每年出来“扫荡’’两次，顽军申从周部撤往铁路以西，不敢来滕费峄边扰乱。我们全县范围都以“双减”为中心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和参军、支前工作。刘剑在工作之余，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阅读赵树理写的通俗农村斗争小说《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县机关驻在黑峪村，刘剑结合自己的读书心得在村的农救会员大会上讲了一次话，效果很好，这对于启发群众起来投入“双减”运动，起了明显的作用。
诲人不倦
祁耀华从滕四区调到县政府当秘书，开始思想不通，不愿干这种事务性工作。有一段时间，故意发脾气，工作也不积极，想搞“蘑菇战术”，蘑菇完了就调走了。刘剑看透了祁的想法，就天天和祁耐心谈革命的道理。祁发脾气，他却开导祁，一直到祁认识错误为止。现在想想真是幼稚可笑。还有一件事，1944年秋冬之交，刘剑提议摘个洗澡池子，让县级机关的同志们和附近的群众冬天洗个热水澡。那时没有水泥，只有石灰石和泥土，建成后一放水，粉上去的石灰就脱落下来，砖缝严重漏水不能使用。刘剑笑着做起打油诗：“耀华澡堂，建设不良。池里漏水，石灰咬腿。”后此事因敌人扫荡而作罢。他对祁的批评虽然很婉转，但却很及时诚恳。
司法科长王鼎新的家庭因被减租想不通，谩骂区干部，并坚决要把鼎新叫回家去不革命了。刘剑一边教育鼎新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中某些过火行为；一边告诉区里的领导同志，对于过火的行为要及时纠正，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民政科长陈正寅，是民主人士，刘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他生活上从优照顾，保证他吃细粮，同时教育他正确对待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陈正寅能跟着我们天天爬山，过战争生活，这确是很不容易的事。他很尊重刘剑，和刘剑相处得很好。还有实业科王科长，他是崂山区苗庄人，非党员，家庭富农，原来在崂山区当副区长。刘剑对他和党员干部一样看待，工作上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他曾说：“刘县长对我很热诚。”刘剑对待不同的干部，采用不同的方式，工作方法十分灵活。同志们都反映他能用人、会用人。
群众路线民主集中
刘剑在工作中处处贯彻民主集中制精神。他经常说：“要发扬民主，要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凡属重大问题和工作计划，都经县政府政务会议讨论决定，讨论中他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让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他也时常作一些启发性的发言和大家商量。待大家说完后他才归纳大家的意见，作出明确的结论。意见不一致他也不勉强，再让大家充分酝酿，推迟作出决定。特别是在他的党籍问题尚未解决以前，作为一个党外人士的县长自有他的困难。他十分尊重县委和县政府党组的意见，重大问题事先他都和县委及党组交换意见。讨论时更注意听取党组同志的发言。党组的同志作为县政府政务会议的成员也都十分尊重县长的领导，对于县长经过民主讨论集中的意见也都给予积极的支持，从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我们觉得在刘剑同志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能够学到很好的工作方法。
刘剑善于科学安排工作计划。对于全县的政府工作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中心工作和部门工作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他经常说，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就是县委提出的中心工作。政府工作要服从中心，为中心服务，各业务部门要在中心工作中，做好部门工作。每过一段时间，他都要召开政务会议，领会上级指示，学习重要文件，并要求各部门提出自己的工作计划，在政府会议上开展讨论作出决定。这样全县有中心工作的要求，部门业务工作围绕中心工作开展，使业务工作与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部门之间也能有机地配合起来，互相支持，避免了机关工作单打一和各管各的弊病。
刘剑同志还很善于使上级的工作安排贯彻到下级的工作中去，做到上下衔接。他还经常按照年度和季度召开各区区长会议，讨论安排工作。在双山县那一段时间里，作为全县中心工作，如抗战支前、减租减息、双减复查、生产运动等，在县长的统一领导下，党政之间、上下之间、部门之间都配合得很好。县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出发到下边去，因为中心明确，又了解全面，都不是单打一的只抓本部门的业务工作，而是结合做好全面工作和中心工作的前提下，去抓好本部门的业务工作。例如为了保证根据地的军需民食，财粮工作的任务是很繁重的。刘剑时常宣传毛主席提出的要以百分之九十的力量帮助人民，而以百分之十的力量取自人民的号召，引导大家自觉地服从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利用战时有限的和平环境，组织和安排好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在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基础上，搞好田赋、公粮和税收的征集工作，而这些工作只靠有限的财粮干部是不可能完成的。财粮任务都是由县委财经小组讨论提出，再经县政府政务会讨论，然后再经区长会议统一布置下去，由各区委、区公所负责贯彻执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下去都负有统一检查督促之责，而财粮系统的业务干部会议只是办理具体的业务手续而已。
坚持政策搞好接收
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华东区南下干部作为华东局党校学员在临城集中，学习城市政策和新区政策。刘剑任南下干部大队第四大队大队长，我们一同南下。到了杭州，刘剑担任了杭州市军管会财经部实业处处长，省政府成立后又担任省实业厅副厅长、农林厅厅长。我们在他领导下展开了紧张的接管工作。那时实业厅接收的国民党省政府建设厅既包括农林、水利、渔业、气象，还包括交通、邮电、城建等方面，十分复杂。然而接管干部不多，又不懂业务，任务艰巨。幸好地方党组织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来参加工作，投入接管。刘剑首先领导大家学习接管政策，提高对接管工作意义的认识。他很注意做好南下干部、本地坚持干部、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和留用人员之间的团结工作。他针对一部分南下干部文化低、工作不大胆的情况，反复指出，既要虚心学习，又必须树立坚强的自信心，充分估计解放区生产建设的成就，既不要对自己经过多年艰苦斗争的锻炼和在敌人统治下坚持斗争的经验估计过低，也不要对国民党机关的工作估计过高，要按照政策做好工作。他特别指出，要做好原机关职工的工作，特别是做好技术人员的工作。对职员和技术人员要具体分析，不能把他们同那些官僚、特务相提并论，必须有明确的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他的这些分析，提高了接管干部的思想认识、工作水平，使接管工作一步一步地深入展开。
那时接管单位有些人对党的政策不了解，少数人还存有变天思想，更有个别的坏人和暗藏的特务进行破坏活动，给接管制造麻烦。刘剑同志适时提出，既要热情对待群众，又要提高警惕，对付坏人。除对一般的抵制接管的行为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外，对于明显的破坏活动，刘剑同志是坚持原则坚决处理的。1949年夏，原省农改所下属的西湖林场原场长消极怠工，放弃生产管理，林场里荒草丛生，草比苗高，还挖掉数千株槐树苗当柴烧，听到要派新场长来，竟把公家养的鸡一二十只全部拿回家享用。更有甚者，正当天气炎热的7月中旬，不顾工人的一再反对，布置自己的亲信，硬往马尾松苗圃里施很浓的化肥，结果把100万株树苗全部烧死。刘剑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是破坏生产，对抗接管，性质严重，决不能姑息，报经军管会批准依法予以处理。这对当时的接管工作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对某些坚持反动思想和反动立场的人起了震慑作用。
适应形势重视科学技术
全国解放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我们负责接管的是一个国民党省政府主管生产建设的建设厅，我们要打碎旧的官僚机器，建立一个人民政权主管生产建设的新机构。既要妥善地完成接管任务，又要尽快地恢复生产，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当时建设厅及所属单位有很多科学技术人员，他们文化水平比较高，知识面比较宽，懂得一些当代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他们之中有少数人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我党我军的政策将信将疑，还有少数人甚至幸灾乐祸想看着我们这些“土包子”出洋相。刘剑十分重视对技术人员、知识分子的工作。他提出，接管工作不仅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尽一切努力团结和争取知识分子。只知道依靠工人阶级而忽视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左”的偏向；反之，只知道依靠机关职员和技术人员而忽视对工人的工作，则是“右”的表现。他要我们军事代表小组成员，接近知识分子，了解他们，团结他们，并把有关情况及时向他汇报。对于主要的高级技术人员，他都尽可能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亲自和他们谈话，鼓励他们安心工作为人民服务。后来实业厅所属的各方面的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被留下，不少人还被委以重任。
那时在杭的农林机构中，刘剑特别重视浙大农学院（浙农大前身）和省农业改进所（省农科院前身）。这两处知识分子最多，技术人员最集中。他认为这是学习和推广农林生产科学技术知识不可缺少的力量。除省农业改进所由农林厅派人接管，由他亲自给予更多的指导和帮助以外，对于当时的浙大农学院，他则亲自带头并一再指示厅属科室要多和他们联系，并向他们请教。解放初期那几年，浙江农林厅和浙大农学院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我们经常走访他们的教授、讲师，经常请他们参加农林厅的有关生产技术、劳动模范座谈会等活动，甚至一起组织工作组、调查组，到基层作调研，向群众学习，力求做到科学知识和群众实践经验相结合。农林厅从厅长开始直到科长、所长、主任等，不少人都和农学院的教授、讲师交上了朋友。1950年前后在全省开展的治螟、选种、养蚕、制茶等活动中，浙大农学院和省农改所的专家们作出了许多贡献。
更使我们不能忘怀的是，刘剑亲自带领南下干部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知识。那时南下干部许多同志虽系农村出身，但对浙江的农情并不了解，刘剑决心首先在农林厅机关内提高干部的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上农业生产技术课。他请农学院和农林厅的专家制订了学习计划、学习大纲，并请他们编写讲义，油印成册，按时来厅讲课。课程有米丘林学说、遗传学、育种学、土肥学、植保学、统计学等，刘剑亲自带头听课，厅属科长、主任等全部参加。在解放初期工作繁忙百废待兴的情况下，能够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是与刘剑的重视、组织、带头分不开的。1951年他调任台州地委书记，1952年又回到农林厅担任厅长，他再次请这些专家们把讲义进一步整理修正，编印成书，取名为《作物栽培技术基本知识》，一直发到区、乡，供农村工作干部学习。他说农林厅的干部必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的基本知识，才能正确地指导农业生产，不然就容易产生一般号召或强迫命令的错误。现在回想起来，刘剑同志是很有远见的，措施是正确的。没有他这样组织和倡导，采取自愿加强制的办法学习，我们怎能从事浙江的农业生产领导工作呢？单凭热情和老经验是不行的。
1954年因国家建设的需要，刘剑被调去参加了当时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工作，从农业转上了工业。到1957年又回到浙江，先后担任了省委工交部长、省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副省长。他曾经说过，组织上调我搞工业，对工业我不懂，我必须从头学起。他硬是把从初中到高中的数、理、化课程，又从头重新学习了一遍，掌握了初步的基础课程。刘剑进城后农业技术从头学起，转入工业后工业技术又从头学起，他学有成绩，给我们树立了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好榜样。
刘剑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实在是我党的损失，人民的损失。今天，缅怀良师，不禁感慨万端，伤怀不已。我们要以刘剑为榜样，活到老学到老，为四化建设发挥余热，以实际行动悼念刘剑同志。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他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学习他与人为善、诲人不倦的精神，学习他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