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每当我们回顾浙江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历程，刘剑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刘剑南下以后，历任杭州市军管会财经部实业处处长，省人民政府实业厅、农林厅副厅长、厅长，先后约四年余（其中有两年多曾兼任省政府农村工作团团长、省委土改工作团团长，并担任台州地委书记）。刘剑在任职期内，还是一位30岁刚出头的青年人。当时，农村和农业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举，主管全省农业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但是凭着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在省委领导和全省人民努力下，到1952年，全省粮食已超过抗战前的最高水平；1953年全省粮食、油料、工业原料作物和土特产、水产、畜牧业、林业全面增产。在这样的形势下，刘剑同志根据省委指示精神系统地总结了四年来的农业生产工作，提出一些有创见的看法，为浙江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浙江是综合性的农业区域，农业生产商品性很大。刘剑认为实事求是地弄清浙江农业的基本特点，是正确领导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他研究了浙江农业的历史资料和自然条件，在1954年2月全省第五次农业工作会议上指出：“浙江是一个生产粮食为重点的综合性农业区域，生产潜力很大。”在指导农业生产时，他主张“不能忘记增产粮食是浙江农业战线上的首要任务。”他根据浙江人多地少的特点，始终把粮食作为宝中之宝来对待。他狠抓粮食增产技术的推广。1952年全省粮食栽培经验总结以后，他把综合技术措施中提出的选用良种、培育壮秧、精耕细作、适当密植、合理施肥、合理灌溉和防治病虫害七条经验，概括为“七大技术”。这个提法令人醒目，容易理解，便于检查，在当时这是一大创举，深受全省农业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在此基础上，经过逐年的总结和充实，形成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技术指导纲要》。
他十分重视总结和推广农业耕作制度的改革。1953年全省连作稻只有9.5万亩，占水田面积的1%，旱地大多只种一熟。刘剑经过调查研究，看到了增产潜力所在。他要求各级农业部门狠抓粮食栽培制度的改进，通过试点，向具备条件的地方推广连作稻和旱地三熟制，为后来东南沿海平原形成水田以连作稻为主体，全省逐步建立一年两熟和三熟为主的耕作制度打下了基础，使浙江的粮食生产走上了“多种，高产、多收”的道路。
他在研究了浙江的农业结构后指出：“浙江农业生产的商品性很大。”许多产品如棉、麻、茧、茶、糖、烟等是商品，是当地的主要农产品，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浙江轻工业的原料。针对这个实际，他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将浙江划分为几种类型地区，找出不同的生产内容和增产关键，分别地布置工作。”在全省农业生产计划中，从方针、政策、任务、措施及组织上都完整地反映了抓各项作物生产这个实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剑能指出浙江农业的综合性和商品性的概念，是十分可贵的。
浙江解放后，从国民党省政府接收了建设厅及其下属40多个农林、水利、渔业，包括科研、教育等企事业单位的1500多人。除了少数人员遣散或回家外，都作了适当安排。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科技和业务骨干。同时，全省还接收了11所中等农校和66个农牧场。因此，如何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团结广大科技人员，为新中国的农业建设事业服务，是一个重大课题。刘剑在这方面为我们起了表率作用。例如曾任省水利部门领导人的徐赤文、吴又新是全国水利界有影响的科技专家，刘剑经常上门请教，让他们在业务上发挥领导作用。在蚕桑、园艺、茶叶、土特产、林业以及植保、种子、土壤、栽培等方面的一大批老专家或业务骨干，都得到了妥善安排，具体体现了党对科技人员的政策。那时，有一批植保科技人员，多年在基层从事农作物植物保护工作，对浙江的病虫灾害比较熟悉，但散处各地，不能发挥作用。刘剑把他们组织起来，共有40余人，加以培训，分别派往10个地区，建立农作物病虫防治站，既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又加强了植保工作，对防治农作物病虫害起了很好的作用。
刘剑重视老的科技人员，并通过他们团结和培养了大批中青年科技人员，在当时省农业改进所（即省农科院前身）、蚕桑改进所、畜牧兽医站、种子推广站和农业拖拉机站工作过的许多科技人员至今回忆起来，仍有深刻的印象，大家都深深地怀念他。
刘剑在研究当时浙江农业经济的构成时指出：“小农在经济构成中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正在逐步增长。”在指导农业生产时，要根据这个现实，采用典型引路，增产示范的方法，逐步扩大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切忌强迫命令。他十分重视农业劳动模范在农业合作化和增产运动中的带头作用。在那几年，每年由省、地、县政府召开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大会，表扬和奖励在互助合作、农业增产、各项工作中涌现出的模范人物，配合举办农业展览会，形象地介绍先进事物，使农村社会主义阵地不断发展和壮大。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他十分强调要办好国营农（林牧渔）场，以此为示范基地，帮助周围的小农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他说：国营农业企业是农业中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促进农业合作化的火车头，是指导农业生产的第一基点。在他的要求下，各级农业部门都派了一批得力的干部去加强对农业企业的领导。他亲自组织力量到绍兴东湖农场、富阳皇天畈农场、萧山湘湖农场、杭县农场、菱湖淡水养殖场，总结和推广他们增产示范的经验。中等农校是培养农业干部的园地，刘剑同志也很重视。从那以后，形成一个惯例，每年全省性农业工作会议上，必然有农校校长和主要的农场场长参加，为他们了解全面情况，开展工作，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有一次，赵健华同志随刘剑同志从台州调查回来，路经绍兴县，已经是上灯时分，刘剑还要到东湖农场去作调查。他在一个破祠堂里，点着煤油灯，听农场技术员胡香泉介绍情况。东湖农场是一个仅有500亩耕地的小农场，但向周围农民提供良种、传授技术、培训人员，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剑听后十分高兴，他说：“增产示范就是农场的方向”。他要赵健华同志留在农场总结经验，以后他又在总结报告上写了批语，向全省农场推广。
解放初期，专区、县的农业领导干部大多是行政干部，不懂农业技术，在指导农业生产时经常出现主观主义、脱离实际、违反农时、强迫命令等弊病。刘剑深感学习科技知识的重要，他经常阅读科技书籍，并组织科技人员编印出版《农业基础知识》一书，动员农林系统广大干部学习。他在1954年第五次农业工作会议上，深有感触地说：“农业行政领导人员，应当学习普通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克服‘门外汉’现象，如不学习，就不能当领导，过去领导工作的许多缺点和走的弯路，是由于我们无知而产生的。”他规定在农林厅机关每周上一次科技课，由主要科技干部讲课，他带头认真听讲。他规定全省重要的农业会议，必须作科技报告，列为会议必修课。他针对各级农林部门行政领导干部不懂技术的现状，在起草各项专业的技术指导纲要时，他总是第一个读者，并要求纲要主要起草人向他讲解，他听了以后，还要求在纲要后面附上专用名词解释。如蚕桑技术指导纲要后面附有栽桑专用名词28条、养蚕专用名词29条；茶叶技术指导纲要后面附有名词解释29条。现在来看，这似乎是多此一举，可在那时却是真正对于部的关怀，使外行尽快成为内行的有实效的创举，其用心良苦，令人感动。
刘剑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亲自动手写调查报告。他规定省厅派人出去作调查，要有调查提纲，回来要写调查报告，他亲自听汇报，有价值的调查报告要印发全省农林系统作参考。1954年2月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前，他要求厅属各部门都要拿出四年来的工作总结，1954年技术指导纲要，还要有各种类型的典型经验，各地区农林科（当时还不设农林局）要有改善农业行政领导的经验总结。
1954年春节，大家都回家过年去了，而他独自一人关在办公室里，亲自起草全省第五次农业工作会议工作报告，让我们誊清后，供党组会议讨论。这是解放四年来浙江第一个全面系统地总结农业工作的文件，一直成为以后指导全省农业工作的基础性文件。刘剑同志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同志循循善诱，他的思想行动和优良作风对我们有极大的感染力，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刘剑同志已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但是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在，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展现出更为灿烂的前景。我们知道，不论今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涌现多少创举，如何辉煌伟大，都凝结着前人的血汗。没有前人的足迹，我们前进的道路不知还会艰难多少倍。刘剑同志留下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宝贵的经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永远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