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支队长李井泉派我率绥南骑兵一大队到丰镇以东开辟游击根据地。钳制敌人对绥中和蛮汉山的围剿。这次东征是长途奔袭,往返约五百多里。主要目的是要打掉大庄科伪区公署,摸清丰镇以东这片广袤地区的地形、敌人军力部署和群众的情况,为今后拓展根据地打基础。
绥南的正月,虽然时值七九,依然雪封大地,寒风袭人。凉城厂汉营马头山的支队营地前,战士们在刷洗马匹、整理鞍具,为第一次东征紧张地忙碌着……
下午,我同一大队营长邹凤山、教导员冀文广及地方工作团负责人陈仲一,再次完善了具体的行动路线,出发时间定在天黑以后。
天刚擦黑,部队出发向东北方向行进,很快上了营盘梁。白天的一场大风吹走了山上的积雪,借着天边的寒月,一条山路清晰可辨。队伍越走越快,最后索性疾驰起来。行进到天成村附近,尖兵班突然同一股敌人遭遇了,趁敌人还没反应过来,战士们抽出马刀扑向敌群,一阵人喊马嘶,刀光剑影,真是短兵相接勇者胜,敌人留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向天成村。我们不能恋战,清理好缴获的弹药枪支继续赶路。佛晓前到了丰镇以北的山村梁,前方不远就是铁路了。我们在山村梁宿营,严密封锁消息,蛰伏了一个白天。黄昏后继续越过铁路,取道牛青山向东进发,佛晓前到达了目的地大庄科。
大庄科镇子不是很大,但却是日寇的一个重要据点,主要是伪区公署、伪军大队和地主武装“联庄会”盘踞在这里。他们向当地群众要粮派捐,老百姓苦不堪言。
我们到达后顾不上整顿,马上迂回包围了全镇,敌人发现了我们,战斗很快打响。我们组织火力猛烈攻击,伪军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他们对老百姓,一个个都很凶悍,打起仗来却只想保全自己。一阵激战之后,我们停止进攻,开始攻心战。我们向守敌喊话,告诉他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枪口应该对着日本人,八路军只严惩日寇和罪大恶极的汉奸,其他人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保证生命安全,并要求他们派代表出来谈判。守敌见我们来势凶猛,又摸不清我们多少人,自觉孤镇难守,派了伪区公署的一个科员带了几个人出来谈判。陈仲一接待了他们,向他们宣传我军的抗日政策。谈判一边在进行,敌人还在一边打枪,我就命令部队集中火力狠狠还击了打枪的敌人,枪声停下来又继续谈判。经过陈仲一的说服动员,伪军代表同意停火,打开大门,我们进了大庄科。
经过搜查发现,日寇委派的警察署长赵宇庭等首恶汉奸,早已逃跑,驻守的一部分伪军也都逃跑了。不过敌人遗弃的弹药可以使我们得到充足的补给。
我们在村里吃过午饭,马上开始了解情况,发动群众。下午在河湾召开了群众大会,三遍锣声之后,群众陆陆续续来了。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八路军很不了解。战士们在群众中“大爷”,“大娘”的召呼着,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送到每个人的手里。尽管他们很多人不识字,但他们从陈仲一同志的讲话中得知,这纸上写的都是打鬼子汉奸的事。加上我们对百姓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群众的情绪开始轻松起来,脸上也有了笑容,他们对八路军开始有了了解。
晚饭后我们撤出了大庄科镇。这次东讨大庄科,八路军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作用在以后开展根据地的工作中明显的显示出来。离开大庄科以后,部队经大东沟向东返。日本人得知大庄科据点被打掉,十分恼怒,派出大量部队追剿我们。但此时,我们的骑兵已经跃过了铁路,回到凉城根据地了。步兵改骑兵的优势,通过这次战斗,体现在快进快退,减少伤亡。
这以后,大青山支队绥南骑兵一大队在丰东广袤的地区,打日寇据点、破坏铁路和电话线,闹的日寇不得安宁,迫使敌人据点逐步向大城镇龟缩。类似攻打大庄科这样比较重要的长途奔袭,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搞过八次,当年战斗在大青山的同志们骄傲地称之为“八次东征”。
反围剿壮大根据地
1939年3月,中共绥蒙委员会改组为绥远省委,由伊盟迁到大青山武川县西南毛林坝的德胜沟。德胜沟周围都是崇山峻岭,条件艰苦,但大青山支队司令部、绥查行署都集中在这里,德胜沟成为当时领导绥远抗日斗争的中心。
日寇为消灭大青山的抗日力量,从1938年冬到1940年春,一年多的时间里,发动了15次对大青山根据地的围剿。1939年夏季,日寇集中了陶林、武川之间三千多人的兵力,分六路向大青山支队围剿,同时在蛮汉山区也发动了十几路的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支队决定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将主力部队暂时转移到敌包围圈之外,威胁陶林,袭扰丰地泉、红格尔图,给敌人后方以重大打击。根据地内的游击队同敌人周旋于大青山崇山峻岭之间,在山间狭路袭击敌人,使敌人遭受很大损失。
大青山地区的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习冀中根据地反扫荡的经验。坚壁清野,使日寇找不到粮食。没有向导,在崇山中迷失方向,敌人不少失足摔死在怪石嶙峋的沟壑中。十几天后,围剿大青山腹地的敌人,被拖的疲惫不堪,只好撤回。敌人仅汽油就消耗了二百余桶,汽车损坏了十几辆,人员伤亡就更惨重。指挥这次围剿的日寇指挥官长田旅团长,因不能肃清大青山八路军而受到上级的处罚。
敌人对蛮汉山地区的进攻也受到重挫,战斗在绥南的骑兵一大队,在凉城丰镇间积极活动,典型的例子就是攻打巴音图。
巴音图是丰东一带最大的土匪头子徐喜的老巢。徐喜投靠日寇,在丰东一带为非作歹,是个十恶不赦的汉奸恶霸。这伙土匪仗着日寇的淫威无恶不作,祸害良家妇女。他们的口头禅就是“日日过大年,夜夜入洞房”,“人吃饺子马吃料,没有姑娘不睡觉”。当地老百姓一提徐喜,无不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在日寇围剿大青山时,徐喜抓住机会,变本加厉的盘剥百姓,抢粮抢物抢女人,老百姓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不打掉徐喜,不足以平民愤。8月中旬,商定了打掉土匪头子徐喜的计划,由我们骑兵一团和步兵警备六团联合攻打。
我带领骑兵一团负责打前站,清除巴音图外围的所有哨卡。
黄昏时我带队出发,晚十点左右我们就到了巴音图,没费什么力,外围哨卡清理干净,为攻打巴音图镇子扫清了障碍。这时,张达志率领的步兵警备六团的一营也赶到了。按原定计划,开始夜攻巴音图。这个土围子城墙很厚,宽到上面可以走马车。攻城开始了,守城的匪兵不少是徐喜用大烟土供养的亡命之徒,打仗不要命。他们凭借墙高拼命顽抗,我们几次架上云梯进行强攻,对方居高临下、火力很猛均不成功。我们调整部署,增加云梯数量,分散敌人兵力,借着火力掩护,趁着夜浓,终于登上了城墙,于佛晓前解决了战斗。
土匪的老窝端了,但徐喜逃走了,这是我们当时的一大遗憾。不过1952年镇反时,逃到萨县改名换姓的徐喜,被人认出,最终没能逃出人民的惩罚。巴音图的战斗,很快惊动了敌人,日寇派来大批援兵,此时我们已带着战利品,在敌人到达之前,轻车熟路返回了凉城。
几个月的战斗,日寇对大青山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我们粉碎,每一次战斗都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迫使敌人放弃大片疆土,龟缩在几个重要据点。
大青山支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在反围剿的战斗中逐步壮大起来。粉碎日寇夏季大扫荡之后,我们从最初的三个连扩充成了三个营,地方武装也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李井泉同志在1940年10月15日发表的《一年余来的大青山游击战》一文中总结说:“大青山根据地创立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大青山支队经过大小战斗万余次,击毙日军千余人,伪军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支,击毁敌人汽车50余辆。把归武仓间、归武陶间、归凉集间三个区域,改变成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完成了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
怀念战友
开创根据地的最初,是最艰苦的岁月。大青山支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住了日伪顽的进攻,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这是多少同志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大青山支队是一支经过长征洗礼的、以红军战士为核心组成的英雄部队,在开创根据地的战斗中,500余名战士,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政治部主任彭德大同志是在投降派勾结日寇进攻时牺牲的;营以上干部王振、陈金龙同志是在反围剿时牺牲的。这些烈士为开创大青山根据地奉献了生命,他们的事迹,至今还在当地人民中传颂,为人民所怀念。他们永远与大青山同在。
比起牺牲的同志,我是幸运的。我在1939年10月后营子反袭击战中,右肺中弹,虽然严重失血,奄奄一息,但还是捡回了一条命。
大青山根据地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开创,是因为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李井泉和姚同志对开创根据地有杰出的贡献。我在李井泉同志身边工作不长,但我觉得李井泉同志是个严肃坚强的领导,具有很高的政治理论和军事指挥水平。他不常开玩笑,但很平易近人,与大家同甘共苦,大家都亲热的叫他李政委。1940年,因工作需要,他离开大青山。
接替他的是姚同志,代行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负责继续领导支队的对敌斗争。到1941年,大青山支队由原来的三个连发展成为三个营,又发展成为三个团。姚同志为人谦和幽默,平时他和战士们装束一样,冬天带个羊皮帽,穿上老羊皮袄,像个地道的大青山人,不认识他的人,都猜不出他就是大青山支队的司令。打仗时,他指挥若定,作风顽强。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总是亲临前线,负伤也不下火线。直到现在,我都清楚的记得敌人留在他脸上那道深深的疤痕。领导这种同甘苦、先士卒的作风,在战士中影响很大,更是在群众中广为流传。1977年,姚同志重上大青山,看望老根据地的人民,当年的群众也都年逾古稀了,他们见到姚司令员,仍感觉那么亲切,谈起大青山的烽火岁月,都异常激动。
安息吧,我的大青山战友!人民心里有一座丰碑,记载着你们为大青山奉献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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