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10月1日上午10时，我在杭州参加新中国成立第一次升旗典礼，升旗典礼结束后，奉命去浙江省政府农村工作团报到，有幸成为他的部下。刘剑同志弥留之际，我去浙江医院看望他，呼唤他，他已不能说话。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噙着泪花，望着我心中崇敬的好领导。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虽然已离我们而去，但精神永存！
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只有半年多时间(1949年深秋到1950年初夏)，但值得回忆的事很多。
刘剑胆略过人，无私无畏。省政府农村工作团进驻嘉兴，当时嘉兴农村的土匪势力猖獗，土匪武装曾打到东门外的民丰造纸厂。他们杀害我们派往农村的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致使一些干部不敢下乡开展工作。由刘剑率领的省政府工作团去嘉兴，按常规，团部应驻城里，但刘剑决定把团部设在离城五华里的东栅口，以他大无畏的精神鼓舞大家，使同志们打消顾虑，敢于下乡开展工作，提前完成了剿匪、反霸、减租、征粮、培养干部、建立政权等任务。
当时，嘉兴农村的土匪依仗有枪支，反动气焰嚣张。刘剑的警卫员就吃过黑枪。为了对付拿枪的土匪，刘剑提出要用枪武装我们的干部。为此特地派组织股长钟世杰和我回杭州，通过省委到省军区调来180条步枪和一批子弹。我们两人星夜将这批枪支赶运到嘉兴，及时武装了干部、群众，使农民受到鼓舞，对敌人起了威慑作用。刘剑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他对干部的优点、成绩，给予表扬鼓励，对干部的错误进行批评帮助。他有个形象的比喻：党组织处分党员要像母亲打儿子一样，喉咙喊得很响，手举得很高，但得手下留情，目的在教育挽救。他说平时应有个婆婆嘴，切不可平时迁就，到问题成堆、错误严重时再算总帐。把干部一棍子打死，这对干部本人，对党的事业都不利。
刘剑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不仅反映在思想上、工作上，也体现在生活上。为培养妇女干部，他组织举办了乡妇女干部培训班。当时刘剑了解到我的妻子还在老家，是个农民，就建议我妻子也能参加妇训班，以解决我们夫妻分居的J’司题。虽然我妻子当时还没有这种觉悟，未能参加，但我内心是很感激刘剑的。
“文革”期间，身为副省长的刘剑，长期被关在牛棚里受折磨。我们没有机会见到他，也听不到他的消息。
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杭州，听说他恢复了自由，住在宝石新村，但传闻他曾想越境去越南。我去看望他，问起越境之说缘何引起？他苦笑着说：“他们说我‘企图越境援越抗美’。援越抗美，还要偷越国境？真是自相矛盾，幼稚可笑。“他接着说，“文革’中，大批干部受冲击，早期是群众组织搞的，后期成立了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但对像我们这样一大批干部，仍以所谓‘通敌、资敌、养敌’的罪名进行迫害，这不仅是个人的安危问题，而是关系着一大批干部的命运和党的事业的大事。我想起“湖西肃托”错误事件的教训，坏人篡权，好人遭殃。因此，我不能等死，必须挣脱牢笼，去中央反映情况。我的行动是光明磊落的。到了上海，我就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总理，一封给当时省里的负责人，说明我的观点，要向中央反映情况。当时我想到，像我这样的干部，途中很易遭拦截。从上海直奔北京最危险，此外有两条迂回路线，一是乘轮船经武汉转北京，轮船太慢，很容易被发现；二是大迂回，向西南，经西北绕道去北京。我走大迂回的路线，到了贵阳，还是被造反派发现押回杭州。至今他们还强加给我‘企图越境’的罪名。对这不符事实的错误结论，我准备跟他们争论20年。但现在我要一心一意搞好工作。”
刘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由于过度劳累，终于病倒，就再也没能站起来，但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