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原浙江省副省长刘剑同志离开我们已20年了。但他的高尚品德和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至今记忆犹新，我永远怀念他。
五六十年代，我在刘剑身边工作多年，跟随他到基层调查研究，听取他的教导，接受他交办的任务，使我深受教育。刘剑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他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领导艺术；二是他对工作极端负责，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为党为人民的事业而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三是他关心群众、爱护干部的优良品德。“文革”以前，刘剑曾和我谈起过他在抗战时期“湖西肃托"事件中受到诬陷，几乎被蒙冤杀害的事。不幸的是，“文革”中同样的历史悲剧在他身上再次重演。他坚强不屈，想只身到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中途被抓回来了，被扣上逃跑叛国的罪名。后因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败露，才使他幸免于难。那时我在贵州水电部第九工程局工作，1973年夏末，我趁赴京开会的机会，到杭州看望老同志，见到刘剑。他精神焕发，向我述说了他为什么出走，后在贵州被捕押回浙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怎样企图将他定叛国罪的情形。刘剑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非常气愤，他非常激动地对我说：“我怎么会叛国呢？我是接受了“湖西肃托”时被打成托派又获救的教训才出走的。那时，我和一些同志被关起来，有几个逃出去的同志，向上级党组织报告了情况，才救了我们。这一次是我想逃出他们的魔掌，找党中央、找毛主席报告情况，我不相信这样残酷的迫害干部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本意。我被捕后他们审问我在贵州认识什么人，我说只认识你葛洪升，不知他们有没有追查过你？”
这次见面先是我到刘剑家里看望他，后来他又到我住的饭店来看我。刘剑过去住在保傲路70号，那时他已被造反派撵出来住到了宝石新村。刘剑身材高大，魁梧结实。这次见面时，他消瘦了很多，显得憔悴。看见他那饱经折磨后的样子，使我感到很难过，但刘剑的情绪却很好，一直是谈笑风生，对我们．的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周总理指示要加快港口建设，所以他打算返回基本建设战线，并要我回浙江和他一起到宁波搞大工程。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1974年9月我从贵州调回浙江时，刘剑已经与世长辞了。一个两次受到如此严重打击的人，为什么还是那么乐观，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还是那么赤胆忠心，始终如一，没有怨言，没有悲伤，没有气馁呢？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要说：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刘剑对工作要求严，抓得实，干劲大，在浙江称得上是一位有才华、有魄力、有威望的实干家。他为浙江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基本建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台州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刘剑亲自领导的。1950年第四季度，省委土改工作团与台州土改工作队混合编制后，由刘剑统一领导，集中在临海县搞土改试点。那时我任中队长。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刘剑对这次土改试点抓得十分具体有力，对工作队进点怎么发动群众，如何划分阶级和给农民分配土地，土改完成后怎么建立新的乡村政权等，都布置得清清楚楚。刘剑同志对完成一个乡的土改要分哪几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应当做哪些工作，达到什么标准等等，也都有明确的要求。而且每个阶段都是开始有布置，中间组织经验交流，转入下阶段前有小结。每次工作布置和小结，大多数是由刘剑同志亲自做的。那时我们工作经验少，都很喜欢刘剑同志这种领导方法，尤其是那些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对刘剑同志这样具体的指导更是倍加赞扬。临海土改试点的成功，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为后来全地区土改的胜利完成和乡村基层政权、党组织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刘剑工作深入、细致，也很有开拓创新精神。记得在合作化初期，我向他汇报了农村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引起了他的重视，要我们派人调查。我根据调查写了一份材料，他看后不满意，于是又亲自带我们下乡调查，他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和基层干部、农民群众促膝谈心，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亲自执笔写了一篇高质量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受到省委领导的好评，还由《浙江日报》在头版全文刊载。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时期的乱采伐，森林资源受到严重破坏，造成木材奇缺，成为基本建设的一个难题。不知是哪里搞技术革新造出了用钢筋水泥做的空心电线杆，刘剑同志对此如获至宝，指示要大力组织推广。为这件事他专门召集会议作过部署，还亲自落实资金，建了一个生产水泥杆的工厂。一天晚上，刘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现在有几家水泥杆厂建起来了，要通知有关部门，以后凡是电杆都要用水泥杆，把省下来的木材用于其他项目。”有一次他出差发现有的地方还在用木杆子，很恼火，就要我们立即追查是怎么搞的。由于刘剑抓得紧，抓得细，抓得实，空心水泥杆很快就在全省得到广泛使用，节省了大量木材。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刘剑务实的作风，我们需要大批像刘剑那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实干家。
刘剑在台州任地委书记时，在主持省建委、计经委工作时，在任副省长时，都很重视运用报纸广播等舆论工具推动工作。这是他学习运用毛主席关于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方法的一贯做法。
1960年初，根据刘剑的建议，省委把我从新安江工程局调到省委建委办公室工作。刘剑同志对我说，报纸、广播和内部的简报都是承上启下、推动工作的有力工具，调你来就是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根据刘剑的意见，我们组织一个秘书班子，负责文件起草、编写简报、新闻报道等等。刘剑对简报和报道抓得很具体，只要是重大的工作部署，他都要我们拟出报道计划，组织报纸和电台等舆论工具配合，以便动员群众，同时通过简报在内部交流情况和经验。他经常出题目要我们写言论。有时他自己也写短评、社论，以及编者按语，送浙报发表。记得有一次我按他的意见写了一篇言论，《浙江日报》用社论形式发表了，他看到后很高兴，拿着报纸对我说：“小葛，你这个‘总编辑’当得不错。”那个时候我们起草重要文件差不多都是先根据刘剑的意见，拟出提纲，然后由几个秘书分工各写一部分，我负责汇总，最后送刘剑审批，所以别人有时也有喊我“总编”的。但刘剑这样和我开玩笑还是头一次。
刘剑看起来很严肃，其实他心地善良、耿直，对干部是很关心、爱护、体贴的。原台州专区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庄子健同志，在“三反五反”时被撤了领导职务。1960年庄子健来找我，说他的问题有重大出入，要求我们这些老台州帮助解决。“三反五反”时，刘剑是台州地委书记，我在地委秘书科工作。把庄子健反映的情况向刘剑作了汇报，他当即转给当时的省监委副书记王宇同志，并嘱咐我催办。后来我向刘剑汇报，庄子健的问题经省监委重新审理已经解决了，刘剑又很关切地问了庄子健的工作、生活情况，当他得知庄子健仍在龙游造纸厂工作，当即指示说，应当由省供销合作社重新安排他的工作，要解决得彻底些。我把刘剑的意见又转告了有关部门。后来我在杭州多次见到庄子健时，他对刘剑和王宇都十分感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贡献是无限的。刘剑同志在短暂的一生中，经受了严峻考验，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给我们留下了高大的形象。愿刘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长留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