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同志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损失，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但留给我的是永恒的怀念和哀思。
刘剑对党对群众极端负责，对干部关心爱护，既严格要求，又放手使用。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总是感到有一股力量在鼓舞着，支持着。他平易近人，使你深深觉得他既是尊敬的领导，又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他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置党和群众利益于一切之上。工作上遇到困难勇往直前，出了问题勇于承担。因此，在他领导下，我一直是心情舒畅，干劲十足。
1949年渡江战役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三门县委主持工作。1951年，刘剑作为省委土改工作团团长来台州，不久就任地委书记。由刘剑主持的土改工作进行得有条有‘理，很快就肃清了台州地区的匪徒恶霸，人民群众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土改后，各地群众要求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三门县海游镇的群众更是反映强烈。该镇历史上水患严重，大水一来，一片汪洋，稻禾被淹，男女老少行动都要坐船。有歌谣道：“海游，海游，大水来了海中游。”群众分到田地后，亟盼共产党领导治理千百年来的水患。1951年夏，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三门海游港改道、拓宽、筑堤的水利工程有计划、有准备地上马了。但工程刚一开始，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就很大，有的人不调查不研究，乱放横炮，说什么这是瞎胡闹，要把工程停下来，否则，等着受处分吧！工程施工中又遭大雨侵袭，8000民工承受着巨大的困难。我们更是心情沉重，寝食不安。但我们的决心没有动摇，为了澄清是非，消除影响，我专程去地委找刘剑。那天中午，他正在办公室沙发上休息。见到我，立即找来副专员张子敬同志，一同听完我的汇报，又看了地图、设计图纸。在详细询问了工程准备情况、进展情况后，刘剑同志果断地说：“土改后群众生产情绪高涨，海游的水利工程给群众解除水害之忧，你们有认真的调查研究，有群众的迫切要求，有当地水利专家的设计，有准备，有规划，并且正在干得热火朝天，不要管别人说什么，你们就大胆地干好了，出了问题，我负责。”就这样，在刘剑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力排非议，我们完成了这一工程。1986年我离休后，重访过去工作过的三门，在海游见到老百姓安居乐业，一派兴旺景象，不由地想起这位台州地区的老书记——我尊敬的老领导。1952年，我调往黄岩县委主持工作。黄岩有73万人口，偌大的一个县，我自感责任重大。1952年底的一天，刘剑来我县检查工作，跟我促膝长谈。他做思想工作，从不以领导自居或以组织来压人，而是谆谆善诱，现身说法。他谈到怎样坚定为党为人民群众而奋斗的信念时，同我谈起了他过去蒙受重大政治委屈，如何正确对待的事情。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在顺利与逆境两种不同情况下，都应当更加注意党性的锻炼。他借用俗语深情地说：“我是看破红尘，听天由命了。具体地说，看破红尘，就是看破名利；听天由命，就是服从党的需要，个人就无所谓了。”刘剑同志善于做思想工作，信任干部，大胆放手地让你工作。因此，在地委和他领导之下，我十分热爱我的工作，更热爱黄岩的人民。他这番深入浅出的谈话，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文革"10年浩劫中，我坚信党和人民，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没能损害我对党的一颗赤诚之心。这都是由于党和像刘剑同志这样的领导对我长期教育的结果。
刘剑对党的事业对于部群众怀着火一般的热情。他为人耿直、豪放，是非清楚。1973年春，我“解放”后去杭州，住在新新饭店等候省委分配工作。他知道后即来看我，并热情地邀我去他家吃饭。以后多次来看我，他怕我感到冤屈，情绪消极。刘剑同志谈得最多的是“我们还要好好地干几年，干得更好，不要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激情使我扬起工作和生活的风帆。有一次，我和老伴去浙江医院看病，正巧碰到刘剑坐车办事，他非要送我们去医院不可。他这样关心下属，特别使我们这些刚“解放”出来的人深受感动。1974年，有天晚上他来看我，说他明天到宁波，然后到北京去开会，问我们家里有什么事没有？说：“老王（我老伴王从军）回去的话，明天一道坐车去吧！”我俩怕麻烦他，都说没有事。他说：“我身体很好，最近就是左胯骨有点疼。”当时，我们没有想到他会患有绝症。后据崔波同志说，他前些日子到宁波工作时就身体不好，发烧，接着他去北京开会期间猝然病倒，高热不退，会后返杭，家未回就住进了浙江医院，医生诊为‘癌症晚期。得此消息，我们十分难过，三天两头到医院看他。我们遵医嘱不能和他长谈，但他总还要问问老王来了吧7．小孩子都好吧？其实，我已看到他有气无力了，可他还惦念着我们一家。我难过得眼泪往肚子里咽，我不敢哭，只能笑脸回答，并请他保重。
1974年8月19日，刘剑去世了。我非常悲痛。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同志，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永远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