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同志匆匆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他是不应该那么早就走的。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使他备受摧残，英年早逝。我们党失去一位久经考验的优秀的党员，国家失去一位精明能干的好干部，我们失去一位好领导。我解放初期在台州地区秘书科工作，是刘剑的老部下，他对我们这些下级、老部下来说，既是良师又是兄长，他像一棵葱郁的大树，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像一棵棵小草，吸收着大树的惠泽，茁壮成长。我们在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多。我们时时把他高尚的思想品德，优良的工作作风，当作榜样来学习。
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每当他从省委开会回到台州，总是传达不过夜。当时杭临公路山陡、路险，从杭州到临海，颠颠簸簸需要一天时间，跟他同车到达的年轻人，都感到疲惫不堪。可是他总是精力充沛，车一到，他马上要我们这些秘书立即通知各局处科领导干部到地委开会。
在会上他作了仔仔细细的传达，请大家发表意见，然后提出自己对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和部署。有时这种会议要开到深夜一二点钟，他始终精神抖擞地主持着会议。有一次，我天真地问他：“你刚开完会，怎么工作部署得那么具体、周到，你什么时候准备的？”“台州的情况都在我的脑子里，省委部署工作时，我就联系了我们台州的情况，进行思考，在回来的车子上再仔细过滤一遍，到家后又听了科、局同志的意见。这不，整个工作部署就出来了”。他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一边拿出小本本给我看。只见他的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着省委领导的讲话，他的思考……。以后，我们秘书科的几个同志，都摸熟了刘剑同志的工作规律。我们也暗暗地学习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刘剑深入实际，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他在台州工作时，很少坐机关，总是有重点、有计划地到各县农村、城镇作调查研究。他出发时，有时也要我们秘书跟他一道去。他作调查研究，往往口问手记，事后仔细分析思考，所以对问题钻得深，吃得透。我们和他在一起作这种深入调查研究的机会很多，他并不要我们替他写调查报告，而是同我们一道分析研究。事后他自己成文，或报告时用，或给报社写文章用。在这样的工作场合，刘剑像一位良师，带着我们这批年轻人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刘剑同志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教育，常常不拘形式，深入浅出，融教育、关心于一体。有一次午后，我们几个同志正围着崔波大姐在闲谈，当我们谈到一个人的革命征途是漫长的，什么风风雨雨都可能遇到的时候，刘剑进来了，他听见我们正在讨论这个严肃的话题，就坐了下来。他说：“你们议论的问题很重要。一个人无论是学生出身或者是工人、农民出身；在革命队伍里都要有一个磨练的过程，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接着他推心置腹地向我们介绍他在1939年10月“湖西肃托”中受冤屈的情况。他说：当时我还很年轻，意气风发，但我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没有气馁，坚信党一定会弄清情况，还我清白。我想参加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而是为了革命，党要我干什么，我就好好干，把工作干好。后来我担任了4年非党县长，直到1947年华东局根据中央的决定重新做了处理，取消原来的错误处分，恢复了我的党籍。正由于我在被开除党籍长达6年的过程中，没有消沉，而是积极工作，锻炼自己，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以后当恢复了我的党籍时，我就有可能胜任更重要的任务了。刘剑同志这一席亲身经历的肺腑之言，对我们如醌醐灌顶，终身难忘。以后，每当我遇到挫折时，常常以刘剑这一席话来勉励自己，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念和意志。
刘剑平易近人，待同志亲如兄弟姐妹。他平时早、晚休息时，常常和同志们一起打篮球、排球。我们几个女同志时常站在球场边观战，刘剑总是拉我们一起下场。他鼓励女同志们要勇敢接球、抢球，并经常把球抛给我们。以后我们这一批女同志也时常出现在球场上来回奔跑。有一次，他从军分区借来一架手风琴，饭后休息时，常拉些动听的革命歌曲。他说，我离开学校以后，就没有机会摸这种乐器了。看来他非常喜欢这架手风琴。为了使我们这批年轻人也能快乐，他手把手教我们学拉手风琴。可是我们这批人就是“笨”，始终没有学会。当时限于物质条件差，靠借来的一架手风琴，要几个人都学会谈何容易，只有辜负刘剑同志——这位兄长的一番苦心。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搞得过火，我的未婚夫对此思想有抵触。这一消息传到地委，刘剑同志亲切地对我说，快去帮帮他，群众运动要实事求是是对的，但对上级指示持消极态度可是不好的。我听了后，急急忙忙赶到我未婚夫工作的地方，正如刘剑同志所指出的，他正在闹情绪呢！他说，他们单位的一个会计贪污了5.5元钱，可是上级派来的领导硬说他贪污了几十万。他思想不通，因为他们单位的全年经费不到几千元，何来几十万元呢？我帮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情况，采取正确的方法。后来他们单位纠正了过火做法，使运动纳入正轨。事情过去40多年了，我们夫妇谈起这一段往事，仍觉得无比亲切。
刘剑非常重视宣传舆论工作。60年代他担任浙江省副省长期间，每当省委、省政府有重要工作部署，他总是在百忙中召集各新闻单位进行传达部署，征求新闻单位对宣传报道的意见。他风趣地称这种形式为“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那时，我正担任《共产党员》杂志副总编辑，多次参加刘剑召集的这一类会议，每次都受到教育启发，使我进一步明确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意图，不断改进杂志的宣传报道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剑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一时间谣言纷纷，一盆盆污水泼到这位可敬的忠诚的共产党员身上。我听了忧心如焚，因为我和其他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同志一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他的襟怀博大，信仰坚定，是一个百折不挠、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这些铺天盖地的谣言，只能是进一步迫害刘剑的杀手锏，使我们更为刘剑的安危担心……。有一次，在浙江医院碰上刘剑，我突然心中一热，含着满眼热泪，颤声地叫了他一声：“刘政委，你好吗？”他连眼皮也没抬，视若陌生人一样，悄然离去。我一直愣在那里许久许久。事后，我想或许因时隔太久，他不认识我了。以后在他“解放’’回家后，立即电告我们。我急急忙忙赶到宝石新村他的家中去看他。他第一句话先告诉我，那天你在浙江医院叫我，我怕连累你，所以不理你。我听了这短短的第一句话，眼泪夺眶而出：多么好的领导啊！ 在自己备受摧残之中，他随时不忘的是同志们的安危。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人民第一，他人第一。他恢复工作后，担负了宁波建港的任务。他不顾遭受长期迫害后衰弱的身体，以高昂的斗志，旺盛的精力，奔波在京、杭、甬之间。就在他“解放”后不久的一个傍晚，我在少年宫广场看到他和崔波大姐正在散步，手持一根拐仗，但腰板笔挺，还是那么英姿勃勃、潇洒豁达。我嗔怪地说：“刘政委，你拿了这条手杖多不好，显得你老了，你离老还远着呢！”他笑笑答道：“拿着玩玩的，我还等着分配我工作哩!”没有想到，这次却是我和这位好领导的最后一次见面。
岁月悠悠，梦魂萦牵，刘剑同志，你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公仆，同志们的良师、兄长，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你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风亮节，永远激励着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