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同志50年代末期到省建委、计经委工作以后，我同他接触较多，他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忘我工作的精神是永存的。
那时吴宪同志经常找刘剑开会，交谈工作。刘剑组织观念很强，召之即来，皮包一放下，看人没有到齐，就到我的房间打电话，向机关里布置工作。开始时我没有介意，后来发现几乎每次来了都要往回打电话。从他通话的内容看，有的是来的时候没有交代完毕的，也有的是他在来开会的路上忽然想起来的，据我平时观察，他为了安排好机关里的工作，脑子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快速运转着。他下基层一般都是晚上走，有时白天在省委开会，就通知有关同志在机关等他，如果省委会议晚上继续，就一直等他开完会，半夜一同出发。在基层调查研究，毫无疑问也是白天黑夜连轴转。争分夺秒的工作精神，是他的一大特点。
刘剑主持会议、讨论工作或是听汇报，都是拿着笔记本，全神贯注地边听边记，而且不时发问。他还习惯另备几张16开的横格纸，在会议进程中不断地在上面写点什么。会议结束，他就照着横格纸作总结发言，成绩几点，问题几点，下步怎么办，注意什么等等，有条有理，可操作性极强。刘剑文化水平并不太高，但他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聪明才干却很出色。这主要得力于他苦干实干、持之以恒的精神，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养成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苦干实干的好作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能很好地完成党所交给的繁重任务，做哪项工作就成为哪个方面的行家，深受领导的信任和同志们的称道。刘剑做任何工作都一丝不苟，务求落实。在建委的那段时间，正值“大跃进”年代，一年要开几次基建会议。在省委领导同志处接任务以后，他作为第一副主任，就召集有关的几位副主任、处长和部分厅局长们开会，讨论会议材料的准备工作。会后，他分配有关同志写材料，多次指定我作“总编”。因为他对成绩、问题、下步工作都已有透彻的阐述，我是乐于当这个“总编”的，往往是几个“部件’’一组合，第二天、最迟第三天就开大会。大会期间，他一会儿参加小组讨论，一会儿找人个别交谈，深入掌握第一手材料。会议宣布散会以后，刘剑总不忘再安排一个节目：找一部分同志研究回去怎样贯彻落实，有时地、市的同志谈了以后，又找企业或部门的同志谈。有的时候甚至当夜就带一二个助手随同某一地市或企业的同志一道蹲点“落实”去了。
刘剑是实干家，他对工农业生产建设的艰巨性历来有切身体会。所以，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那一套空头政治特别深恶痛绝。1966年“文革”之风吹到工厂企业，有人擅离岗位，生产遇到一些棘手问题。有一天他跑到吴宪同志办公室，对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主张大为恼火，他说如果都这样搞，工厂企业的物质财富谁来创造？11972年他解除隔离回家后，我第一次去看他时谈起这个问题，他大有感慨地说：就是由于担忧生产战线的混乱局面和那一套比湖西肃托还要“左”的整人手法，我才下决心从被关押的地方出走，准备赴京找周总理的，那知竟被套上叛国罪名抓了回来，吃足了苦头。当时我下放在三门县，他仔细地询问三门的工作和生产情况，我将开展批林整风后有起色的情况对他说了一些，他很受鼓舞，并为县和县以下绝大多数干部能踏踏实实地工作感到庆幸。
1973年初，我从三门调回来，有一天去看他，谈起工作问题，我说在机关蹲久了，杭钢经过批林整风，形势很好，我准备到杭钢去。他甚表赞同，但接着说，省里可能恢复建委，已示意由他主持，要我到时候再回来。这次见面，刘剑同志精神振奋，有准备大干一番的劲头！但是，二三个月以后，当我又一次去看他时，他却神情沮丧地说：共产党员参加革命是来工作的，从牛棚出来都一年多了，还不叫我去工作 ，而是要我学会“等待”、“等待”！，边说边摇头。他还说，恢复建委的事没讲起，你在杭钢干下去再说吧！不久，杭钢两派争斗日渐升级，我作为基层干部处境困难，考虑到刘剑的情绪不会太好，没有再去看他。他抓宁波港工作，我是在他得病以后才听说的。一个星期天我冒着酷暑赶到医院时，他已昏迷不醒了。几天以后，刘剑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为革命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