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我第一次接触刘剑同志是1974年6月。当时，我刚从上海调来浙江医院，他也刚由北京出差回到杭州，因“感冒”高热，家门未进就住进了浙江医院。当时我是刘剑同志的主管医师。他告诉我正在筹建宁波港，任务重、时间紧，问我“能否抓紧点，在几天内把热度压下来？我好出院抓工作”，我说“可以”，当即开始治疗。一个星期过去了，刘剑病情非但没有减轻，症状反而越来越重。我开始感到他的病情比较复杂，决非我当初（也是他当初）估计的那样轻松。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来医院探望刘剑，我向他汇报了刘剑的病情。省委决定成立专题医疗组，由浙医大王季午教授任组长，郁知非教授任副组长，成员有洪瑞淦、吴维敏等医师。从成立专题医疗组，到刘剑同志病故，有两个来月时间，在这60多个日日夜夜中，刘剑同志与我们一起，向死神做了顽强的抗争。前后共有32位国内知名专家来院会诊，参与了这场生死搏斗。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刘剑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最使我敬佩的是刘剑同志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治疗是十分紧张繁杂的，四条输液管子分别插入刘剑同志的四肢，不停地进行肌肉注射，中间还插着复杂的、有些还是很痛苦的医学检查，如肝穿刺、骨髓穿刺等。病情转入后期，会阴部溃烂及褥疮的煎熬，给病人带来巨大痛苦。但刘剑对此视若等闲！ 他非但丝毫不惧怕、不疑虑，反而不停地鼓励医务人员：“胆子大一点，一针穿不准不要紧，可以多找些血管做预备队嘛。你们要解放思想，思路要广一些。”当看到某些医务人员有急躁情绪时，他还循循善诱，给我们讲一些革命战争的故事。他说：“有一次我们攻占敌人的一个据点，久攻不下，指战员产生了厌战情绪，其实欲速反而不达。你们要耐心，要多搞几个方案，一个一个的试一试。”后来我们采用了股静脉输液，把两只手“解放”了，刘剑同志非常高兴，乐呵呵的摆动双手：“解放了，这下可好了，又可以看文件、写材料了”。
刘剑同志重病缠身，仍忧国忧民。他在与疾病艰苦斗争中，还关心国家大事，天天听秘书汇报，询问生产建设情况。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忧心如焚，不时地喃喃自语：“这怎么得了，将来国家怎么办？”
最令人感动的是刘剑面对死神的威胁，依然从容不迫，无所畏惧。刘剑同志最后被确诊为癌症，而且是晚期，已广泛转移。虽然我们对他“高度保密”，但他心里却很清楚。他从我们某些同志的愁容中觉察到自己将一病不起，仍一如既往地坚定乐观，还不时地对我们讲几句幽默的话，反而把有的护士逗乐了。有一次他问我：“我在这世上还有几天好待？”我面对这样的突然问话，很不自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搪塞道：“你怎么这么想？”刘剑同志严肃地说：“毛主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为党为人民尽到自己的责任，也就死而无憾了。只想知道我还能活多少日子，以便交待一下身后的事。”态度极为安详，语言平静朴实。他这种视死如归的气概，表现了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与高尚情操。
在刘剑同志离开我们之前的一小时，他要求我把医疗组全体同志召集到他的床边，招呼王季午教授、郁知非教授和我坐到近前，很吃力的、断断续续的，但却非常清晰地对我们讲了下面一段令人毕生难忘的话：“你们不必瞒我，我知道，这病医不好了……我很感谢你们……辛苦了……希望你们在我死后，进行解剖，好好研究，以为后来借鉴……我愿意献出一切……”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无不潸然泪下……。
刘剑同志，安息吧！
（注：王炳焕同志现任浙江医院主任医师、老年医学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