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秋天，我奉命来到杭州，先住在北山街84号，后移住朱庄执行看守任务。执行看守任务的官兵共11人，是排的建制，10个人中只有我一人是普通战士。看守对象共有7人，都是省级领导干部，有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这些人都已年过半百，且有些人患有多种疾病。他们都是在“文革”这场浩劫中被打成“走资派”，以隔离审查的名义关押在这儿的。专案组无休无止的提审他们，虽还不握有这些干部的生杀大权，但足以安排他们的命运，制造对他们的磨难，剥夺他们作为公民的一切正当权利。
我来到这里时，这些老干部早已被关押在这里了。那时，一个安徽籍的战士天天吵着要调换工作。原来，他被安排专门看守一名叫刘剑的副省长。他几乎天天跟刘剑吵架。而且跟我们说，这个刘剑有武功，早晚自己要被他杀死。排长被吵得没办法，就让我替换安徽兵，让我去看刘剑。现在想来，是不是因为我军事技术好，才把我调来对付这个有武功的副省长也未可知。
我倒不怕什么，但被安徽兵说得这样吓人，使我多少有点戒心。我看守刘剑副省长以后，每天和他同住一间屋子。这房间大约有十来个平方米大，放下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没有空地方了。
初次担任这种倒霉的任务，再加上对刘剑很陌生，我与刘剑之间无话可谈。相比较看，刘剑是这7人中年纪最轻的了，当时大约50岁左右，身体看上去也最好。形象英武，有气势逼人的感觉。我想，怪不得那个安徽兵怕他。我当时才20岁出头，是愣头愣脑的青年人。看刘剑副省长的形象，想想他这把年纪，必是解放前出生入死，有过很多功劳的。现在反被关起来，被那些在“讲用会”上要嘴皮子而爬上来的人摆弄，心中暗暗就有些不平。过了几天，一开口便不由自主地称呼他“老刘”，以后就一直这样称呼他了。
我很快发觉，这些老干部的一切待遇、一切行动都要经专案组同意。连进出房间和大小便都不例外。专案组给他们规定每天放风l小时，在院子里的小天井中走一下。夏天是下午4点到5点；冬天是上午9点到10点。其余时间都在房间里写交代，不准出房间门。有一位曾是红色娘子军部队司令员的副省长，要上厕所，要求了很久专案组都不同意，他只好冲出房间去上厕所，结果被凶暴地拉回来，以致小便解在裤子里。专案组就是这样的惨无人道。
专案组给每个老干部派罚劳动．。给老刘的劳动最脏最重，让每天打扫厕所，为全体人员烧水、送水。
由于我和老刘共同生活在一起，接触多了，我便逐渐了解了老刘。他常常被逼写交代到深夜还不能睡觉。我困得很，就先睡了。我常把被子踢掉。有时醒来，见他正在给我盖被子，还把自己的棉衣压在我被子上。这叫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自己在这儿关了这么长时间，今生今世能不能出去都不知道，还对我这么好。我回想起来，晚上给我盖过被子的除父母亲和我的连首长外，就是老刘了。老刘就是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呢！我想不通。
老刘被专案组逼着每天写交代写个不停。我搞不明白，他如果干了几十年的错事、坏事，怎么又会当到副省长的呢？我有时间问他过去闹革命是怎么回事，他见旁边没人的时候，就给我讲过去的事情，我因此知道了不少周恩来的革命经历，还知道苏联西伯利亚这个地方。我听了很有兴趣。我认为这都是革命故事。
他每天在室内要坚持锻炼，好像都是一些武术动作。有一个动作，他还教过我，是马步推掌。他蹲成马步，左右两手掌心向前，轮流推，口中吹气。他说这样可以增长力气，还教会我这样练。
老刘三天两头被提审，人格和尊严受到严重损害，精神受到很大压抑。他老是唱：“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这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英雄杨子荣唱的歌。他唱这支歌以抒发自己奋发向上的情感。
在关押中，老刘得了严重的胃病。因为提审经常误了吃饭时间，只好吃凉饭。他胃痛经常发作，又得不到治疗。我是个当兵的，没有钱，只好求家里寄些钱来，到街上买些饼干放在那儿。表面上是我自己吃，实际上是为老刘准备的。老刘胃病一发作，我就给他用开水泡泡吃下去解痛。
老刘喜欢吃辣椒、醋大蒜。有时叫我偷偷为他买些吃。买来后也叫我给别的喜欢吃这些东西的老干部吃。他就是这样老想着别人。
当时，正直的老干部被打倒了，林彪、江青这些残害老干部的人掌实权。老刘被逼着写交代，要承认各种各样严重的罪名。老刘想，了解自己，能说上话，有可能解救自己的只有周恩来总理了。他多次写信，请周总理听取他的申诉。专案组不帮他转送信。被关押的几位老干部是没有通信自由的，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家人不知他们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家人的情况，音信断绝。老刘看清了委托专案组转送申诉信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了，便暗地里托我带一张明信片给他家人，明信片上说想见周总理。我趁便偷偷带到他家，当时他夫人崔波同志不在家，只有一位以前在他家做保姆、“文革”中仍保持密切关系的方阿姨在家。老刘说过如果崔波不在，交给方阿姨也可以。但我当时对对方不了解，只怕万一出差错，对老刘会有不得了的灾难，不敢将明信片给她，只是口头上向她说了这个意思，事后把明信片烧掉了。这次送明信片，也没有结果。他夫人即使知道老刘的要求也无力实现，因为她当时也“靠边站”了，被关进“牛棚”，在“斗批改”干校劳动，也处在严密的管制之下。
老刘最后终于下了决心要出走，要直接面见周总理喊冤。他对我说了这个愿望，我表示愿意帮助他。但是在专案组严密监视控制下，实现这个打算谈何容易。我开始留心周围的一切，动脑筋为老刘创造出走的条件。我选好适宜的路线，偷偷地指给他看，告诉他先躲到假山后，别人看不见了再翻墙，并告诉他出去后到火车站的走法。逃出去要翻一道墙。我找到一根角铁，弯的，正好挂在墙头上，还可以系绳子。我到邻近工厂玩篮球时，顺便拾回一条粗麻绳。我瞅机会，在管理比较松弛的一天，把粗麻绳系在角铁上，把角铁挂到墙头上，又用竹竿将下面几根铁丝网撑起来，刚好有一个人可以出去。布置好了，我告诉了他。他按照我的布置，下午放风后，没有回房间，我装作不知道。而且在晚饭后鼓动其他看守人员看电视。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放松警惕。到了就寝时间了，我把老刘的被子铺好，中间塞进他的衣物，鞋子也摆好，做成假象。好像有入睡在床上。晚上，我一直在想，他大概攀着麻绳爬上墙头了吧，这时已经不大有公共汽车了，要步行到火车站，可够累的，今晚上车次多不多、票买得到吗？……总算熬到第二天早上，院墙内没什么声响，估计老刘逃成功了。但吃早饭时专案组发现没有老刘，便责问我。我故作不知，说他可能身体不好，还睡着没起床。专案组的人叫着我去查看，我故意拖在后面。他们掀起被子，大为光火，叫嚷说刘剑逃跑了！我故作惊讶，假装埋怨自己太马虎，没有看出来棉被是假装的。大概事情搞得还周密，专案组没有明显怀疑我。但过了半个月，老刘又被专案组抓回来了。他逃出去的经历，以及被抓回来的经过，他绝口不提起；我也不问。专案组也没有因为这事盘问我，这说明老刘把一切事情都由自己揽下来，保护我。我仍然继续做老刘的看守。我为他惋惜，好不容易逃出去最后还是被抓了回来。
经过这次出走，老刘的处境更糟糕了，连大小便也不让出房门了，弄得房间里臭味难闻。这次出走，正好又是专案组提审的借口。专案组大搞逼供信，硬是要老刘承认自己通敌，是要跑到外国去，是苏修特务。老刘实事求是地讲出走的动机，出走路上的经过，他们不信，一定要老刘按他们说的承认，不承认就一直审下去。有时从早上7点，直审到下午5点；有时则晚上7点审到深夜3点。不给饭吃 ，不给一口水喝，不给坐着，要站着受审。老刘要求坐着，专案组不答应。站累了，老刘做稍息姿势，专案组的人就用穿着皮鞋的脚踢他。踢到他成立正姿势为止。专案组的人轮班审他，轮班吃饭。一次在一个材料上，专案组硬要老刘承认自己通敌，但老刘坚持事实，不承认，并且义正词严地讲：“我是共产党员，要对组织负责，对人民负责。”专案组长竟恼怒地用穿翻毛皮鞋的脚踢他，用手指着老刘的鼻子大骂，骂老刘“不老实”、“顽抗”！骂得性起，猛一把朝老刘推去，老刘冷不防被他推倒，跌倒在旁边的沙发上。
长时间的审讯，不光是中间没饭吃，回来也误了开饭时间，我只好为他从食堂讨来冷饭，用开水泡着给他吃。菜是没有的。
这样连续一段时间下来，老刘的胃痛加剧了。痛得把肚子抵住木桌的角上压住，我不忍看下去，扶着他身子，要他先休息，写交代明天再说。他说：“今天不写完，明天又要挨骂受刑，都是一回事，今天我还能坚持。”我只好先睡了，也不知他最后写到夜里几点钟。
1970年夏天，专案组要这7名老干部去农场割稻子。老刘当时身体已很不好，在被逼迫下勉强去了。干了两天，回来后，躺在床上就不能动了，一连4天起不了床，吃不进饭，喝不进水。我多次向专案组要求给老刘看病，专案组就是不同意。我不能眼看老刘垮掉。我想出装病的办法，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请假去117医院看病。去之前向老刘细细问了病情，到医院后把老刘的病都说在自己身上,1:17医院的医生我也熟悉，开得了药，回来按医生规定给老刘服下。这都要偷偷进行，万一专案组知道了，就要盘问我哪里来的药？到了第三天，老刘的病开始好转，总算逃过了这一关。割稻后病倒的还有陈冰、吴宪等老干部。
这以后，老刘凡是有大、小毛病，我都替他“生病”、开药，使他减轻了疾病的痛苦。我多次看“病”，认得我的医生也多了，一进医院，医生就说：“老病号又来了。”但老刘精神上的痛苦我却无法分担。他几次跟我说：“我无路可走了，这冤枉没办法洗清了。”我安慰他说：“想得开一点，眼光再放长远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他还能讲什么呢？
我对老刘暗里关照，蛛丝马迹还是给专案组看出来了。他们指责我私下给老刘弄饭吃。我想老刘没饭吃，我给弄点冷饭，连菜都没有，老刘连吃这点冷饭的权利也没有吗，我气得和专案组吵起来。我说：“监狱里也只有打死的犯人，没有饿死的犯人。这些人（指这7名老干部）政治上怎么样我不管，就是犯人也要给饭吃，给水喝吧。”我还讽刺他们：“你们对人家这么凶，你们是长征干部吗?”气得他们给我弄了个警告处分。这一来，我更是三天两头顶撞他们，跟他们吵。
老刘在1967年还壮实的身体，到1972年2月放出来时，已经瘦骨嶙峋，身体非常虚弱。放出来的头一天，我找了个借口溜出来，摸到老刘家。为避人耳目，是戴着大口罩的。在老刘家见到他，我们都分外高兴。他热情地留我在他家吃晚饭。这次相聚的还有一位解放初期担任刘剑警卫员的老谭同志，也是戴着大口罩闻讯赶来的。他一再向我表示感谢，说没有我，可能撑不到今天。我与老谭都为他结束这非人的生活而高兴，祝愿他能重返领导岗位，为党为国家做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