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个春秋。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已成家立业，连我们的子女也大多长大成人、能够自立了。20年来爸爸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出现在我们的睡梦中。每每想到爸爸英年早逝，撒手他深情眷恋的祖国建设事业，总是感到无尽的遗憾。每每忆及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诲，他给我们留下的祖国之子、民族之子、人民之子的道德风范，总是感到无比的亲切，获得向上的力量。
爸爸非常好学
我们听奶奶说过：“别提你爸爸有多用功了，夏天躲在蚊帐里读书，回回考第一。一爸爸在追忆早年在徐州从事抗日学生运动的情景时也说过：_我们这些学生运动的骨干都是品学兼优的，这样在同学中才有威信，鼓动抗日救国才有号召力。”
爸爸爱读书，“文革”前我们家里的藏书总有几千册吧。几位秘书叔叔给编了厚厚的一本图书目录，记得有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毛泽东选集与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还有不少是与他工作直接有关的，从炼钢工艺到制碱工艺，从农业育种到机械制造，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摆满了好几个书架，犹如一个小型图书馆。他先后指派老二、老五当他的家庭图书管理员。爸爸的书有公家发的，但更多则是自己买的。书的扉页上总可见到他那刚劲有力的签名，流露出他如获至宝的得意和用心攻读的决心。站在书架边浏览书籍是他经常的休息方式。对有的书他是精读细研的，在重要段落和警句下划线，加以圈点；有时在书眉处作批注、评论或摘要；有时甚至像中学生学语文那样把通篇文章分出段落层次，提炼出论点、论据、结论、务求准确理解、牢固记忆。这个家庭图书馆自然也成了我们探寻真理、扩大视野的窗口。
“文革”中，他蒙冤受屈，失去自由，家也被抄，许多珍贵书籍不知去向。为免生祸端，我们不得不将大量虽很有价值但沾上“古”和“外”的书都忍痛付之一炬。1972年春，他“解放”回家，见藏书所剩寥寥，心境索然。于是第一项家庭基本建设就是买书。书架上很快又出现了10多个国家的史籍和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
爸爸勤奋学习的精神在他们那一辈人中是有口皆碑的，我们做子女的也都能亲身感受到这一点。全国解放后，百废待兴，急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干部承担起建国大业的重任。爸爸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大量的大学课程。爸爸历来的作风是干一行，学一行，专一行。50年代初，作为浙江农业战线的领导，他的很多独到的见解，就是拿到今天来看，也是极其可贵的。5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兴建156项重点工程，奠定新中国的大工业基石，爸爸即被调往吉林化工区建设公司任经理，随后又出任国家重工业部化工局副局长、化工部有机局局长之职。爸爸是一个外行，却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成为化学工业的内行。在那段岁月里，爸爸白天工作时向技术人员学习，晚上请苏联专家和工程师轮流给他上课。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领域，平时很少住在家里，我们只能在星期六的晚餐桌上才能见到他。爸爸勤于学习又善于联系实际消化理解，每门课程大约只花了个把月就拿下来了，苏联专家翘起大拇指说他是“最棒的”。
爸爸不仅自己好学，还要求我们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为我们能有好的学习成绩，动了不少脑筋。50年代，老大、老二上小学，比较贪玩，成绩平平。爸爸颇为着急，认为大的不带个好头，后面的就费事了。他为此买了一本苏联的中篇儿童文学小说，常在晚上把老大、老二唤到床前给讲一节，一连讲了二三个月。故事的梗概是说两个男孩起初很贪玩，讨厌读书，后来迷上了玩小狗。学校要开圣诞晚会，他俩别无所长，老师因势利导要他们学马戏团表演狗做算术题的节目。他俩来了精神，但所谓小狗算题实际是要人算好再给它个信号，狗再对信号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已。这逼得他们努力学好算术，成绩因而大为长进，表演也获得了成功。此后，老大、老二似有所悟，开始把学习当回事儿了，成绩渐渐上到中等。到60年代，我们兄弟姐妹无论在中学的还是小学的，均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学生干部，成绩单上全5分（相当于现在百分制的90分以上）是常事。老四甚至从小学到中学全5分到底。两姐妹考上了当时市重点学校杭女中（现十四中），三兄弟都考上了当时的省重点学校杭一中。
爸爸多次说过：“我没上过大学，妈妈也没上过大学，我们上的是‘社会大学’，革命斗争的大学。我们希望你们都成为大学生，都成为祖国的建设人才。”爸爸早年读高中，妈妈读初等师范，后来都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途辍学。我们现在条件这么好，自当奋力求知上进。1962年、1964年，大的三个孩子分别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铁道学院、清华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但后来发生了“文革”动乱，小的两个失去了升学机会，分别结束了高一、初三的学习生活，到东北边陲插队劳动。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上大学的美好愿望。老五在农忙之余苦读，自学完全部高中课程，恰赶上1973年实行考试加推荐的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遂以公社劳动模范的工作表现和富锦市拔尖的考试成绩人读黑龙江大学。老四则一直是边工作边学习，踊跃参加机械、外语等多种培训，后又坚持了三年的电大学习，取得了大学毕业文凭。
爸爸热爱工作、热爱劳动
爸爸的工作总是没日没夜的，节假日、星期天也难得在家休息，因此孩子们和他碰面的机会都不多。偶而爸爸在家，也常常是写材料或找人研究工作。参与的如有三四个人的话，他的声音就会响亮起来，象是在作报告。有时我们在门外偷偷地模仿几句，以为乐事。
经过“文革”的风风雨雨，我们感到最令爸爸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失去工作了。爸爸1972年解禁后悲愤地对当时在家的老二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起初想，是不是我们这些老的年岁大了（实际上“文革”开始时，爸爸才48岁），不适应形势了，换年纪轻一点的干。我们不会不愿意的嘛！做其他工作也很好，比如看看图书馆，我就很喜欢。何必弄个名堂，把我们打倒，关起来，不给工作！”然后宽慰自己说：“现在总算出来了，我想多多少少能让我做点事了。”
爸爸病危期间，一清醒过来就时常以微弱的声音说：“我会好的，我觉得我还能工作，我还要工作20年。”他对疾病剥夺了他工作的可能，也是耿耿于怀的啊。
爸爸也很崇尚体力劳动，他经常教育我们要有劳动观点，要珍惜劳动果实，而且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榜样。
爸爸对我们每个人，从上小学起就给分配劳动任务。当然任务并不重，大凡是整理房间、清扫院子之类。每次搬家，他都根据房舍与院子的变化给我们重新作一次分工。起初我们自觉性不太高，保姆又常代劳，可爸爸督促得很紧，几乎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问：“××，你的地扫了吗？ ”我们有时听到爸爸那熟悉而重重的脚步声进了家门，一想到规定的劳动任务还没完成，心就提了起来，慌忙而难为情地去补做。爸爸对保姆很宽和，但也有批评，这惟一的批评就是说她不该为我们代劳。
我们家在北京住帽儿胡同时，在杭州住教场路时，院子都比较大，爸爸就要我们种地，爸爸和妈妈也都参加。爸爸一在场，就成了中心人物，先是磨拳擦掌，上手干起来很猛，最后一身大汗，俨然一个庄稼汉子。他边干还边指挥我们干这干那，吆三喝四的。中间休息时，就跟我们讲苏联农艺学家米丘林的学说。我家备有铁锹、锄头、钉耙、镰刀、料桶、料勺、扁担等农具。我们种过向日葵、玉米、萝卜、油菜、芝麻、大蒜、土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还养过鸡、鸭、鹅和兔、羊、猪。在杭州教场路居住时，院中有个六角竹亭，爸爸倡议并带领我们一起在亭子四周栽上葡萄。冬天他还指点我们给葡萄树剪枝，边示范边给我们讲解剪枝的道理，蛮像那么回事似的。
在爸爸妈妈的熏陶下，我们都觉得一个人参加体力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在学校里参加校务劳动，还是参加农业劳动、工厂劳动，大家都很卖力，常常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老四、老五1969年到北大荒农村插队落户，在艰苦的生活条件和超负荷的劳动量面前，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获得当地农民的好评。老三无论是在新疆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时，还是在工厂参加义务劳动时，干活的虎劲都是出了名的。
爸爸热爱人民
爸爸很愿意和群众接触，尤其喜欢与普通老百姓交谈。无论是生活场合还是工作场合，遇见什么人就和什么人聊天。小车驾驶员、三轮车夫、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农民、乡村干部、亲戚、邻居，都是他聊天的对象。他通过与人交谈了解社会，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贯彻的情况与产生的效果。
爸爸在和群众的交往中，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一分子。他常对我们说：“不要以为你们爸爸是高级干部，是什么大官。我在军队里是革命军人，在政府里则是革命职员，都是普通人。你们不要有优越感。”他平时的一言一行中都体现了一种人民公仆的本色。
记得解放初，有一次爸爸乘坐轿车在杭州的小巷中穿行。忽听车外有人叫唤，急忙停下车来，才知道是轿车压死了一只鸡。司机正打算说几句，爸爸一摆手，下了车，马上拿出钱来赔偿，口中连声说“对不起”。鸡的主人说：“既然你赔了我钞票，鸡就应该归你。”爸爸连连推辞，说：“把你的活鸡压死了，赔是应当的。”说罢上车催促司机动身。
1960年，我们住在杭州教场路时，院子低于马路路面l米多，院中有一水井。院外邻居李阿大老太太自己来挑水，恰好爸爸刚进院门，见此情景，慌忙跑步下台阶，拿起扁担挑起水桶。李阿大连连辞谢，但爸爸还是坚持上台阶，出院门，一直挑到她家中倒入水缸为止。李阿大激动得不知如何才好。爸爸说：“你这么大年纪，挑水跌一跤可不得了，以后家里没人叫我们孩子帮你挑。”以后李阿大常和别人说：“刘部长真好。这样的大干部还给我们老百姓挑水。”
方彩英阿姨从1949年底到我家做保姆，几次都放弃了招工就业的机会。方阿姨以她自己的习惯和方式管教我们，爸爸妈妈从不干预。爸爸妈妈工作很忙，几乎没有时间过问我们的饮食起居，全是方阿姨含辛茹苦把我们带大到独立生活。我们感情很深。方阿姨的女儿也曾有一段时间住在我们家，爸爸妈妈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无论文具用品，还是好吃的、零花钱，都同样有一份。在我们心目中，兄弟姐妹似乎不是五个而是六个，大家相处得融洽无间。“文革”中我们家遭难，方阿姨虽已不在我家做事了，仍隔三差五地来我家帮忙，尽其所能修补“文革”带给我们的创伤。爸爸在病危期间，以微弱的口音嘱咐我们：“你们五个，一辈子不能忘了方阿姨。”说罢，从他干涩的眼里流出了泪水。在爸爸的追悼会上，跟着我们家一起度过16个春秋的方阿姨不停地哭着喊：“让我替你去吧，让我替你去吧！”终于昏了过去，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方阿姨老伴退休后，生活拮据起来，爸爸妈妈时常拿钱周济她。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三个大的参加工作后也这样做。即便是老四、老五在农村插队，年终分了红也要寄钱给她。除此而外，我们一直尽我们所能帮助她家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逢年过节，我们都要带上东西去看望她老人家。
1965年夏天，我们家住在保俶路70号院内，附近的一位农民要进来晒稻谷。门口的警卫员说要请示首长同意。问到我家。爸爸正在二楼书房里写材料，听说后站起来讲：“那好啊，让他们进来吧。’’老二刚出门答复，爸爸已经跟着走下楼来。他和老二一起动手帮农民把稻谷从麻袋中倒出摊在院内的水泥路上，农民劝也劝不住。待到下午2点左右，天气转阴，风刮起来了，看来要下雨。农民忙来收起稻谷，爸爸又出来帮忙。待到全部装入麻袋时，雨点已稀稀落落下起来了。爸爸说：“拉回去大概来不及了，就放到我家吧。”又帮他把稻谷一袋袋扛进家中门厅间堆放起来。农民感谢再三，爸爸连连说：“不要这么客气。我们吃的粮食还不都是靠你们种出来嘛！”1973年，爸爸从老二信中得知一位大学同学是烈士子弟，分配工作远在广西，家中老母无法照顾，本人身体因水土不服也垮了。爸爸出于对抗日志士的崇敬心情，在本人处境仍很艰难的境况下，亲自为其奔走联系，调回到海宁老家。他到县水利局报到的几天后，从报纸上得知，这位为他解决困难的老干部恰巧在他报到的那一天逝世了。爸爸生前从未为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在外地的孩子联系调回浙江。那时老三还在大西北的新疆阿勒泰，老二、老五还在黑龙江中苏边境。
爸爸热爱人民，也教育我们过平民式的生活，不允许我们搞特殊化。我们上学走在路上，有熟识的省政府车队司机偶尔主动带上我们一段。父亲知道后批评了我们，我们感到委屈，觉得是顺路搭的车。他说：“即便是顺路的，也不允许坐。普通老百姓看见了，会怎么个想法？如果你们生在普通人家，可能不可能坐小车？ ”爸爸经常表扬老二，夸奖他和普通的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下雨天上学都卷起裤腿打赤脚。
爸爸的一生乐于助人，关心干部的成长，而且帮人都帮在关键之处。爸爸虽然对人要求较严，批评起来有时也挺厉害，但他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绝无私心，纯是出于对同志的爱护，因此从心底里崇敬他。
1949年大军南下后，部分北方来的战士思乡心切，想回家过“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有位警卫战士为此闹情绪。爸爸一面严肃地批评他，一面又帮他安排老婆孩子前来探亲，引导他多读书。现在这位同志年近七十，已离休在家。每当他一谈起父亲当年如何对他好，就禁不住老泪纵横。
还有一对夫妻年轻时闹离婚，他俩都是爸爸当年的下级。不论他们调到那里，一有矛盾总找爸爸来解决。爸爸是批评了男方，再批评女方；劝了男的，又劝女的。十多年来这对夫妻一直是我们家的常客。如今他们能白头偕老，欢度晚年，可真亏了爸爸当年的一番苦口婆心。爸爸非常热爱生活
爸爸很注意仪表，但凡出门，必洗漱清洁，衣冠整齐，显出庄重、有朝气、有力量的气质。但他又很注意艰苦朴素，不要奢华和炫耀。他常年穿普通的线袜，妈妈再给缝上千针万线纳好的袜底。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他对我们的穿着特别注意要求不要比别人“洋”气。按说爸爸的级别已经不低了，但由于周济他人甚多，实际上我们全家在经济上一直比较拮据。我们五个孩子的衣服，大多是大的穿过了小的穿，衣服上补钉打补钉是经常的事。
爸爸很讲究礼节，对我们也这样要求。他认为这是与人平等交往的前提条件。客人来到，必叫我们让座、泡茶、称呼客人。他对人，越是地位低的越客气，许多接触过他的群众都说他没有架子，很好说话。
爸爸妈妈都很孝敬老人。经济困难时期，农村里吃饭都成问题。他们把奶奶、姥姥都接来。她们没有粮票，家里粮食定量不够吃，全家就吃野菜团子。我们吃过麻叶、革命草，但爸爸妈妈确保老人们都吃粮食。
爸爸偶得闲暇喜欢散散步，有时也吹吹口琴哼上几首歌。他一生不嗜烟酒，惟独喜欢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风景名胜。他认为这样可以增长历史、地理知识，陶冶情操。节假日难得遇上空闲，爸爸妈妈就带我们一起去户外活动。在杭州和北京，当地主要的景点，我们都去过。有时爸爸还即兴给我们讲一些有关的故事。他还喜欢参观工厂、农村、展览馆，认为这是了解基层实际情况、丰富工作经验的好机会。我们曾随他参观过北京的苏联展览馆、浙江的工业展览馆等。
人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爸爸确是这样一位称职的老师。他生前以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规范着我们的言行。在他不幸逝世后，他宽阔的胸怀，深沉的感情；他高尚的情趣，磊落的品格；他深邃的智慧，无私奉献的精神，时时刻刻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喜怒哀乐同在。爸爸，你是我们的好爸爸，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