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未分离，祖孙命相依。
衰年难禁折，归去不可期。
方丁大母忧，一别举家愁。
未敢禀两姑，望儿泪空流。
翘首望江城，慈母爱子深。
岂忘分家累，国事更堪惊。
《去乡吟》组诗（1938年作）
1937年末，川西平原常见的一个阴沉的早晨。我怀里揣着一封介绍信和十几块钱，爬上一辆老旧的汽车，悄悄地离家北上，我要追求我的理想。我的目的地是革命圣地延安。那年我十五岁。
汽车艰难地启动上路，在北行的路上颠簸前行。冬日的川西平原仍是满眼苍翠。田畴里的油菜、麦苗，密如蛛网的沟渠，错落星散的竹林农舍，高低散布的蓄满冬水的田块，都掩映在晨曦下的薄雾之中，清风拂过，如丝如絮般游走流动。西边地平线上逶迤苍莽的群山依稀可见，家越来越远了，我的心中忽然升起几分离别的惆怅。童年与家的印象在脑海中一幕幕掠过，温暖而苦涩。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思绪似潮水般涌出……
从我记事起，我就跟着妈妈住在这里。我们很少看见爸爸。以后才知道，他总是常年在外省，难得对家里有所帮助。我们总是在困窘中过日子。
已经到半晌午的时候，太阳刚露了个头就又钻回阴云里边去了。天气凉飕飕的，街上只有稀稀落落的过往人影。爷爷（我的外祖父）牵着我的手，朝着一条窄巷子走去。
我心里纳闷，爷爷这样匆匆忙忙地上街做什么？穿过这条窄巷子，来到一条小街的铺面门口。那铺门关得紧紧的，门上贴着一朵白色的纸花。爷爷站在门前，茫然地张望着。约莫有一袋烟工夫才慢慢转过身来，脸色显得比刚出门时更阴沉了。
他缓缓地挪动脚步，低声地说：“七，我们回家去吧。”
此时我真不明白，刚才那样匆忙出来却又立刻往回走是为了什么？爷爷的步子显然比出来时慢多了。我走一步要等他一下，要是在往常，我差不多得小跑才赶得上呢。
回到家里，见爷爷脸上的皱纹绷得又紧又直，婆婆（我的外祖母）就问道：“一点也没借到？”
“还借什么？铺子关了，他家在办丧事。”
“咋的？就这么快？头些日子不是还好好的么？”婆婆一脸惊诧，“那你也该进去吊唁一下呀！”
爷爷摇摇头：“进去吊唁，手上总得有点东西嘛！空着手，人家会觉得讨厌。算了吧，几十年的交情也就这么的了！”他忽然像想起了什么，转过身说：“唉！缸里的米还能熬两天么？我看韵樵也该回来了。”
“韵樵”是我妈妈。家里的生活主要靠她在蒲江县当小学校长的薪水维持。
“哪还有什么米？你去看嘛！缸底也许还沾得有几颗米粒，熬成汤也不够一家四口塞牙缝的呀！”婆婆一阵抱怨。
“唉！”爷爷叹了一口气，漠然地直瞅着地下，从口袋里摸出那盛烟小盒。
屋子里沉寂了好一阵子，在厨房里的嬢嬢忍不住走进来说：“还是上张姆姆家借两升米来过几天再说嘛。”嬢嬢是我的姨母。我还有一个大姨母，我叫她褓褓。
“借她家的米多少回了，好意思么？再说人家张姆姆病得这样厉害，一直躺在床上，怎好去打扰她！”
“那有什么办法？反正张姆姆一家人挺好的，又在一个院子里，不算外人嘛！”嬢嬢还是这么说。
这时，有人在门外喊： “这是梵音寺十七号么？何老先生在不在？”一个高大的中年人边打招呼边往里边走来。
一见有客人来，婆婆和嬢嬢都上里间了。爷爷在堂屋招呼客人，请他坐下。原来是蒲江县立小学的姚老师，算是妈妈和褓褓的同事。他说有事进省里，专门到府上问候，还提了一罐豆腐乳，说这是蒲江县出名的“铁盔旌”，请老伯家尝一尝。
爷爷和姚老师说话的工夫，我走进里屋，看见婆婆和嬢嬢正在作难。婆婆低声说：“这时候还来客，锅里连米都没有，怎么办呢？”
嬢嬢“唉”了一声说：“妈，你刚才不是不想上张姆姆家借米吗？只有这条路啦！我这就借去。”
婆婆也叹了一声，没说什么，一直瞅着嬢嬢走向厨房边的那道小门。
我再回到堂屋，正听见姚老师说他要告辞，不打扰府上了。这回算认个门，往后来也方便，他还要再去两家哩。
莫不是刚才婆婆和嬢嬢说的话，叫姚老师听见了？要不，他怎么说走就走？不过也好，不走又吃什么呢？想到这儿，我不禁高兴地笑了。
姚老师看见我笑眯眯的脸，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我倒忘了问你，准是校长说的七哥吧？真精灵的小朋友！”他边说边在口袋里摸，终于拿出两串铜板，硬往我手里塞，“小意思，算是叔叔的见面礼吧。”
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从一个陌生人的手里接过钱，脸上顿时觉得热乎乎的，不知怎么好。但终于还是接下了，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乐滋滋的味道。
客人刚走，我连忙把手中这两串铜钱递到婆婆跟前：“婆婆，拿这钱去买米嘛。”
婆婆看着我手里这点钱，笑出声：“这点钱，能买一升米么？”
给婆婆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了：“婆婆，钱不够，我还有那个攒钱罐，取出来，总能买一点嘛。”
婆婆头上的白发在微微颤动着，眼睛里噙着泪珠。她一手把我拉在怀里：“乖娃儿，你真想得到。”
紧紧偎在婆婆的怀里，不知不觉地流下了泪水。朦胧中听见外边走进来的嬢嬢也哽咽地说：“他还想得起那个攒钱罐！那不老早就取出来用了么？可怜的小七，他还不晓得这回事，可真难为他想到。”像这样的日子，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而到逢年过节，就更加紧张了。
腊月天，越来越冷，一伸出手就觉着有些发僵。妈妈和褓褓似乎很晚才从蒲江回到家。爷爷头天还在念叨：“学校该早放寒假了呀！“婆婆说腊八都过了十多天了，大家也该回来团年啦。大半年的日子好像很久很久，好不容易一起在家里，我不用说多么高兴。
一大早，邻居家的孩子就在街边扯起响簧，又说又笑。我站在龙门里边，羡慕地看着他们。妈妈从街沿上走过来，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堂屋，站在她跟前，仔细地看了看，然后说：“小七，你看他们耍得高兴，也想和他们一样耍么？”
我不做声，我知道爷爷、婆婆、妈妈、嬢嬢全都一样，不让我出龙门一步，怎么会让我和他们一起玩呢？
妈妈慈祥地抚摸我的头，微笑着说：“小七，你一年比一年长得高了，该念书啦！”
“妈妈，我不早就念书了么？爷爷每天教我，我读了好多的书，还写了好多的字。妈妈，你不是也教我读书么？”
“那还算不得读书，读书得拜老师，做文章。妈妈比你再大一点就进了学堂。”说到这里，妈妈似乎看出我对那些背书包上学、下学就在街边上玩的孩子的羡慕心情。她接着说，“你年纪小，去学校，大人们都不放心，爷爷已经说好了，拜胡采芹老师读书，寒暑假时，妈妈再教你算术，过几年就上中学去，和妈妈一样不去读小学了。”我默默地听妈妈说。脑子里却想起头天夜里妈妈和爷爷说的话： “上小学是好，可得缴学费。别人家缴得起，咱家有难处，小七也该上学了，怎么办呢？”过会儿，爷爷说：“胡老师挺高兴收小七这个学生。他说咱们两家是世交，束惰他就谢了，不用送了，这多好哟！”我心里明白，妈妈为什么说不去上小学，不就是家里没钱交学费么？可妈妈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呢？
一过大年，爷爷领着我上胡老师家拜师。爷爷还是给胡老师一个小红包，上边写着“束惰”两个字，说这不过是个“意思”，胡老师高兴地收下了。接着是我向老师、师母磕头。从这天起，我成了胡老师的门生、弟子。
胡老师教我很认真，很耐心，连师母都喜欢我这个小门生。读了两年书，只挨过一回手板心。那是因为上海的幺爷爷按时把看过的申报或是新闻报、时事新报寄回家来，家里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翻来覆去看这些报纸。有一回，几卷报纸一起来，看多了，老师叫背诵的古文，怎么也背不下来。从那以后，再也不敢不认真读书了。
胡老师本来开业行医，收了我这个小学生就再没收别的门生了。他时常到家里来给婆婆号脉，每次开的处方都要捡一大包药。分量是多些，可是见效，听说他是广安县里有名的“胡大包”。一次，老师来给婆婆看病，爷爷留他喝了几盅酒，摆了一小碟花生米和豆腐干。胡老师和爷爷一样喜欢喝几口酒。那天他喝得高兴，看见我站在旁边，对爷爷说：“老伯，我看小七读书用功，等他进中学，我再教他中医，当两回老师，你看咋样？’’
“那当然更好！”爷爷也是一脸高兴， “就看这孩子能考上中学不？”
“那还能考不上，我教出来的学生！”胡老师大声笑着说，“不用夸他，我这小门生多好的天分，怎么也会考上的。’’
“韵樵说考中学，同等学力比高小毕业生要难考得多。”
“人家倒是那么说。”胡老师点点头，“不过凭小七现在学的功夫，不会考不上的。”
成都的秋天，老是雨兮兮的。耽误好几天读书的工夫，总算有个晴天，爷爷领着我从胡老师处出来，没有直接回家，却往相反的方向走，像是东城根街吧。走进一家铺子，那门上挂着一块不大的招牌——“渺能视”。原来是一家算命看相的铺子，里边坐着一位瞪着白眼往上翻的大个子。我这才想到爷爷以前讲过的睁眼瞎的模样，不过有点纳闷，“渺能视”看相灵么？
爷爷和算命先生打过招呼，请他给我看看。他好像和爷爷认得似的，一口答应，问起生辰八字，爷爷代我一一作答。然后他在书架上抽出一本小书，翻开摸上几下，又转过身来，要我把左手递给他，摸了几下。冷不提防，忽然打了我两手板，我被吓了一跳，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爷爷也有点诧异地往前看了看。
瞎子先生把我的手放下，脸上露出笑容：“你当我打你为什么？现在可以打你手板，将来就没人敢打你了，”他又对爷爷说，“你这个小孙孙手纹有一个完整的金印，将来大有出息。不光是打他两下，占个便宜，这相资也得多收两串钱呀！”随后他顺手翻开那本书，指着行数给爷爷看，一面念上面的文字。
这些话我一点都不明白，但我却真想不到瞎子先生怎么一摸就能读出那些字，真是有点神！
瞎子先生讲的都是些“流年大吉”的好话，最后说：“到四十四岁时有一场劫难。要是过得这一关，就大吉大利了”。随后，他就在桌上写了一张纸条，递给爷爷，收下爷爷交给他的“相资”。
我瞅着爷爷，看是不是多拿钱给他，爷爷只拿了一串钱，这是瞎子老伯墙上贴的价目。就是这样，我心里还是有点嘀咕，买米的钱有时都没着落，爷爷为啥要花这钱呢？不过看见爷爷脸上乐滋滋的样子，我又觉得该给这个钱了。
“‘渺能视’摸手相就是有点准！”爷爷和婆婆、嬢嬢都这么说，一家人沉浸在希冀的欢欣中。
没高兴两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把我们卷入危险之中。
一伙当兵的在大街上站起岗，鼓楼南街那个鼓楼的周边堆起了一垛垛沙包。街被截断了，南边传来稀疏的枪声。
胡老师家尽管只隔两三条街，人还是过不去，这学不能上了。爷爷和张伯伯站在龙门口里，望着外边，唉声叹气。
当兵的干仗，老百姓遭殃，张伯伯的“瑞珍源”杂货铺只能关门，没一点进项不说，还不敢开门，怕那些当兵的上门来白拿，更受不了。我们家里么，也是一样着了慌，缸里的米只能吃十来天就得上街买，眼下上不了街，熬过这几天，该怎么办？就连张伯伯家也只有几天的米了。菜么，每天边吃边买，这下也断了，婆婆、嬢嬢看着直发愁。几天过去了，不见有松动的迹象，枪声却比原先更响更脆，像是越打越近了。
一天黄昏时候，枪声忽然在附近激烈地响起来，几粒子弹直穿到厨房的外墙上边，篱笆上的泥土一下塌了一大片。
院子里的人也一下子惊叫起来，都钻到各家的墙角。爷爷先向外张望了一下，喊了好几声，嬢嬢才走进屋，慢慢地在墙角的矮凳子上坐下，自言自语地说：“南边攻到鼓楼，这边还顶得住么？”
枪声一阵猛一阵松，夜里平静了一些，却有几粒子弹穿进了夹壁墙。大家都不敢在床上睡觉，爷爷和嬢嬢把两张桌子并在一起，家里几条被褥全放上，桌子底下围起了两面，四个人一齐在桌子下边坐着。嬢嬢扶着婆婆靠在里边一点，爷爷靠外边坐着，不时起来到屋外看看街上的动静。
我多么想跟着爷爷到外边看看，可知道婆婆和嬢嬢是绝不会让我起来的。嬢嬢倒是跟着站起来，一面低声地呼喊爷爷回来，一面埋怨：“这还能睡着么，怎么过下去呀！”
好在过了两宿，攻过来的队伍又退回去了，城里头的仗总算停下来了。我们住的房子垮了几处墙壁，开了个大大的“窗口”，细雨一直飘到屋里。张伯伯家也是一样开了几个大窟窿，张姆姆本来就病重，这么一来更病得不省人事，张伯伯的“瑞珍源”商号没法再开了。这房子原本是张伯伯租下分租了几间给爷爷的，眼看不能再住下去了。
我们搬到老玉沙街。这是从一个姓孙的人家分租来的三间房子，据说老早以前是沈家大公馆的马厩，来往客人把马拴在这里，马夫、车夫歇憩的地方。
以后我知道，这是四川军阀最严重的一次混战：是刘湘支持下的田颂尧的部队和刘文辉的部队作战，史称“二刘大战”，双方和市民多有死伤！那年我十岁。
没多久，妈妈从蒲江回来了，这次回来比往年寒假早。我早就听爷爷说才搬了家，要妈妈和褓褓早点回来。可妈妈说明年不再去蒲江了，也没听她说要再去哪儿教书。倒是回来没多久就对我说：“七，读书要用功，过年就报考县中去。’’
我早先听妈妈说过，读中学就要上成华联①。只有这三个学校才能真正学到本事，长大了才能做事、挣钱、供奉家里。
胡老师那里已读满了两年，不再教了。妈妈在寒假的时间里给我补习了算术，教了点英语单词和简单的口语，复习了唐诗三百首，并教我《桃花扇》的几个段子。照她的说法，学了这些，考上成都县中已经足够了。
可事情却没有妈妈说的那样容易。发榜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妈妈这时候还是那么关切地对我说：“七，不要紧的，这只是头一回，还来得及，别人家都是在十二岁以后才进中学，你现在才十一岁嘛。”还没到下学期，妈妈和刚从上海回来的爸爸到重庆去了。为了我上学，她四处找人借钱，准备了学费：“七，好好准备，下学期一定要考上，妈妈准备学费不容易呀！”
可我真没给妈妈争这口气。再去考试还是落榜了，白交了报考费，多么难过哟！
褓褓从外地回来，看见我没精打采的模样，她想起个主意：“考不上县中，读叙中不行么？马道街离我们家近，学校的名声是差点，但肯定能考上，毕业后还不是一样。从前我和你妈妈都考‘益州’，她考上了，我没考上，现在还不是一样在教书么？七，你都这么大了，老在家待着也不是个法呀！”
于是我考上了叙中。其实这家学校也不如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差，它就是现在甚有名气的“列五中学”。
第一次进叙中学校的大门，一切都觉得很新鲜。学校的房子和我家住的沈家大公馆也差不多，就是有一个大坝坝，紧靠在城墙根上。教室里稀稀拉拉地摆着一行行课桌，学生没有坐满。开学一个多月，还断断续续有来报到的学生。
班上的同学多数原来就在一个高小读书，自来就熟悉，经常玩在一起。只有我和谁都不认得，怯生生地一个人待着。没多久就有大一点的同学来欺负我。我要是去乒乓球室看他们打球，他们就把我撵走；我站在一旁，他们就摸我的脸蛋；看我不高兴还要骂一些不三不四的脏话，拧我的胳膊；看我急得掉眼泪，他们倒在一边笑：“又不是女娃子，那么爱哭！”最让人讨厌的是那个高个子的郭炯，我一看他挨着我走，就又气又怕。回家后跟爷爷、嬢嬢说，他们听了都很生气，可也没什么办法。爷爷说：“你读你的书，不管他，放学时爷爷早点来接你。”
日子长了，总有比较要好的同学，和我同一张小课桌的李曰恒，比我大好几岁，熟了也开点小玩笑，却没欺负过我。到上第十周课时转来一个新同学，叫胡忠谊，年纪和我差不多，胆子却比我大，别人要是欺负他，他可是一点也不饶人。那几个“歪”②同学也不敢对他怎样。我心里想： “我得想法学学他这个功夫，那就不怕别人欺负了。”
快到考试的时候，李日恒怕过不了关，悄悄对我说：“考试的时候，你给想个办法嘛！”
我怀疑地望着他：“这能行么？要是老师晓得了咋办？”
“不碍事的，你坐得靠前一点，把做好的卷子拿在手上，比画一下，我就看见了，别个咋会晓得。”
对着平素要好的同学的请求，怎么能不答应呢？
到考试时，我和胡忠谊在前排，李日恒却隔了一排，他说的办法不灵了。我已经做好了试卷，他还拿着手里的铅笔东画一下，西画一下。旁边的胡忠谊已经交了卷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在一个小纸条上写下题号和答案，揉成小纸团，低声咳嗽一声，把它扔到李日恒的桌子下边。他一直在等我的“救援”，手里的铅笔“忽然”一下落在地上，假装俯下身捡笔，就着连纸团一齐拾起来。我这才吐了一口气，站起来交了考卷，离开教室。
后来李日恒向我道谢，我说：“我还要求你呢！这半年郭炯他们把我欺负够了，我打不过他们，骂不过他们，干受气。我想请你在暑期专门教我咋个骂架，咋个吵嘴，不受他们的气。”
李日恒觉得十分好笑：“这个太容易了，不用教，久了自然就会，你要是急的话，拿一天时间我陪你练练就出师了。”
这个暑期，我真练成一副骂架的利嘴，他来一句，我马上顶回一句；他再骂一句，我就还骂他两句，针锋相对，不让他占到一点便宜。假期过后回到学校，胆子大了，也不要爷爷再接送，自个儿上学，下学则和同学们一起回家。那几个一贯欺负小同学的人，见面也不那么“歪”了。
“小状元，书读得好呀！也帮帮我们嘛！”开学以后，有的同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也有调皮的人故意说：“状元公，还是状元姑娘，莫生气，不要不理我们噻。”
快到期中考试了，一直没和我说过话的郭炯凑过来和我搭腔：“快考试了，小状元还是拉兄弟一把嘛。”
我真不想理他，看他尴尬的样儿又觉得好笑。直到考试时，他们三两个睁着眼睛望着我。我等到最后，还是在纸团上写上两个题的答案，手一抖，丢在郭炯脚下，心里想，算了吧，让你得个及格。
李日恒这学期顶好，因为暑期和我复习功课时下了功夫，中期考试不用帮忙了。他在我后面从课堂出来，说：“你还是帮了郭炯一把，这样也好，他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你了。”
又是暑期，一天在街上碰见张秀珊伯伯。打从退了梵音寺的租房，张姆姆过世，他就搬到西门去了，还是开他那个“瑞珍源，，小杂货铺，已经一年多了。他问起我在哪儿念书，一听是在马道街就直摇头：“小七，你咋个读那个学校，读不好书的喔！还不如在家温习，等下学期再考好的学校哩。”等听我说已读了三学期，他叹了口气，“那有啥法，只有将就读下去了。”
听张伯伯这么一说，心里又不安起来。走在街上，叫人看见胸前的校章也觉得不舒服。人家成华联的学生，走到街上都神气得多，就连邻居孙家两位姑娘，原先还说说话，碰见打个招呼。自从她们上了女中，也好像看不起我这个叙中的学生似的。我心里有了转学的念头。
胡忠谊是明知学校不行也没法转学，他家里很困难，反正读完中学，得想法找事做。李日恒呢，年纪大两岁，上别的学校没指望，也就认了，读完中学，他要找事做。
我呢？要说家里困难，和他俩差不多，许多时候买米的钱都没有，日子真难过，真盼望读了书，早点找事做，接济家里的生活。可家里指望我还要考高中、大学，将来也好谋个教书什么的事。要是这么下去，以这个学校的招牌，找职业、考学校都不容易呀！
“转学？不可能的！”胡忠谊比我懂得多些，“成华联这些学校不接受别的学校的转学生，再说叙中也不会让你走。要会考了，班上几个功课好的学生，随便咋个也是不能走的。不要说你期期第一，连我，他们也不会放。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那我干脆重读初一，未必读这两年书，连成华联的初一也考不上？”
“那倒不会，”胡忠谊说，“不过这一下就白过了两年。”家里的人也反对。要想个法，让家里同意才行。
办法终于想出来了。冬天来了，脚上长了冻疮，疼痛难当。我狠下心来，干脆把冻疮挠破，说是走不了路，上不了学，又不去请假，躲掉了期末大考，回头对爷爷说被学校除名，不重考学校没有法子。其实，只要去学校说一声，经过补考，照样能读下去，这是我头一回向爷爷、妈妈撒了个大谎。
妈妈来信责怪为什么生病不去请假，叫好好准备考成都县中，并再三叮咛别再考掉了，都十三四岁了，不能再耽误了。
我以第二名被录取入学，心里想成都县中真是名不虚传。我在叙中期期前一二名，到这里来重读初一还只能是第二名，两校相差不知有多大？
新生教室里一排排课桌安得很紧，开课的头一天就坐满了一屋子人，比叙中一班学生要多好几十人。教室的净空很高，比叙中的教室显得干净许多。
几周过去，心里那股兴奋劲逐渐消失。学校上的课和在叙中学的没什么特别之处，大多是两年前读过的。倒是有一条好处，不用费力复习功课，作业都是做过的，做起来很快，这就有工夫去看别的书籍，家里的《三国演义》《水浒》《聊斋》，幺爷寄回来的申报、新闻报，街上卖的小报刊登的《玉狮带》《峨眉剑侠》之类的连载小说，褓褓带回来的张恨水的几本小说，妈妈留在家里的几本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还有《桃花扇》，都被我翻过好几遍。读这些书，人倒觉得挺轻松快活，心情和头一回进学校大不一样。
不过，此时家里的生活更困难了。经常从外地接济我们的幺爷爷，又一次失去了工作，接济断了好几个月，妈妈从重庆寄钱也不能按时，婆婆的病不见好。爷爷经常显出一副焦急的样子。
“真不该再费两年的时间，给家里增加多大的负担！”我为自己的鲁莽、笨拙的行为感到十分悔恨。
无意中看到街上贴的过期的学校招生简章，上面提到高中允许同等学力报考。我原先只知道初中收同等学力的考生，却不知道高中也收，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发现。
我也可以去考嘛！同等学力考高中，本是从没想过也不敢想的事，可我已经读过两年初中，还差一两学期的课。能不能去试试呢？要是办得到，不就缩短这两年多的时间吗？缺那点三年级的课，我自觉难不倒，自己看看书，再补习一下也差不多了。不过，不要把路走绝，县中的考试不耽误，考不上还照旧读下去。先不告诉家里，到报名时再说。上哪个学校，也要掂量掂量，还是选择名声好一点的学校。
下了决心，劲头又上来了。
这时叙中的老朋友李日恒找来了，邀约我办报。
“我想约你一起办报，你看《成都新闻》连载的《玉狮带》好卖得很，人们抢着看。我们也来办一个，你当主笔，也写它个《峨眉大侠》，一样挣钱，咋样？”
这可是个想也没想过的新点子。办报、写小说，让李日恒这么一说，好像也没得啥了不起。玉狮带、金狮带，反正都是编出来的，真要我来写也能写出来。不过要办成报纸来卖，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凭几个学生能办到吗？
李日恒明白我在想什么。原来他有一个高小同学，喜欢弄这些，时常往报屁股上投稿，还登出来过。一说起这事挺来劲，答应一起办。他还再约几个有文采的朋友参加。说到开办的本钱，大家一齐凑。这个同学告诉李日恒，印三十二开本一期五百份，有三四块钱就够了。不能天天出或几天出一次，钱、人、稿子都不好办，先办两三个月一期的刊物，容易得多。
这些话我立刻就听进去了，真个是一拍即合。还是那句老话：“初生牛犊不畏虎。”办就办，豁出去了，没得啥子了不起。
李日恒打了招呼：“你先打好稿子，写剑侠小说，到时候好用。”
“要得，反正学校里功课不用操心，混得过去，一天先写几百千把字，写出来再说。”我爽快地答应了。
这事我可就当了真。一连几天，我写了二十篇纸，万把来字。我没有模仿《玉狮带》，自己另想主意，叫做《神剑义侠》，把少林寺方世玉的打斗，玉山郎祝玉清的神态，白玉堂的飞檐走壁，再从《三侠五义》《野叟曝言》里找点合适的情节，七凑八凑，自己看着觉得是那么回事了。只是没想过再写下去会成什么样的结局，走到哪儿黑就在哪儿歇吧。
写起小说来表现行为势必反常，首先是褓褓盘问起来：“七，你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呀，未必初一的功课那么紧？”妈妈在外工作，她就特别操心我。
我还不敢把写小说的事跟褓褓说，怕她笑话我一个小娃儿写啥子小说。我只把想再跳一回学校、考高中的打算告诉了她。
“原来为这个，你咋不早点告诉大人？”褓褓赞许地说，“能考上高中倒是件好事。不过，不要想得太容易，考不上，县中的功课也耽误了，那才叫‘扁担无抓两头滑’咧。”
“不会的，县中的功课好办，全是学过的，考不上高中，再读下去就是了。倒是初三的数理化、英语，光靠自己看书，没把握，去补习要缴费，只好算了。”
一听我说，褓褓立刻拿出点零钱，叫我去交补习的学费，她说：“这可是正事呀！再为难，也得认真补习功课。考高中，哪有那么容易的。”褓褓还说，“准备考高中，光数理化、英语不行，国文丢不得。”这真是提醒了我，我在学校的成绩好，靠的是胡老师给我打下的底子，但是胡老师只讲《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就文讲意，要紧的是背诵、作文，进中学以后，老师除了讲文法、含义、精华所在，还教了诗歌、小说、散文等文艺性的文章，比以前学的新颖多了。没学过这些，万一考试时碰到就麻烦了。我只好热炒热卖，联中的李卉丰老师在暑期开补习班，补习考高中的国文课，也赶去报名听课。第一堂课，李老师讲《圆圆曲》，用的是开明书店活页文选本。
李老师讲《圆圆曲》是出名的，他旁征博引，讲得眉飞色舞，把听众都带到《圆圆曲》的故事里了。我心想尽管《圆圆曲》是文言文的诗歌，但如果写新文学小说能到这个程度，那也不错啊。看来国文补习一点也不能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