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假期，我终于考上了建国中学。发榜那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往东胜街跑。
榜已贴出来了，密密麻麻十几行，上下也很长，一行好几个人名，我一眼瞅到自己的名字——何奇！一数，第三十七名。这一班收了八九十人，比我预料的好得多，真是瞎猫逮到死耗子——碰上了。看着榜上通知的交费清单，贵得不得了。学杂费比初中两个学校都要多十几块钱，还要交制服费、午餐费，书费比初中也贵得多。回到家，看我笑嘻嘻的样儿，爷爷、婆婆、褓褓、嬢嬢全明白了，大家都很高兴。听说学费要那么多，褓褓说：“花多少钱也要让七进高中，韵樵准备的钱不够，我这里几文钱也凑上，不行再当衣被，过两个月再赎。”
总算凑齐了学费，没交午餐费。学校规定学生中午不得出校门，不能吃零食，说是为了保持上课整齐，保持良好风气。其实细想一下，不也和赚钱有关么！
进了学校没几天就觉得紧张得够呛，每天早上七点钟到校，七点半升旗，下午三点钟下课，自习两小时，不准出教室，五点半降旗。升降旗时校长都要训话，然后按初女、高女、初男、高男鱼贯离校，加上从北城到西城的往返时间，七点钟才能回家。因为交不起午餐费，中午只有饿肚子。家里只有一个走不准的破钟，嬢嬢天不明就起来给我炒饭，切几片泡菜，吃了赶快走。晚上回家锅里的饭倒冷不热的，嬢嬢说要热一下，我实在不愿意让嬢嬢这么劳累，便说饭不凉，正合适。有时候婆婆看着心疼，硬要撑着给我热饭，真把我的眼泪都急出来了。有什么办法呢，熬也要把这三年熬过去。到那时，生活总该好一点了吧？
李日恒约我办报的事，渐渐成为我生活的中心。高中的课程，除了上课和在学校里自习以外，就没时间复习了。我不再打算期考考个好名次，只求读得走，考试得到及格分。妈妈叮嘱高中毕业后进大学，学数学，家里有走这条路的捷径。我想但愿如此，不过眼下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不敢抱一定能升上大学的愿望。
语文老师出作文题，学生必须作文言文，成都所有的中学都一样。作白话文的学生考学校很不容易考上。一次，老师出的作文题，我没心思做，忽然想起刚读过的何其芳的《画梦录》，有一篇对故乡的眷念和回忆的动人描写，便抄了一段当作文交了。心想教文言文的老师是不会看这些白话文的书的。果然猜准了，雷老师上课时我正好缺课，坐我旁边的曾克义同学告诉我，老师在课堂上把几个从外地来的做白话文的同学的文章点名道姓地大刮一顿，附带提到了我，说他并不一概反对写白话文，但需写得像个样子。像何奇写的那篇作文，写得多好！他念了我抄的那一段，并说，要不是何奇文言文底子好，能写出那样好的白话文来么？听了这段话，我们俩不禁哈哈大笑，真把老师蒙过去了！
还在县中时，李日恒就来约我到谢百川——就是他那位高小同学家里去，具体商量办报的事了。
谢百川的年纪看上去比李日恒还要大些，人也胖些，和他们在一起，我只能是个小兄弟，可他连呼了我几次“何兄”，这是头一次有人称我为兄，我心里真是乐滋滋的。
谢百川还介绍了后面进来的两位朋友，竟然想不到一个是县中班上的曾正昌①。我和这个曾正昌，平素在班上还说得来，知道他读过不少书，功课也很好，他就是一个毛病，一说话就脸红，随后变成蜡黄色，好久都转不过来。真没想到他就是一起办报的朋友。另外一位叫李异群，看上去比屋里几个人年纪都大，说起话来挺老气，很有把握。
谢百川先说话，和李日恒对我讲的一个意思，请大伙儿一起来商量怎么个办法。
不知道曾正昌在想什么，他皱着眉头不做声。李异群瞅着大家，好像成竹在胸，不慌不忙地说：“办刊物是好事，所以谢兄一说，我就乐意参加。不过要看办什么刊物，我们都是爱好文艺的青年人，要我们办报，搞点花边新闻，登个《玉狮带》连载，能办下去么？每期的新闻从哪儿来？你总不能一个<玉狮带》把报张全占完呀！再说那些荒诞不经的剑侠，飞檐走壁，生搬硬造，把我们自己也搞坏了。我们还是正儿八经地办个文学青年的刊物，大家出力气，把它办得像个样子。前些日子，街上卖的<春天》①不就很好么？我们要办就要办成那个样子。”
沉思的曾正昌也说话了：“我一直在想，办个剑仙侠客的刊物不好，可又说不出道理，给李兄这么一说，我觉着应该照他说的办。”我一下子被李异群的一席话给说懵了，和原先李日恒的策划错了一大截。不过细想一下，他这话倒是在理。我看过几本新文艺刊物、小说，和那些剑侠小说就是不一样，能办成这样的刊物自然更好。只是我写的那一二十篇稿子全没用了，想起来真可惜。
谢百川的口气变得和曾正昌一模一样，剩下李日恒没说什么话。谢百川提出由李日恒撑头办，李日恒却说办不了，还是谢兄合适，有时间，家里也方便。大家七言八语，谢百川没有再推辞，说办登记、找印刷社算他的；钱，大家凑一点；稿子大家都写，一起来定。
我和李日恒一道回家，我看他很沉闷，问他在想什么，他叹口气说：“这刊物，我不能参加了。”
“不是你约大家办的么？咋倒不干了？”
“是我约的，我又没想这样办呀！”他有些难过，“连你也顺着他们的想法，办文学刊物可是个赔钱买卖，卖给哪个看？他说《春天》有多好，可到底有多少人买呢？你看<成都新闻》，就凭连载《玉狮带》，再加上碰巧有枪毙石肇武之类的新闻，一天少说卖上千份，这才有点赚头；那《春天》还当不上十几分之一呢！说实话，我是想办小报赚点钱，现在办啥子文学青年刊物，我可凑不起钱，你和谢百川他们弄吧，我再也不参加这种事了。”
“那你不能自己办么？我跟你一起办。”我说。
“那咋能成？”李日恒直摇头，“光我们俩，既没钱，又不会办，不行的！我原先指望谢百川办，他人网得宽，见识多，家里拿得出本钱，又喜欢张罗这些事。他不干，我可没办法。再说，还是他先说的办报，要不我也想不到的。”
这样，我就回头去参加办文学刊物。
为办文学刊物，我渴求阅读新文学的书籍。原先从妈妈和褓褓那里看到的几本书刊，要拿来边学边用，还远远不够；谢百川、李异群也都有一些这样的书，我和曾正昌就去借，看完一本又一本，同时也试着自己动手写一点。这“新”小说看着容易，好像都是些家常琐事，用不着像剑侠小说生编情节，但一动手，却觉得没什么可写的。勉强写出来，和书里的文章一对照，简直没法比。我只好去找谢百川，看他怎么写。别看谢百川办刊物有一股劲，一说到写文章就没办法了。我和曾正昌只好找李异群拿主意。李异群真有两下子，讲哪本书、哪篇文章写得好，好在什么地方，都很有道理。他还说不要害怕，做这件事就是要先动手学着写，多写几遍，不行就重来，总会写出来的。话虽这么说，我心里总觉得不实在。曾正昌比我强，他有个哥哥在印刷社干活，喜欢看新文艺，他就跟着看。现在他似乎不着急写，不过说不准，他平素好像什么都知道，可又什么都不说，叫旁人码不实在①。
办刊物需要钱，凑足五元钱才够一期的印费。谢百川从家里拿了两块钱，曾正昌从他小哥哥那里弄来几个铜板，李异群一口答应拿钱，就是拿不出来。原来他父亲是教师，赋闲已久，家里已是上顿不接下顿，和我们家差不多。我只有攒钱罐里剩下的几个铜板，三个人加起才三元多钱。
到国民党省党部办登记证也没办到，没有它就不能出版。谢百川到处找人，没个眉目。四个人在一起说来说去，还是没有法子。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李日恒来找我，这是进高中后第一次见他。他顺便问我刊物怎么样了，该出来了吧。我告诉他现在已办不动了，他十分同情地说：“这事原先想得太简单，我们仇老师还问这事呢。”仇甘露，是叙中的国文老师，教过我们两学期。他是听李日恒说我们办刊物的。“仇老师或许能帮忙！”李日恒说，“他上回说党部里有熟人，办登记很容易。他还说可以替我们凑一点钱。”
我把这个信息告诉谢百川他们三个人，他们高兴得合不拢嘴。说这下刊物有希望了，便催我找仇老师，担子撂到我身上了。
李异群提醒大家，登记刊物得先给咱们的“婴儿”取名，原来我们说了几个月，连刊名都没有，这才你一言我一语，什么“锦水”“文学时代’’“新文学”等等，还是李异群棋高一着，他主张用“极光”二字，北极的光芒半年不灭，第二年又开始。这比别的名字别致、脱俗，也许有人听了这名字会有兴趣，想看一看。
“极光”！名字就这么定了。
又一个星期六晚上，我事先请李日恒约仇老师，到他住处去看他。他住在叙中校内单身教师宿舍。我还是拉着李日恒一块去的。仇老师很客气，问我们怎么打算。他说办刊物不容易，要下决心办，还得想一些办的路子。
“对你们青年人要办的事，我总是尽量支持。党部办登记证的事我包了，你们写好申请登记的报告拿来，我去帮你们办。要是你们需要，我可以出个名字。”
可是说到办报需要的钱，如同他对李日恒说的一样，答应想办法，不过似乎又很含糊，是一回帮助，还是一期帮助，多少钱，都一点没露，叫人摸不着头脑。我又不好意思头一回就问个究竟，反正办登记证已帮了大忙了。这时他忽然提起，他在叙中、省成中①教了六班的国文课，一个月有两次作文卷子，差不多四五百本要阅、评、改，忙不过来，就说：“何奇，你就帮我改下这些卷子吧。”
“我能行么？”在我的印象里改作文卷子当然是老师的事，我这个中学生也能改卷子？一本一本地写评语、打分？
“你别谦虚，能办刊物，还不能改卷子？我清楚你的国文底子，一定能做好。我不会让你白改，就拿这点报酬支持办刊物，怎么样？，，他见我没说什么，就点了点案头上三大垛作文卷子，一起交给我，“你拿回去，下星期天改好了再送回来。不过不要让旁人看见你拿那么多卷子进进出出。”
李日恒笑着和我一块儿出来，说：“我真羡慕你，几百本卷子，一个月好几块钱呢。”
“仇老师没说多少钱，也没说多少本呀！”我不大放心。
“用不着再说多少了，”李日恒说， “改作文卷子有行市，一分钱②一本，四五百本就算一半也有两三块钱的。”他这话是提高嗓门说的，仇老师应该听得到。
次日我们就在骆公祠街谢百川家聚会。听说刊物登记有门，还能从改卷子中至少得到两三元钱，差不多够一期一半的钱，大家都十分高兴。看来，几个月奔波的刊物终于可以“出世”了。
大伙正兴高采烈时，李异群却比别人冷静得多。他琢磨了一阵子，反复念叨仇老师的几句话：“‘要是你们需要，我可以出个名字。，这话什么意思？是不是仇老师想插手进来，当社长，当总编，把我们的刊物拿到他旗下？他和党部有关系，是不是想把刊物拿到党部手下？果然如此，我们这个刊物还没出世，就归婆家了。”
不说不当回事，给李异群点了一下，又都觉得是一回事。曾正昌头一个说话：“不干！我们办刊物，凭什么要老师出名字，让他来摆布？”谢百川有点含糊，他也觉得仇老师在耍手腕，但又怕拒绝他拿不到登记证，作文卷子也改不成，弄得刊物胎死腹中。我听李异群这么一讲，真觉得仇老师有这意思，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还是李异群最后拿出主意：“仇老师总算是帮了我们大忙，真得谢谢他。他说的那几句话，何兄你只当没听见，我们这个刊物就只有我们这几个人，别的人一概不沾。看仇老师的口气，你不吭气，他不好再问的。他已经答应办登记，我们赶快写报告，不要弄个夜长梦
多。改卷子么，已经拿回那么多本，那就作古正经①给他改，到时候早早送回去，让仇老师也高兴，这不就成了？”
仇老师果真耍起手腕来。我每周改一批卷子，送回一批，他老是不说钱的事。过了好几周，我真有点急了：“仇老师，《极光》还差两块钱印不出来呀！”他听我说了三四遍才拿了一块钱给我。我暗自算账，改三本还不到一分钱哩。尽管如此，总算拿到一块钱，《极光》的印费凑齐了，心里美滋滋的。
足足两个月，第一期《极光》终于出来了。我们四人各自发表了好几篇稿子，李异群扛了大头，他以“田羊”为笔名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一篇较长的散文，十几行抒情诗，还有许多补白。曾正昌以“田家英”为笔名写了一篇不短的小小说。
印出的刊物，三十二开本，外观很干净、简单、朴素，和坊间的《春天》相比，觉得也差不到哪儿去。我反复看了几遍，觉得还是李异群的文章比我们的强得多，文章有鼻子有眼，使人一看就想看下去。曾正昌也比我写得好。和书刊上的作品比较，我确实差得太远了。不过，总算写出来、印出来了，很有成就感。
谢百川找了几个地方发行刊物，其实就是在小摊上零卖。我拿了几十本，找李日恒在叙中的同学推销，也找建中的同学卖，邻居孙家大姑娘也帮着拿到中华女中零卖了几本。只有李日恒回话没卖掉，他们班因寒假毕业，谁也不想看什么书。李日恒还告诉我，他准备毕业后就去四十一军学兵队，不再读书了。
一个月里，<极光》卖掉了近两百本，压在谢百川手上还有三百来本，一共收回两块钱。一期下来就赔了三块多。李日恒算是说准了。
我们在刊末注明两个月一期，头期弄出来，第二期又怎么办呢？大家的劲头正足，能卖掉那么多本，说明不是没人看嘛。硬着头皮也要把第二期做成，但怎么搞，仍旧心里没数。
常常在傍晚时分，不是李异群来找我，就是我去找曾正昌，总是三四个人沿着街边散步，因为谁的家都不宽敞，也不好天天往谢百川家里跑，只好把街上当做聊天的地方，一天聊个没完，就是聊文学作品，聊<极光》怎么办下去。
“我们办刊物总得像个样子，对社会有益，对文学青年有益，才能够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李异群这几句话几乎成了每天的口头禅，说来说去，离不开这个意思。而说到这里，其他人就不再说什么，默默无言就是对他表示赞成。
聊文学作品总会和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联在一起。事情多半是李异群说起的，大家多说两句，他总是低声招呼大家：“不扯这个，休谈国事，还是谈我们自己的事吧。”
“这有啥子，建国中学王老师经常讲这些话，他讲的比我们说的透彻多了。他还引用卡尔和伊里奇的话哩。”我顶了他两句。卡尔和伊里奇，就是现在人人熟知的马克思和列宁。
“那他真胆大，不怕别个说么？“
其实这些话不仅王老师讲，我们也还各有来源。李异群和谢百川年纪大些，认识的人多；曾正昌常从他二哥那里知道许多事；我和他们比不上，不过有时在祠堂街开明书店的书摊上看了一些书，那里有文学刊物，也有社会思想刊物，给自己肚子里装了不少东西。这些话对谁说呢？就只有在这三四个人的圈子里说说罢了。
一天晚上，李异群、曾正昌和我三人在街上散步。
“风声有点紧，说是西安出了事。”李异群说，“街上说什么话的都有。”原来蒋委员长在西安被“张杨”抓起来了。
“老百姓才不管哪个抓哪个哩，我们四川的滚龙、火龙、水龙、闷龙、真龙，在老百姓眼里还不都是一样的么。”我这番话，其实是从爷爷那儿听过来的，曾正昌很赞同。
“这就不一样哕！我们这里叫军阀混战，人家这一回是国家大事呀！听说是一个要战，一个要降。”说到此处，李异群压低了嗓门，“现在有一种人民阵线的说法，他们说张学良做得对，是为了抗日。”“这个说法对，”曾正昌提高声音，“是该抗日，你看我们中华民族眼睁睁地看着被日本人欺负，不能还手。谁要是主张抗日，很多人都会跟他走。”
“有些人就不赞成这个说法，你这是人民阵线的说法，那国民阵线就说这是叛变，要讨伐，看样子要打一场大仗。”
“这些人准是和黄郛、王克敏一样是亲日派，还叫什么国民阵线！’’我的气一下子上来了。
李异群笑着说：“事情就是那么回事，不过我们不能去说这些，否则人家会说你也是人民阵线的，还是想法办我们的《极光》吧。”办《极光》却是困难重重了。稿子反正是几个人凑，钱却是毫无办法。李异群已无能为力，他教书的父亲依旧在家里待着，看见谁都是一副憎恶的样子，我们不大敢去他家。曾正昌只能从二哥那儿讨三吊两吊就不错了。只有谢百川有时能掏块儿八毛。我指望给仇老师改作文卷子的“奖赏”，可是从《极光》第一期出来，仇老师似乎话不投机，送了一本给他，他却很漠然。在我又一次给他送作文卷子时，他终于发话了： “何奇，这回没有卷子给你了，我已经不再兼省成中的课，下学期也算了。你收下这一块钱，我再也没有力量帮助你了。”
我心里略略估算了一下，几个月来改的作文卷总在千把本以上，上回一块钱，这回一块钱就打发了么？可没办法，他是老师，这点钱已是帮了《极光》的大忙。到了腊月，《极光》总算出了第二期（我以“何尚”为笔名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挥汗者》，这是看见街上拉
黄包车的，大热天拉着有钱人跑步如飞，汗流浃背，不时用手挥拭额头的汗水，而坐在车上的先生、太太却慢慢地扇着蒲扇，十分悠闲安逸。这种强烈的反差使我带着对拉车人的同情写下这篇文章。写新文艺总得有合适的题材，这是我那时唯一能找到的现实题材）。和原先想象的大不一样，这期只卖了几十本，还不到第一期的三分之一。头一期卖得多是因为人们图看个新鲜，第二期就不放在眼里了，算是白办了一期。虽说很想办下去，可一点办法都没有，连最热心办报的谢百川也没法子。只是谁也不死心。
“我们不就是缺点钱么，我不相信办不下去。”李异群口头上的劲头很足，他总说我们的刊物并不比坊间的刊物差到哪儿去，办到这步田地，丢了多可惜。说到这儿，几个人都有同感。李异群还有一个想法，不能按期出，就凑够一期出一期，反正不能散伙。
说得对，可哪里凑钱呢？李异群忽然有了主意，他建议我们向几家报刊副刊投稿。如果采用了，能得个块儿八毛的稿费。几个人凑在一起，不也有两三元吗！他正找了个门路，替人抄书，要是能行的话，能多凑一块钱。
尽管《极光》-时没法办了，我们这四个不在一个学校的学生仍搅在一起，形影不离，三天不见就好像缺了点什么。大家互相勉励，设想自己的未来，几乎是同样的目标：做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我还加上一条，首先是挣个教书的饭碗，再兼写作。
可是多么要好的同学和朋友也会有吵闹得不愉快的时候。春天的一个雨日傍晚，地上湿漉漉的，沾满了泥水，四个人照样在小街上散步，天南地北地说这说那。一句话不投机，曾正昌和我大声地争吵起来，想不到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谁也不让半句，在一旁的李异群、谢百川劝也没劝住，我们两人各自扬长而去。嬢嬢奇怪地问我怎么会这么早回家，褓褓像是看出点什么：“瞧你今天气呼呼的模样，难道和谁过不去？”我没作声，早早睡下了。连爷爷都奇怪地看着我，平常我总是看着他喝完那一小盅酒才睡下，可今晚上，他那杯酒摆在小桌上还没动哩。
睡得早，其实睡不着，老是想来想去平静不下来，往后怎么着，我反正不会像以前那样和曾正昌来往了，各人走各人的路。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李异群和谢百川还是经常来叫我一起散步、聊天，不过不是天天见面，少了一半，其他时间准是和曾正昌一起玩。他俩试着把我俩拉到一块，我回答得斩钉截铁，不得行！估计曾正昌也和我一样的劲，说不动。那天李异群终于戳开这件事：“你俩都这么硬，我们再办刊物怎么办？”
“那好办，你俩做主，该我写稿子或是干别的，我照你们说的做就是了。”
到学期快结束时，我们真按这个办法继续办刊物了。那天李异群又一次来找我，说他写的几篇稿子已经登在报纸上，得了约三块钱，谢百川能为办刊拿两块钱，“你和曾正昌不也有几篇稿子登在华西副刊上了么？”这么一算，能凑好几块钱，比印前两期的日子还好过些。“不要说稿子了，我那篇《悠闲主义试论》，叫‘赵陆宝，写文章骂了一顿，那就是曾正昌写的。我写了反驳文章，人家就再不理，算我白挨了一顿骂！”
“你咋晓得肯定是曾正昌写的？”李异群想缓和一下。
“那还错得了？你不要装‘糊涂，我们一起商量的笔名，韩赵魏， 海陆空，我叫韩海獭，他叫赵陆宝，你是魏空群。”
李异群笑了：“笔墨官司，小报、刊物上多得很，没得啥子关系。还是说说我们的正事，这期出定了，我和他俩都说过了，不用《极光》的名字，干脆把刊物登的文章作刊物的名字：‘散文，，你看咋样？你当主编，大家拿稿子，由你编排好后去印，老谢是发行人，他包印、发。”
“我咋能当主编，明明该你干这个角色。再说曾正昌的文章，我也不好去拿。”
“你还这么大的气！”李异群笑了，“这事包在我身上，你放心，曾正昌会按时交稿。他说过他绝不会忘记我们几个人的友情，共同的愿望，他会认真写稿子的。”
出《散文》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为了这，我给报屁股多投了几篇稿子好多弄点钱，可是只有两篇短文被采用，一篇只有八毛钱的稿费。不过现在几个人写的稿子，比起《极光》来究竟要好得多。大半年工夫，大家都读了不少文学读物，什么《文学季刊》《文学月刊》《作家》《译文》《文学》《文学界》《光明》《中流》，差不多期期都读了，鲁迅、茅盾、巴金、靳以等的书也看了好多本，几个人的书相互交换，每天下午放学后到祠堂街的北新书店、开明书店的书摊上看那些买不起的书，装了不少在肚子里。再加上看到、听到的周围的事，总有创作的冲动。但是物价上涨，印费比上两期贵两块钱。为了凑够它，真费了不少劲。
读了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都德的《最后一课》，再有杜甫的<春望》，正和当时日寇侵华的现实融在一起，心想就该写出这种题材的文章，故事情节能构思出来，只是成都这个地方，距离东北、华北太远了，写出来的东西很空泛，怕写不好。
这时的成都，街上看着虽还那么寂静，茶馆里照常贴着“一人一碗，休谈国事”的红纸帖，但在年轻人里却已乱哄哄的，传着各种各样的流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啦！”“国共两党又要合作了！”“日本人要进攻中国，不光是华北，还要到华南，到长江啦！”在学校里，要好的同学不免在一起窃窃私语。
同学们还发现一件新鲜事，校长在每天升降旗时虽然照样训话，但原先讲话时自然的站立姿势变成军人立正的架势。以前学生们老在议论他站着时左肩比右肩高，现在却倒过来了，右肩比左肩高。原来他上峨眉山受了军训①，准是因为左肩高，挨了教官的军棍，无形之中把右肩抬高了。这也同样难看呀！
教公民课的王老师——他同时是学校的训育主任，上课时常引用卡尔、伊里奇的话，还讲了一些社会经济知识。他讲的都德的《最后一课》、南丁格尔，这些都不是公民课上的内容，而是国文、历史课的内容。这几周他忽然沉默了许多，上课就照着教科书念，不再讲别的。有一天他打破了沉默，讲起了文天祥、岳飞和南丁格尔，然后很严肃地点了一个同学的名字：“朱时可，你看我讲的是不是人民阵线②的话？”
朱时可满脸通红地站起来，磕磕巴巴地说：“我不晓得。”
我觉得很奇怪，后来才听曾克义说：“不要小看朱时可，他人小鬼大，背后常向周启富打小报告，说这个是人民阵线，那个是激进分子，连老师也不放过，要不，王老师怎么这么生气。”
另一个同学说：“朱时可一个月可从教官那里领几块钱津贴。”
我听了后觉得直恶心，为朱时可这种人感到可悲。我把这些事情和李异群谈起时，还是那种想法：“让他们闹去吧，我们还是干自己想干的事，两耳不闻窗外事。”
“我们都算得上是超然派。”李异群也这么说。但从心里说，我是赞成人民阵线那一派的，只是不想参与而已。事实上，也没人叫我去参与。
有一天我说话不小心，惹恼了褓褓，又不愿意立刻认错，只有溜出屋子暂避。上哪儿去呢？信步走到八宝街口，看见挂着“瑞珍源”字号的小铺，挂着几张零落的彩票，还有草纸、洋火①，这正是张秀珊伯伯的家。张伯伯搬家以后，我们少有来往，倒是头年为了推销《极光》，我送给他两本，他硬塞给我钱。
正好张伯伯守着铺子，他先叫我：“何家老七么，来坐坐噢。”
小铺比起梵音寺的铺子小多了，除了柜台，只有一张小桌子，两条小板凳，货架子上是空的。
张伯伯还是那么爽朗健谈，问这问那。他忽然说：“七哥，我看你一副不高兴的样子，为啥子？”
“没得啥子。”我本不想说，但在张伯伯那双慈祥而又精明的眼光下，还是把在家里和褓褓顶嘴的事说了。
张伯伯笑了：“吵几句就不高兴了，有啥子大不了的嘛，一家人，长辈说几句也没得啥子，你都在读高中了，还不明白么？”
“有的事，太叫人看不惯！”我说。
“看不惯的事多得很，这个世道，要讲啥子看得惯，倒真的没得。家头一点小事，有啥子看不惯的，这国家、社会上看不惯的才多哩。不惯也得惯，有啥子办法。”他笑着说，“回去，给婆婆、褓褓赔两句不是，话明气散。”
张伯伯这么一说，我倒真是无话可讲，从心里认错：“伯伯，那我就回去了。”
“那不行，你当我赶你回家？就在这里，陪伯伯喝两盅，我晓得你晚上总要陪爷爷喝酒的。”
我便留了下来，张伯伯捡了一碟油炒豌豆，两个小酒盅，一盘炒萝卜干，两碗干饭。喝了几口酒，他的话更多了。军警横行，敲诈勒索，就是“瑞珍源”这个小铺，什么捐，什么税，生意不好做，还背上一身还不清的跟斗利的债，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你说这日子能看得惯、过得下去么？我只好收拾收拾回老家了。”从张伯伯家出来，心里觉得很不是味儿，在街上转了转，很晚才回家，看见爷爷焦急地在门口站着：“老七，你上哪儿去了，不回家吃饭。”
“爷爷，我在张伯伯家吃过了。”
第二天放学回家，褓褓进屋来，放低声音说：“七，等会儿褓褓问你件事。”
难道是责问我昨天的错事？要狠狠地教训我？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到堂屋，望着褓褓忧郁的眼睛。
“你昨天去张秀珊伯伯家了？”
“褓褓，你不晓得嗦？昨晚回家，爷爷已经问过我了。”“张伯伯和你说了许多话，还喝了两盅酒？”
“褓褓你咋个晓得这么仔细？有啥子事？”我奇怪地问。
“啥子事？你想不到吧，张伯伯昨晚，就是刚和你喝完酒后，不晓得有好久，喝了一瓶‘加波利，！”
“喳！”这真是晴空霹雳，令人难以相信，“加波利”是有毒的呀！我们班的王修桂因为和他表妹相恋，家里不允，就是喝“加波利”自杀的。
“那现在咋样了？”
“还救得活么？善容哥和善容嫂天明才晓得这事，跑来送信，说你昨天去过，他还很高兴，哪晓得不多久就自尽了。家里啥子都没有，丧事也没法办。”
“那我们不去帮帮忙？’’
“凭我们两家的交情，当然去了。”褓褓点点头，“不过没让爷爷去，我去了，善容嫂娘家也去了人。大家凑点钱，买了一张薄板掩埋了。我们家也没法呀，只有我教书攒了几块钱，能帮多大的忙呢？”褓褓沉吟了一会儿说，“张伯伯真是个硬汉子，挺得住，看来他早下决心自尽，正好你去，还和你说了那么多话，声色不露，真不容易。”这一晚，我怎么也睡不着，张伯伯的举止笑貌老是在我脑子里晃荡。他是个好人呀，怎么会这样？这世道真叫人活不下去！日本要灭中国，华北大地早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像张伯伯这样的好人也被逼得走投无路！不由得在心中呼喊：“天理何在！公道何存？”能到哪本书里找到解决的答案？思来想去，别的书是找不到的，只是在文艺作品里看到过不少，但多半是把事情摆出来，答案却是隐晦的，说出个头，说不到尾。再想下去，只有在王老师和同他一起代课的刘老师教的卡尔、伊里奇那里找答案了。我一直赞同他们讲的道理，但拿定主意决不参与，不介入，做李异群说的超然派。可是现在目睹这些事，好像不知不觉地要把我往那条路上推……
《散文》总算出刊了，看了那些文章，真有点沾沾自喜。与《极光》比较，可是强多了。李异群的小说《白塔山的云雾》，写的是他的家乡嘉陵江边一座小城的故事，有点像《白夜》《长江上》那种情调，算得上是这一期的顶梁柱，而我写的报告文学也觉得自然流畅言之有物，和上一年的《挥汗者》相比大不一样了。不过，尽管办得不错，却也卖不出几本。有几个人能看好、欣赏这小玩意呢？
暑期中七七事变爆发，抗日的战火迅即燃遍全国。刘湘等川军将领也纷纷请缨出川抗日。李日恒带信给老同学，他已经从学兵队转到部队，当了排长，准备开赴前线。
平静的生活泛起了阵阵波澜。
李异群不见了，到他家问，说他去了乐山，近期不会回来。
《华西副刊》不断发表署名田家英的文章。曾正昌在《极光》上发表的文章都是用的这个笔名。看他现在的文章，似在参与什么活动。
嬢嬢已出嫁，只有褓褓带着她收养的四岁小弟早晚照顾着躺在病床上的婆婆。
我时常待在婆婆床前。婆婆说：“七，你要是个姑娘就好伺候婆婆了。”
“不，我一样能伺候你。”
婆婆拉着我的手，淡淡地笑了：“傻孩子，你咋个能服侍呢？褓褓会照顾我的，嬢嬢隔几天也回来看看。”婆婆沉思了一阵，忽然回到那天的话题，“婆婆不行了，我一直挂念两件事，嬢嬢总算出阁了，是婆婆的病耽误了她这么多年，这下好了。再就是你啦，婆婆看不到你长大成人，心里总是欠欠的。”
我的眼泪差不多要流下来，低下头，哽咽地说：“婆婆，你不要说了，你会好起来的。”
婆婆慢慢地摇摇头： “七，你还会说宽心话，婆婆晓得自己的病。”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你是个懂事的孩子，晓得我们家的日子是咋个过来的。你妈妈为了这个家，辛苦了半辈子，往后都靠你了。你要好好读书，不要学坏孩子的习气，要守本分。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的。”
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只能低声回答：“婆婆，我晓得了。“过了暑期，学校里再不像原来那样单调、寂静。升降旗时比往常更加肃穆，校长的训话照例还是那么长，不过讲的都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鼓励学生认真读书，报效国家之类的话题，大家觉得能听下去了。
王老师忽然转了大弯，到县政府当主任秘书去了。训育主任成了刘老师，他上课和王老师一模一样。听说他俩是北平的大学同学，尽管他的北方口音不大好懂，但他更容易接近些。
军事教官下操时喊的声音比原先更大，有个同学立正姿势不好，竟让他踢了一皮靴，这下把学生惹恼了，闹腾好几天，最后是刘老师出来给大家说了几句才算过去。
课余时，几个要好的同学在一起议论，总是离不开战争的话题：保定失守了！刘峙跑到开封，石家庄吃紧，八路军开往华北前线，阎锡山在临汾办民族革命大学……“我辈向何处去？”悄悄地在同学中议论开来。
我家又搬了一次家，这回搬到东珠市巷，靠城墙边的大杂院里，离几个熟人家越来越远。
婆婆经不起搬家的折腾，过了两个月便离开了人世。灵柩要送回乡下安葬，按照老规矩，我是长孙，那一天要披麻戴孝，拿着哭丧棒，扶柩到牧马山，守着棺木人土。我在坟前默默地站着，心里却在对婆婆说话：“婆婆，你咋就走了呢？我晓得你是因为贫病交加而死的呀！”婆婆得了重病，吃好药要花大价钱，可家里头一件事是几口人吃饭，还要让我读书，哪有钱好好治疗。要是我不读书，婆婆就不会这么早去了。一想到这里，我万分难过，真对不起一手把我拉扯大的婆婆。真该早点把书念完，想法挣钱。
二十里地当天回来，爷爷和褓褓都沉默着，家里静悄悄的。爷爷卷起叶子烟，斟了一小杯酒，一小碟花生米、豆腐干，我陪着他，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听到爷爷低微的几乎听不出来的叹息声。
“老七，你要记住，婆婆好喜欢你呀！”
“我晓得，爷爷婆婆疼我爱我，我永远不会忘记。”
褓褓看着我难受的样子，关切地说：“七，你为婆婆过世悲痛是应该的。不过，你要振作起来，念好书，不要让婆婆在九泉之下还为你操心。今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吃饭穿衣。你不光照料好自己，还得照顾爷爷。记得么，爷爷今年都六十八岁了。”
我默默无语地听着。爷爷、褓褓说的都对，可是我就这样过下去么？
国家、民族、社会、家庭的苦难际遇在我心中交织在一起，未来会是怎样？生活就这样无望地重复下去？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