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刚从谢百川家里回来，褓褓喊我：“七，回来得正好，崔老师找你有事。”
“有啥子事？”我暗自奇怪。崔老师叫崔润民，是妈妈在益州女子中学读书时教务主任崔觉民的小妹，也是她的小同学，正在西城教小学。妈妈和崔老师一家常有来往。
原来崔老师特意请我参加“九五读书会”，她也是刚参加。我早听妈妈说过崔老师是很内向的人，她姐姐和妈妈说话时也难得见她搭上一两句腔，如今她来邀我参加读书会，真叫人想不到。
崔老师的话很简单，就是抗战军兴，大家都关心时事，探索抗战之路。读书会的宗旨是切磋学业，关心时事。她平时从不参与社会活动，这一回她觉得应该参加，想找几位同学一道参加。
对于参加学生组织，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暑假时，李异群找我，说一个“学生生活社”的学生组织邀我参加，并说参加后可以得到六块钱的补助费。我有点心动，六块钱，多么有吸引力呀！何况是李异群邀约的，凭我对他的信任，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便答应了。可是这时谢百川带来曾正昌的口信，说这种组织不是好东西，李异群也建议他参加过，他立刻拒绝了，并劝我和谢兄千万不可参加，我就赶紧放弃了。如今崔老师邀我参加读书会，我就问得很仔细，知道是一个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读书会以后，才答应了，并且按崔老师的意思，又邀了谢百川、曾克义、薛在明几人参加，他们都高兴地同意了。
在内姜街，崔老师领着我们一起参加读书会的活动。这是一家公馆，客厅很宽敞，女主人是读书会的主持人，她自报名叫杨汇川。第二天曾克义告诉我那是大军阀杨芳毓的公馆，看来老人不在，女儿杨汇川就用这屋活动。
读书会的活动真的是从读书开始的。杨汇川和一位姓柳的男同学主持了活动，他俩差不多从头说到尾。我们其他的十几个人，其中有县中高中部的几个女同学都没大说话。读书会规定每周活动的时间，鼓励大家参加各自学校和社会的抗日宣传活动。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简单，但也很兴奋。有这么一个活动的地方比我一个人孤寂地在一边好多了。谢百川想告诉曾正昌这事，我也希望他知道这个活动。曾正昌立刻回复了谢百川，他很赞成我们参加这个活动，谢百川问他是不是参加，他说各人干各人的，不参加了。
学校里的气氛活跃多了，一天刘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同时还有七班的赵一明同学。
“学生会要办墙报，你们俩当总编辑。”
赵一明没开腔，我刚说了一句干不下来，就给刘老师顶回去了。刘老师说：“连刊物主编都当了，还干不了墙报的主编？不过要比别的同学辛苦点，这是抗战需要嘛，就这样吧！”
我很诧异，在校外办报刊，并没有在学校里说过，刘老师怎么会知道？没什么可推辞的，干吧！
干了几天才明白过来这真是个累人的活路。两三天一期，偌大的两大张，比《极光》-期两个印张还多。每天报道有关战争的新闻，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写上，稿子不够了，我们两人还得凑点小诗、杂文或加上编者按来补白。编一期，中午休息的时间、下午的自习时间全占去了。有时还得回家琢磨凑的文章，每天在祠堂街书摊看书的时间也不能丢掉，可真够忙的。当我们把一期墙报贴在墙上后，每天中午、下午总有不少同学站在墙报下观看，真有一些读者，我们看着也颇为得意。
一弄上墙报的事，别的事包括读书会的活动就不能按时参加了。读书会原分三个小组活动，我是其中一个小组的召集人。一次，好几组读书会在一起，杨汇川介绍几位新来的同学，有黎储力和余有林①，并说读书会的人多了，另一个读书会愿意和我们合并，商量改个名字，叫“大众读书会’’。随后重新分了小组，可能觉得我有点吊儿郎当吧，我那一组改为曾克义为召集人。这本没什么，不过还是有点不高兴。
好在我的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学校里。刘老师主持开学生会，要求一部分学生报名上街宣传，我们班摊上一个组，星期天上街讲演，自然叫上我同去。那天赶早到学校，各班各自打着小旗上街。我们商量好在东城根街口的茶馆里讲演，那里一大早就有人喝茶，待在那儿比在街上围圈子方便得多。一次我看见一个汉子拿鞭子抽打一个女孩，要她卖唱，一群年轻人上前打抱不平，责问那汉子，一下子就围了一大群人，场面非常热闹，再往下看，原来是头几天在《光明月刊》上看到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得真像，吸引了一大堆人。我们这帮学生小队可没那个本事，只是在茶馆里应该有人听。事情想着容易，做起来可没那么简单。轮着我演讲，站在一张小桌子上，对着一个纸扎的喇叭筒高声说话。面对着茶馆里喝茶的几十个人，我原准备了一宿要讲的话一瞬间就不见了。一站在桌上，心里倏地紧张起来，脑子发木，脸上似乎在抽筋，只说了一声“先生们”，后面的话就忘得一干二净，只好临时一个字一个字地凑，没多久就讲完了。从桌上下来，曾克义悄悄说：
“你刚才好吓人哪，脸一下子刷白，一点血色都没得。说话上句不接下句，才几分钟就下来了。”
“你不晓得那时我有好难受！”
后面上去的同学和我差不多，慌慌张张地几下说完，准备了几天的街头宣传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在桌上讲话时，不敢向人丛看，到别的同学讲时才看看茶馆里的人。这些人里有的在裹叶子烟，似乎没听什么；有的眼睛瞅着对面的墙壁，像是在想别的什么；多数人还是看着讲话的那张桌子，有的人轻轻地点着头。
“难为这些后生，给大家念念报纸也好嘛。”从茶馆往外走时听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对另一个老头说。
回家的路上曾克义告诉我：“下午去葛园①，张文清要来，专门约你一起喝茶。”
张文清原先和曾克义都是华阳中学初中毕业后考进建国中学的。头一学期我俩挨了普七学生张锦熙的殴打，我们还了手，本应是张锦熙被开除，却因为他父亲有关系而留了下来，张文清反而被记了大过。他对此伤了心，第二学期便转到大成中学去了。我们是打架时的帮手，平常也合得来，只因不在一个学校，因而很少见面。他今天专门找我，肯定是要去的。
“今天晚上该去祠堂街参加读书小组的讨论会，不要忘了你是召集人呀！”我提醒曾克义。
“忘不了，早点吃晌午、喝茶，再去祠堂街也来得及。”
等我赶到葛园时，他俩已经在靠墙边的小桌上泡好茶等着了。我坐下不久，张文清先开腔：“我是专门来向你们告别的，我过几天就走了。”
“走了？上哪儿去？”我和曾克义不约而同地问。
“上西北去！”张文清环顾四周，低声但口气坚定地说出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叫人惊诧，我从前对他的印象是性情刚直，但不问世事，只是用死功读书，怎么会变得这样快？做我们从未想过的事情！“说来有点话长。”张文清对我们说了心里话，“离开建国中学，我当时的心情是愤愤难平！连学校都这么黑暗。到了大成中学倒好，读四书五经，不问别的事，同学都是些老夫子。可是怎么也解答不了脑子里的许多问题，好在近来认识了一些朋友，晓得了一些前所未闻的事情。现在抗日战争开始了，可是我们这里却看不出有啥子新变化。作为一个热血青年要想报效国家，还是北上去吧！那里才能找到抗日救国的真理，民族振兴的真理。我已想了一阵子，最近冯林他们走了，终于促使我下了决心……”
“我也才晓得冯林、袁圣和①几个人头几天走了。”曾克义插了句话。我不认得冯林、袁圣和，但听曾克义说过，在华阳中学，他们几个人是最要好的同学。
“我对你们俩说的，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要传到家里，那可就糟了！”
“原来你没告诉家里？”曾克义惊疑地问。
“告诉不得，他们哪会准我去那样的地方。我大兄你见过吧，凭他那样的军官能同意我去那里？就连你的父亲也别告诉，我晓得曾老伯对我们很好，可也决不会赞成我走这条路的。”
告别了张文清，我和曾克义一同去祠堂街，两人没有再议论什么，脑子里却静不下来。张文清先走出这一步，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一池静水，激起了阵阵涟漪。
读书会上出了新题目，不是读书，而是活动。黎储力告诉大家政府下令调集了几万民夫修凤凰山飞机场，读书会里有人建议联络一些同学去凤凰山作抗日宣传，也对民夫表示慰问，因为这是为抗战做的大事，那么多人在那里干活。
“光我们几个人，拿啥子去慰问呀？”有人提出疑问。
“不要紧的，和别的读书会、学校一起办这事，人还能少么？”
大家都赞成这件事，民夫不就是大众么？慰问民夫就是向大众致敬，和工农大众一起为抗战作贡献、作宣传。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去！”
什么时候去？怎么去？大伙儿看着黎储力，看他有什么主意。他倒沉得住气：“事情没那么容易，我们要和其他读书会商议怎么去。
最好是先去几个人看看，回来大家再去。别慌里慌张，徒劳往返。”“民夫们很苦！’’黎储力打了个手势。他的老家来了好多民工，全睡在湿漉漉的地上，铺几根稀稀落落的稻草，吃白饭、红苕，盐开水泡饭，一点油花都没得。生病的人不少，病了也没得人管，修机场的钱不晓得给了谁。
真是这样么？一想起社会上的种种现象，这不都是人民遭受的苦难么？连为抗战修筑机场的民工也免不了遭受这种苦难……张文清要去西北……该怎么办呢？
一段时间以来，每天都有一批批学生扛着慰问的旗子向凤凰山走去。过了好几天，黎储力才告诉曾克义说这星期天去，偏偏我要在学校办墙报，刘老师硬是不让我去。我对他说绝不会耽误办墙报的事，晚上回来写就是了，刘老师这回真是倔，他说：“上凤凰山是抗日宣传，编墙报也是抗日宣传嘛。上凤凰山早晚一天半天不要紧，你不去还有很多人去，编墙报只有你们两个，少了你就等于少了一半，哪个来补？”
有什么办法呢？我是多么想去凤凰山看看。
曾克义去了后告诉我一点不假，那些民夫真苦，简直就是悲惨的非人生活，长干疮的、打摆子①的多的是，又没有药医治，就那么拖着。当官的只是催着民夫干活，有的还拳打脚踢……
“我们没带点东西去慰问么？”
“都带了一点小东西，不过能有啥子用嘛！那管事的还不愿意你拿进去哩。”
一天降旗时又出了件事，从来不缺一次讲话的校长今天没开口。新来的一位姓邹的教导主任却上来讲了一大通。此人脸上麻麻点点的，挺难看。没说几句，味道就不对了。他提到凤凰山机场，说这些天大批学生川流不息地上凤凰山机场，名为慰问，其实是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在民夫中造谣惑众，煽动闹事，破坏机场建设。卫戍区司令已经下了命令不准去机场搞什么慰问活动，发现去的立即抓起来处理。说到这里，这位主任话头转到学校来了：据说本校也有人去胡闹。一经查出，决不留情，将给予处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作抗日宣传和慰问民夫竞成了造谣煽动，大逆不道？还要抓人，要严处，难道这就是为了抗战？听完训话，回来时碰见刘老师，他从深度近视眼镜后瞅着我，神色很严肃。我很想问问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但看他那脸色，不用说，正是为这个生气哩！
和曾克义一道回家，也不想上祠堂街书店看书了。谁都没说话，走得很快。还是我忍不住问他：“没得人知道你去过吧？”
曾克义点点头：“学校里自然没得人知道，不过总会有人看见的。不管它，我们这算犯什么法！”
我想起张文清走时的话，怪不得他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都是这环境逼出来的！
曾正昌托谢百川晚上到家里来找我：“何兄，有人想约你一起耍一天，我特地来送信。”
“哪个？”
“你猜。”谢百川装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托谢百川带信的，除了李异群、曾正昌还有其他人么？李异群没有回来，那就只有曾正昌了。尽管我们之间互相都带过信，但一直没有往来，他约我会是什么事情呢？
“你不要奇怪，老曾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可能要离开成都，在一起耍一天，不好吗？”
我忽然觉得鼻子发酸，从前最要好的朋友，为一两句莫名其妙的争执，闹个啥子绝交！事情过了，都后悔不该那样意气用事，但就是不愿意先开口。
谢百川说：“半年多了，为你们吵架，我和李兄不晓得在你们中间说了好多话，跑了好多路，就是哪个都不输这口气。现在老曾开口了，专门来约你，你不要再东推西推了。何况他就要离开成都，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了。”平常不苟言笑的谢百川显得十分兴奋。
这一天，我忙忙慌慌地赶到骆公祠街谢家，曾正昌已经在谢百川客屋里等着了，大家都是满脸笑容。
“你来得早呀！”
“你比我更早嘛！”就这两句话，把半年来的隔阂全消掉了。
我们顺着城墙根，出了新东门，顺着府城河边，慢慢地向北走去。仲冬的川西坝子，田野里静悄悄的，除了几行稀疏的麦苗、油菜，菜畦里除了白菜、青菜秧子，就看不到别的东西了。小河里的流水推动着道旁的水碾不住地转动，发出吱吱的挤压声，和潺潺的水声混在一起，打破了四周的寂静。
多么清新的空气呵！真想在这儿舒舒服服地过上一天。
沿着田间小路，一边走，一边聊，各自述说这半年多时间是怎么过的。自然曾正昌是主角。我们吵架后，他认识了另外一些朋友。他们告诉他许多事，一起探索什么是真理，还参加了一些活动，包括发表在报刊上的有点火气的文章。
“也包括你对我那篇文章的批判！”我不由得接过他的话。这半年我也读过一些书，回想那篇《悠闲主义试论》，确实有很大的毛病，被“赵陆宝”驳得体无完肤，也是活该。当时写的反驳的稿子，无非是带着火气强辩而已，难怪《华西副刊》不登它。
“这本来应当是正常的文艺批评和争论，你那篇文章只是就事论事，没有从本质上分析悠闲文学的历史由来。我不过是想从理论上剖析这个问题。文章写得不好，火气太大，不是以理服人。我该向你赔个不是。”
“不要说了，我现在也晓得那篇文章是消极的不健康的文章。在现在这样火红的民族革命时代，咋能容忍悠闲以至于帮闲之类的文学泛滥！错的是我，不是你。”
“这不过是朋友之间一场小小的争论，不算啥子。”曾正昌又把话题转到他自己。这半年他很忙，活动多，还用好几个化名写文章。当我告诉他我参加了读书会和学校的活动时，曾正昌笑着说：“我晓得，不要看我们不来往，但是你干啥子，我都打听得到哩。”
“真该谢谢你！”
“这是应该的嘛！我比你参加的活动多，晓得的事情也多一点，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我早就被人注意了，大概是已经列入‘不良分子’的名单里。因为这个，学校已经把我开除了。”
“为啥子？”谢百川和我都很诧异。
曾正昌说：“你们想不到孙少芝①把我喊去问了啥子？他说：‘你不是曾正昌吗？为啥子又叫田家英？还有其他怪头怪脑的名字，一定是不干好事。哪有正人君子改名换姓的？’他以不守校规、改名换姓、进行非法活动的名义开除了我。”
“真是岂有此理！校长咋这么混蛋，说出这样无知的话！”我被孙少芝拙劣的行径激怒了，不知不觉地骂出声。
“那以后咋办？到哪儿读书呢？”我俩同时问曾正昌。
“我只能走一条路。”曾正昌脸上露出那种对学校所作所为的漠视和不在乎的神情，“其实不开除，我也不会再待下去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很快就要去延安。”
“太好了！”我不由得大声叫起来。
“不要大声说话。”谢百川示意我小声点。这时我们已经在田间小路走了一个多时辰。谢百川指着路旁一个叫“林深处’’的茶馆，进去坐了下来。这里十分清静，说话可以自在点。
“在我就要离开成都的时候，我不会忘掉你们这些老朋友，我们在一起读书、写作、议论、吵架，这都令人难忘。我还希望，不，我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些老朋友终会走到一起来。”
我忽然在他那充满挚友情谊的脸上，看到了发自肺腑的深情和真诚的愿望，青春的火焰在闪闪发亮，我感到不能自已：“曾兄，你真的说到朋友们的心坎上了！你等着，相信用不了好久，我们会在延安相见的！”
三个人彼此相望，半晌无语。两个人送一位友人离去，达成了共同的誓言，还能说什么呢？谢百川高兴地从对面陈麻婆豆腐店要了一份豆腐，一小壶酒。大家一起举杯，他说道：“喝吧，为了这有意义的一天！”
和曾正昌一别，竞促成我作出走向西北的最后抉择。没有什么再考虑的，只是看怎么走而已。
只有谢百川、曾克义和薛载明知道我的打算。谢百川从那一天起就成了我的同谋者，是三个人的誓言把他激励起来的，头两天劲头很足。旁人看来，曾克义和薛载明在读书会里比我要积极得多。作为要好的同学，他们都热心支持我这一行动。曾克义对自己该怎么样，没有明确的表示，薛载明则很清楚，他仍将继续读书，并继续参加读书会这样的抗日救亡活动。
怎么个走法？原先想得很简单，以为是说走就走，真要走了，才意识到总得有人介绍，看来只能在读书会里找人了。曾正昌临走时说过余有林、黎储力有关系，能够介绍。
黎储力几天都没来，我找到余有林。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黑黝黝的面孔仿佛被眼镜遮住了，令人觉得高深莫测，看起来年纪比我们大很多。听了我的叙述，他十分平静地说：“去西北是好事，我和黎储力说一声，等你们要走的前两天写介绍信，没问题。’’
但盘缠从哪里来？从家里拿是不可能的，况且这事也不能告诉爷爷、妈妈和褓褓，他们怎么也不会让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只有靠熟人、朋友的帮助。曾克义和薛载明都拍了胸脯，答应想办法，但他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还得另想办法。
我找到胡忠谊，不管怎样，总该告诉童年的挚友。“你都告诉爷爷和伯母了吗？”
“那咋能告诉呢？真要说了，怕就走不成了。”
胡忠谊抓着我的手：“你真有决心，说干啥子就一定要干，就和以前学吵架一样，到底在学校里成了吵架高手。”
“你不是比我更厉害吗？”
“这不过是摆笑话罢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娃儿，做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好笑。看你现在真是大不一样了。话说回来，你要走的路我可不能和你比，光说不告诉家里人，感情上就讲不过去。再说我好不容易考进高工，读机械科，毕业后还能找到事做。你晓得我还有弟弟妹妹，我那个家，爸爸只听后妈的，我和弟弟妹妹受后妈好多气。我能扔下他们自己到一边去吗？”
“那你不赞成我去？’’
“没得这个意思。人各有志。我不能走你这条路，但我真的很羡慕你，你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从心里祝愿你远行顺利，未来成功。”胡忠谊的嗓音变得低沉，他在身上找了半天，终于找出一块多零钱递给我。
“你日子那么困难，哪能拿钱给我。”我推辞。
“这没得啥子，再难，比你出远门总好过得多，少吃几顿小菜也就过去了。这点钱帮不了你多大忙，不过是老同学的一点心意罢了。我们叙中班上李梁臣家里好过，你可以找他帮忙。”
“那我咋说呢？总不能告诉他这事。”
“当然不能，也用不着，找个幌子，几块甚至十几块，他都不在乎。他家里有钱，对他也很放任，再说他从来对你都不错啊！：’
“不告诉家里，感情上也过不去呀！”胡忠谊这句话真勾起我的感情了。不告诉爷爷、褓褓、妈妈这件事，好不好？翻来覆去，真叫人处于两难的境地。
谢百川的情况似乎有点变化，不是头两天急着要走的口气：“再等一下吧，凑盘费要时间呀！”
“你不是从家里想办法么？”
“就是为了这个。”他叹息地说，“咋个从家里拿钱？扯谎，骗他们把钱给我，能行吗？再说这么大的事，不让父母晓得，我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说到这儿，他显得有些痛苦地摇摇头：“我和你们两个不一样。曾兄说走就走，别无牵挂；你的勇气大，下了决心就不会改变，我赶不上你们。奇兄，你多等几天吧，我会把家里说通，再一路走。”
我真的就不告诉家里，悄悄地走掉？爷爷、褓褓和妈妈知道以后，会多伤心呀，我对得起他们吗？
得想办法试探一下。放学回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想在褓褓口里探一下态度。
褓褓用责备和关切的眼光望着我：“又是这么晚，饭已经冷了。这一阵子忙啥子，看你越来越瘦。自己热一下饭，爷爷老往外看你回来没有。”
“没得啥子，就在学校里编墙报。还有好几个同学走了，免不了见见面，说说话，也算送行……”
“走？去哪儿？都有哪个？”褓褓诧异地问。
“人家去西北，到抗战前线，曾正昌、冯林、张文清……”“你也不劝劝他们，好生读书，乱跑啥子？”
“那咋个好劝，人家是为了抗战，走的是正道呀！”
褓褓一下瞪起眼睛：“亏你说出这些歪道理！学生就该读书救国，咋能这样乱跑！老七，我看你心里也有点动了，想跟他们一起去，是不是？”
“咋会呢？褓褓，不要看这是条正路，但我们家，爷爷这么大年纪了，我能忍心离开你们么？”
“这才是正话。”褓褓的口气平和下来了，“我们全家都指望你一个人哦！爷爷这么老了，要是没得你，他咋过哦！”
事情真的和预料的一样。难道就这样罢休？不走，将来和妈妈一样，当个小学教员，就这样过下去？
想来想去，还是横下一条心：走！放学时，曾克义对我说：“晚上到我家来一下，我父亲想找你谈
谈。”
“为啥子？”我预感到有什么事。
“还不是张润光惹的事！”曾克义有些无奈。
张润光是曾克义、张文清在华阳中学的同学，现在省成中读高中，平常是什么都不问的。这回有点奇怪，他听说冯林、张文清走了，他也要步他们的后尘，上西北去。但他不知道这件事是不能公开的，他直接找父亲要钱，说是去西北，这一下把家里人吓坏了，父亲臭骂他一顿不算，还找了在省党部做干事的姑父，着实教训了他一顿，还给亲戚都打了招呼，不要借钱给他。他算是没法了，憋了一肚子气，跑到曾克义家里诉苦，被曾克义母亲听到并告诉了他父亲。老人家一听大吃一惊，想不到张润光这样老实巴交的人也想去走这条危险的道路，必须开导他。老人家还把和曾克义有来往的同学数了数，除了已经走的以外，还剩下一个何奇，要说去西北，八成有他的份。尽管曾克义说没听到我想去西北，但老人却说：“你不要瞒我了，张文清、冯林也没听你说他们要走呀！就连你克义有没得这个打算，我也保不了险呀！反正明晚一起来，我跟你们三个谈谈。”
“我不去！”
“那不行呀！爸爸又不是认不得你，他一定要找你谈话，你不去，我交不了账，现在连我也洗不清了！”
曾克义的父亲是成都有名的大律师，写一手好字，他要讲起来话可就长了。心里突然想出一个顽皮的办法：“去也没得啥子，你回去告诉你爸爸，我家里吃饭要晚点，让张润光来了先谈，我随后就到。”其实，哪有心思在家里等着晚一点才去，我倒真想听听这位老伯父讲点什么。天麻麻黑时，我偷偷走进他家门口的蒸牛肉馆，从小门拐到克义的书房里，这屋的对面是小客厅，张润光、曾克义正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讲话。我藏在小书房里，没点灯，他们谁都没有发觉。原来张润光家在龙潭寺，他早就进城来，在曾家吃晚饭，谈话早就开始了。我只听到半截，不过大意都清楚了：“到西北去，不就是去延安么？共产党的地方，能够随随便便地去么？学生还是要安分守己，安心读书，不要一时冲动。去啥子前方，打啥子仗，还想去西北，那是多危险的事哟！’’在老人家面前，他俩只能一声不吭地听着。
老人家问了几个对不对，他们只能说对。
沉默了一阵，张润光站起来说：“天不早了，我得赶回去啦。老伯的教诲我全记住了，以后再也不想其他事了。”
“这么晚了，何奇咋个还没来呢？”老人家似乎有些失望和惋惜，“润光，我可从没想到你会打算去西北，那何奇嘛，我真担心他会走那条道。他不来，咋和他认真地谈一谈呢？”
“不用了，老伯，我都听到了！”我突然从小书房里走出来，这让老人家吓了一跳，一下子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也跟着张润光告辞而去。
第二天在学校里，曾克义见我就笑：“爸爸说你好调皮，躲到里屋里听，钻出来吓人一跳。”
“我都听到了呀！”
“是啊！爸爸没说还要说啥子了。不过，看样子，他对你还是不咋个放心。”
在学校里，编完一期墙报，抽空到刘老师办公室说：“刘老师，找你有点事。”自从王老师弃教从政当了个月薪一百元的县政府秘书后，刘老师就搬到王老师的办公室，代理了王老师的训育主任和他所有的课程。但是最近学校让训育主任改任教导主任，换上那个在降旗会上讲话的邹麻子当训育主任，不知道刘老师还能做些什么？
“啥子事？”刘老师扶了扶他的深度近视眼镜，仔细看着我，“坐下说嘛。”
“想求你开个证明。”“干啥子？“
“我想去华北，报考民族革命大学。”民族革命大学是山西军阀阎锡山出面办的，没有“共党嫌疑”。
“真的？”刘老师忽然睁大眼睛，“何奇，你在撒谎，明明是去西北，哪里是去什么民族革命大学。”
刘老师算把我问住了，这件事哄得过别的老师，但咋瞒得过刘老师呢？只有老老实实地认账，想去西北，开个去民族革命大学的证明，路上方便一些。
“我早就料到，你要走这条路，家里知道吗？”“不晓得，要是晓得了就走不成了。”
“路费够不够？”刘老师关切地问。“凑了不到十块钱，差不多够了。”刘老师顺手拿起桌上一支毛笔，写了一张去华北民大的证明，然
后从衣袋里拿出十元法币。“你拿去添一点路费吧。路程很远，你那点路费，碰上点什么就不够了。”
“老师……”我的眼睛湿了，喉头哽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拿着吧，老师祝愿你走上这条长远的革命道路，那是我的故乡。老师和你一样，总有一天也会回到那里。”
根据学校通知，这学期寒假提前，学生集中一个月参加军事训练。军训是所有学校的统一行动，每个学生都得参加，家里都给准备好铺盖和换洗衣服，褓褓给了三块钱伙食费，并且特别嘱咐：“要当心，集训不比在家里，一早一晚，小心不要生病。”
“我晓得，同学都去，怕啥子。”
“那好，你和曾克义要互相照应就好。”
爷爷要送我，我可真急了：“爷爷，我自己去，你在家歇着吧，反正就一个月。”我的嗓子有点发颤。
爷爷慈祥地望着我：“爷爷自己出门的时候，比你大不了几岁。自己要当心，到时候就回来。”
“是，爷爷，褓褓，我这就去了。”
我背起行李，在离建国中学不远的地方，拐了一个弯到了二道街，薛载明在那里等我。他以近日生病为理由请假不参加军训，也帮我请了假。我为了等谢百川一道走，已经十多天了。正好遇上军训，正是个好机会，顺顺当当地从家里出来。
只过了两天，谢百川找来，很为难地告诉我，因为他不忍心瞒着父母出走，还是对老人说了实情。他父亲自然不会同意儿子远行，还责备了几句，这原先也估计到了，他还想和父亲慢慢地再谈。不得了的是他母亲听说这件事，开头先掉了几滴眼泪，后来越哭越伤心，躺在地上打滚，大声哭喊，谢百川吓得赶快跪在地上，怎么也拉不起来他母亲，只得当面起誓再不离家远行，老人这才慢慢地坐起来。这一来又引起胸口痛的老毛病复发，卧床好几天。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不能去了。”他再三表示遗憾。
“这没得啥子，各人处境不一样嘛。这样也好，我没有告诉家里就出走了，七十岁的老祖父不晓得会有多痛苦。我留下一封请罪信，请你代我转交给爷爷，以后也烦你经常照应一下老人，也是我们挚友的友谊。”
“你的嘱托，我一定办到。每月一定去看望老人家一两次，有啥子事我一定当成自己的事来办。”谢百川诚恳地递过手来，两人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下只能我一个人走了，我连忙去找余有林，索取去西北的介绍信，还想打听一下，能否有人一路去。
余有林还是那么平静地看着我：“这可是最后的决定了，我那天没有立刻写介绍信，就是看还会不会有变化，这下真是变了，两个成了一个。你有决心，很好，一个人怕啥子，抓紧时间走吧。”他立刻写了便条，让我到西安后找谢华，末尾署名却是黎储力。把我的名字也改了，叫何驹。最后还给了我两块钱路费。
下午，我溜到少城公园假山上溜达，在二道街憋了几天，真想透透气。
“你咋在这儿？”我忽然看见李异群站在我面前，“我前天去你家里，爷爷说你受军训去了，你咋在这儿耍呢？”
“我不想军训，待几天再说。”
“你瞒不住我，肯定是想去西北，借故从家里搬出来。”
李异群和我太熟悉了，看来无法瞒住他。但曾正昌提醒过我，从约我们加入学生生活社的事起，他似乎变得和过去不一样了。这段时间又听说他在乐山混点什么事，谁知道是干什么呢？
李异群倒很坦然：“我晓得，最好的朋友现在都疏远我，以为我变了。其实我还是原来的我，一点没变。只是家里生活所迫，只得辍学，在乐山县里找了一个机关的缮写干了几个月，现在也算了。你和曾正昌都为学生生活社的事责备我，哪晓得我和你一样搞不清楚。听人说有六块钱的收入，真的很诱惑呀。你们拒绝了，我一样拒绝了。曾正昌对我有误会，但还有其他同学了解我，我没有背离过去的理想，没有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奇兄，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你爷爷的，更不会告诉其他任何人。不过，我还是劝你，要走就得快点，等啥子呢？万一被你们那个军训教官发现，他再到你家里追查，那不就遭了么？”李异群几句话说到心坎上了，我无法再隐瞒，只能默认了。临分手时，李异群又说：“我高兴看到你们都走向那遥远的地方。
我么，家庭的拖累，不能一起前去，总有一天，这不会太久，一年，两年，我会赶上，和你们走到一起的。”
晚上，我和薛载明聊到李异群的话，他也有同感：“他说得对，余有林也有这个意思，多耽搁一天，就是多担惊受怕一天，还是马上走才是。”
次日，薛载明帮买了车票，还带回一点锅盔、米花糖，在路上作干粮。
“明天一早上宝鸡的长途汽车，你放心地走吧。”我的人生由此开始了重大转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