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昂报国心，慷慨辞家门。
雒水去将远，回首已黄昏。
十五年何幼，救亡奚迟留。
挥手送乡关，一去不回头。
江南春意早，北地雪花飘。
河山信辽阔，国土讵可抛。
《去乡吟》组诗（1938年作）
一、走上征途
萧瑟的北风带来阵阵隆冬的寒气，刺痛了我的双颊，汽车在布满坑洼的土路上不停地颠簸，艰难地向前，马达不断发出嘶嘶叫吼。冬天的田野是那么凄清、寂静，老远看见一块块蓄满水的冬水田，在冬日的阳光下，像一片大大小小的镜子，反射出五颜六色的水色天光，胡豆、油菜在地里露出一行行矮小的绿色嫩苗。
汽车驶到一片河滩，河滩里凌乱的沙石被车轮压得吱吱作响。迎面一股水在沙石堆中冲出一条水沟，水沟旁横插着两道长长的竹竿，指示出前行的方位。车子慢慢地从中穿过，从水流中驶了出去。
“雒水。”有人说道。
“就是那个擒张任的雒水么？”我顿时想起《三国演义》里的故事。
西边的太阳快落下去了，汽车在城镇边的路边小店过夜。这里是绵阳，距离成都已两百多里了。
我孤零零地睡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紧紧地关上门，可四面墙都透风，冷飕飕的，怎么也睡不着。在这漫长的路途中不知会遇见什么？在车上听人说头几天碰到一帮棒客，钱财全洗白了。但愿不会碰到这种事情。
总算挨过漫漫长夜，又是一天的路程。迎面的山头越来越高，汽车在山里绕来绕去，沿着一个又一个陡峭的山坡上上下下。汽车颠簸得越来越厉害，车身吱吱作响，爬上一个山头就再也不动了。司机跳下去，揭开车头，水箱的蒸汽直往上冒，他和管事不约而同地叫了起来：“滚开了呀！”管事跑到不远处的小屋提来半桶浑浊的水，倒进冒着气的水箱里。这时乘客全下了车，四处观望。这山真陡得很，垭口上开了一条路，真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不用问，一定是剑门关到了。难道这窄窄的垭口，陡峭的小路就算关门了吗？黄昏时分车到广元，我们的车只能到这儿。在这里得重新买票，换上明天一早陕西过来的车，开往宝鸡。
事情真有那么凑巧，在小店门边忽然有人招呼我：“七少，你到哪儿去？”
不是和家里熟悉的人是不会这样叫我的，我愕然地仔细看了看，原来是老玉沙街邻居、房东家的大少爷，孙家两位姑娘的哥哥孙祖武。他比我大许多，以前也没说过几句话，倒是他看过我们两期《极光》，说过几句好话。去年他去上海念书，想不到在这个偏僻的山沟里能遇见故乡的熟人，真叫人高兴。
“孙大哥，你从哪儿来？要回成都？”
“战争爆发了，书读不下去了，学校成了流亡学校，不知搬到哪儿去。我到处流浪了一阵，现在只好回家了。”孙祖武诉了一阵苦，反问我：“你呢？还没有从建中毕业？还在办刊物么？现在要去哪儿？”
“还不是和你一样，战争爆发了，哪儿有心思读书、办刊物？我要去山西上民族革命大学，参加抗战。”我仍旧按照原先编好的话说。“我还不同。”孙祖武委婉地纠正我的话，“我是战争爆发读不了书流浪回家；你是战争爆发没心思读，要出去抗战。我真羡慕你人小志气大，不过……”说到这儿，他露出点不以为然的神气，“民族革命大学是阎老西办的，能读出什么名堂，要说抗战，那不如干脆去陕北，到抗大去，何必绕这个弯子。”他直率地说。
“去陕北，那可不容易，找不到门呀！民族革命大学校长是李公朴，以抗战为宗旨，好多人都说好，还是我们学校开信介绍去的呢！”孙祖武沉吟地点点头：“这样也很好嘛。”他招呼我和他一起吃饭，他从宝鸡搭车到广元，住在同一家小店。
要是我一个人么，和昨天晚上一样，两个锅盔，要碗开水就算饱了肚子。孙祖武不同，他要了一份素炒白菜，一个蛋汤，一人一碗干饭，吃得热乎乎的，自然他付了钱。他讲了很多前方的故事，也问我成都近来的新闻。
“我后天就到家了，要不要给你爷爷带个信？”
这下把我问住了，他莫非猜到我没告诉家里？不过，带个信也是应该的，我说：“带个信也好，尽管才出来两天。”
孙祖武笑了：“七少，两天时间也不短呀！老人家平常那么疼你，就是离开一天也不知道他有多挂牵。你赶快写，等一会儿交给我。明天我们一个北上，一个南下，怕是来不及了。”
早晨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露在外面的手有点僵。信交给了孙祖武，他还帮我搬出行李，看我上了车，然后他上了昨天我搭乘的车，正好换了个位置。
这辆车看着和昨天那辆一样破旧，更奇怪的是它后面还挂着一个小拖斗，上面放着一个大炭炉子，原来它就以这炉子为动力。多了这么一个又大又重的包袱在后面，汽车爬坡显得更加吃力，到处吱吱作响，人们也跟着车子摇摇晃晃。
挨着我坐的是一个看上去比我年纪大得多的人，他一直很沉默，除了手上提着个藤包外，像没有什么行李。车翻过朝天驿，在一个缓坡处停下来，乘客都下车活动活动，我俩站在一起。
“你去西安吗？”他冷不丁地问，我来不及多想，点点头。“我也是。”他说，“我们正好结个伴，路上有个照应。”我想起临行前朋友们的嘱咐，连孙祖武昨天也说过一个人出门，
遇事要小心，素不相识的人走在一起，谁知道他是好心还是歹心，不能轻易上当。眼下就遇上这么个人，怎么办？总不能对他这种友好的表示不理不睬，仔细想想，这次离家出走，本来就是抱着生命在所不惜的态度，还怕什么歹人，怕被拐骗什么东西吗？这一想，心里便释然了。
“我们坐在一起，又同路，互相有个照应也好。”
上车以后，我俩开始断断续续地聊上两句。
“到沔县（今勉县）了，你看那边有个标记，定军山没多远了。”他指着前边说。
定军山，多么熟悉的名字，正是《三国演义》中黄忠大战的地方。
“不过，这不是以前的古战场，而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的墓地。”他补充道，“可惜我们今天只能路过，看不到了。”
在沔县投宿，和这位大朋友住在相邻的房间，吃饭时约在一起。他倒是一点不客气，要了炒肉片和豆腐汤，钱却是我付的，他只抹抹嘴，说声谢谢就完事了。看他那样子，也像好久没吃过饱饭了。我心里想，这一顿只好算了，再这样又是饭又是肉，我可来不起呀！
闲聊中，彼此互通了姓名。他叫钱孙蔚，浙江人，在上海读书，“八一三”后离开上海，跑了好几个地方，现在要去西安。我则告以将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
“你不是去民大，你要去另一个地方！”他狡黠地一笑。“那我到哪儿去？”我警惕地问。
“上陕北去嘛！”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一上车就注意到你，一个中学生，独自一人千里迢迢往外走，没有志向是不可能的。”
我一时想不出来怎样回答。
“你不用担心我说出你的秘密。我和你一样，也是抱着一个目的去西北的。”
我没法再抵赖了，不过，我还有第二道防线，总不能对一个陌生的同行者亮出我全部的家底。
“你说准了一半，我并不是想去民大，但那也是一条路。去陕北，找不到关系也是去不了的，上民大也好，一样是抗战嘛！”
“你没有去西北的关系？就这么冒冒失失地跑出来吗？”钱孙蔚显然不相信我的话，他看了我半天，试图从我的神情中找出破绽。
“有同学要我到西安找他们认识的朋友，再托朋友想办法，但不晓得行不行。所以才开了去民大的信，两头保险。’’我接着说，“你要去西北，能不能把我带上一起去？”
“你这是倒打一钉耙，反而找上我了。”钱孙蔚乐了，“这可没办法，我还不是要找别人帮忙，能让我带另外的人去吗？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既然有人指引你到西安找人，那就是有人等你，一定能去的。”
这下两人都不再往下聊了，按钱孙蔚的说法，我们是同行者，却也只是同路而已，路上有个照应，别的还是各人管各人的。钱孙蔚告诉我他这半年来跑了几千里路，全靠四处找人接济，好不容易凑了几元钱路费，除了坐车、住店以外，几乎没钱了。言下之意，他是付不了饭钱的。
凭这半天的接触，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在人，便说：“大家都有困难，出远门能有多少盘缠，反正吃饭节省点吧！”
次日，汽车绕了三十几里路，早早地到达汉中。本来从广元到宝鸡并不经过汉中，车为了在汉中揽客，绕道而来。
“这可是个大地方！”钱孙蔚兴冲冲地说，他一到店里就从伙计那儿得知汉中有七座城门，城中有韩信的拜将台，他叫我一起进城看看。
我们没弄清楚是七座城门还是七道城门，一进城就连过了好几道城门，相距并不远，走到城里费不了多大工夫，比广元和绵阳都大很多。那拜将台却不过是个空坝子，一个小土台，没有什么可看的。钱孙蔚倒蛮有兴趣地说：“这都是两千年前的事了，想那时韩信拜将，一定威风八面，可惜后来落得个悲剧下场，比不上诸葛亮的境遇。不过诸葛亮也没获得成功，一样是悲剧下场。”
我想起初中历史书上讲过高山深谷月夜，双骑前后奔驰，注明是在汉中南郑境内。钱孙蔚说他也读过这本书，讲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不知道真有这个地方没有。
真有点巧，汽车出了汉中来到秦岭山麓，远远看见山下的小河边那蜿蜒而上的山道，我不由得惊呼，这不就是萧何追韩信的那条山涧么？
钱孙蔚也正留神地注视着窗外，他可不像我这样激动，只是用手轻轻一指，低声说：“别大声叫喊，知道就行了。”其实车里的人似乎都被山道的颠簸搞昏了，并没有听见我的声音。
汽车吃力地在山中爬行，车里越来越寒冷，耳朵、手、脚被冻得发僵，风卷起沙尘迎面扑来，路旁偶尔掠过一株大树，稀疏的树叶被吹得簌簌颤抖，一派山中冬日萧瑟的景象。
褒姒驿，路边的小路有地名的标记。小时候读过的历史、地理书、《东周列国志》全在脑海里浮现出来。不读书哪儿能知道这些事？不出来哪儿能看见这些地方？
汽车到达歇宿的驿站已经很晚了，进了一个大院子，在一个黑黝黝的小屋外停了下来，屋门口点着一盏暗淡的油灯。
车上管事的招呼大家：“留坝到了，就在这里歇了。”
原先从地理书上知道留坝是个县城，这么黑黝黝的，城在哪里？“这就是县城呀！”管事大声说，“你看那边有一盏大灯，还有狗叫的声音，那就是县衙门。城不大，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赶天明一声鸡叫，全城都听得见。”
店小，床也挤，十多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我俩买了个不大不小的锅盔，店家给了碗高汤，倒也省事又省钱，就这么对付了。
“我们是什么地方也过得。”钱孙蔚悄悄说，“我跑过那么多地方，像这个县城，别说没看过，连听都没听说过。”
火车从宝鸡开出，半夜到达西安。我们只得在西安车站外的街上等到天亮，找了个店铺住下，各自出去找人。
城中一条小街，一个院子门口挂了牌子——谢华医师诊所。一个花白头发，穿着长衫的先生问：“世兄，你是要看病吗？”
我拿出黎储力写给他的纸条。我一直把纸条夹在棉袄里，等钱孙蔚走了后，我才撕了个小口，把它取出来。
先生看了纸条，便问我路上走了几天，在路上遇见什么。我说起半路上结交的新朋友钱孙蔚，谢先生直摇头。
“你还是不懂事，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知道你要上这儿来吗？”
“没有，他也不告诉我他准备找谁，各人管各人的事，谁也不问。”
“那好。”谢华沉思了一会儿，脸色缓和多了。
“你先去安吴堡，那儿有个青训班。你把我写的信带去，在那里学习。”
“不是介绍我去延安吗？”我有点奇怪，怎么一下子全变了。
“先到青训班学一段时间，那里会安排你去延安的。你今儿歇一天，明天一早就去。离这里没多远，搭个车到泾阳，再走一截就到了。”
回到住处，钱孙蔚也回来了，他问我：“联系上了吗？”“要我去安吴堡的青训班。”
“青训班？”钱孙蔚迟疑了一下。
“也好，先到那里学习，以后肯定会去延安的。”
“我这就和你告别。”他已经联系上了，今天就从八路军办事处直接到延安。
“希望不久在延安看到你。”
我真羡慕他。明天去青训班，能从那里去延安吗？要是去不了，那怎么办？心里总觉得悬吊吊的，一点都不踏实。
二、往来安吴堡
一个不大的院子，里面密密麻麻地住着一大帮年轻人，穿着各色各样，年龄有大有小，口音南腔北调。这就是安吴堡的西北青训班。
我被编人十大队——这期最后一个队。已开学一个多月了，我是来得最晚的。在这儿，一个大炕睡十几个学员，天不亮便起来跑步，做早操，实行战时训练。课程有抗日战争和青年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差不多都是上午自学，下午小组讨论，隔几天上一次大课，也叫听大报告。我来后第二天听了胡乔木的报告。他穿着一身灰色的棉布军服，披一件棉大衣，讲话时眼睛只看着地，从不抬头看下面的听众。说话声音不高，像是气不足，打不起精神似的，一开始觉得很平淡，但不知怎的，随着讲话内容的展开，他的声音渐渐升高，越讲越有劲，把大家的注意力不知不觉地吸引过去。忽然间声音变得异常高亢，神情激动，语言精练，有些句子可以说是文学化了。全场的人都为之受到感染，坐了几百个人的坝子，一直寂静无声，突然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阵掌声。
多么激动人心啊！我实实在在地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受益匪浅！这是来之前所不能想象的。原先只是读了几本书，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呼声所感染，冲动地来到西北，脑子里却是空荡荡的。初来乍到，我知道了学习革命道理和革命知识的重要性。
这里到处能听到四川人的口音。我原先以为像我这样的人总不会太多，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觉醒得早一点。到了这儿一看，自我满足感一下子就给打碎了。满怀激情、奔赴革命的人多着呢！这真让我为自己的幼稚和自大而汗颜。
比我先离家的同学和朋友张文清、冯林、袁圣和……差不多都汇集在这里。他们都是到了西安后，被安排进青训班学一期，才安排去延安的。和张文清一路的有天府中学的秦剑萍、建国中学初三的女同学黎琳①和李再华。我和他们尽管同在一所学校，却并不认识，建国中学是不允许男女生说话的。
有一天在坝子里吃饭，看见三个人迎面走来，我先没在意，突然听见有人喊：“何奇，你在这儿？”
一个熟悉的声音，不用看就知道是谁。我立刻回答道：“家英，你怎么也在这儿？”
“不，我不在这儿。”田家英低声说，“我们三人一行，绕道汉口到西安。人到了，正式关系还没到。他们让我们先到这里来，我们不打算在这儿停留，只是看看。明天回西安，等信到了直接去延安。”只说了几句话，在同行者的招呼下，他匆匆而去，瘦长的身影很快在人群中消失。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延安呢？
到这儿仅半个多月，十大队队长李天夫就告诉大家，这期学习在半月之内就准备结束，一部分同学转赴延安陕北公学，多数同学返回原来所在的学校或工作单位，参加当地的救亡活动。
这下全班几百人都沸腾了。尽管学习仍在进行，可一到饭后和黄昏时，大家总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
我们组里有两位陕西同学——张五信和刘涛，在学习上是佼佼者。张五信在学习中发言最多，常常有与众不同的见地，我对他很佩服。李天夫经常来组里参加学习，常向他提问，讨论时事。这天下午讨论的题目是：抗战的主要力量靠什么？中国将来的前途怎么样？李天夫问：“现在大敌当前，民族命运肩负在全中国人民的身上，民族兴亡，在此一举，到底靠什么力量进行抗战？，，
张五信答：“有人说抗战靠现在的政府和军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又占了热河冀东，那时政府干什么去了？中央军又干什么去了？抗战的希望在人民，人民力量起来了，抗战才有保证。政府抗战，也是在人民力量的促进下才下决心的。”
李天夫又问：“可是现在一些地方，人民要抗日，要进行救亡活动，当局者却不准许，这怎么办？”
张五信说：“岂止现在，过去也是如此。如今的抗战也是被动的，但仍然不准人民抗日。不过，现在大势不同了。人民的力量是抵挡不住的，中国的抗战最终需要依靠人民，抗战的胜利就是人民力量的胜利！”
李天夫再问：“也有这种可能，现在允许你抗日，搞救亡活动，战争过去就把你撇开了。谁知道抗战以后，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张五信回答道：“抗战以后的中国，不可能再是一个封建专制下的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战，也会赢得一个人民的、民主的中国。”听了他们的谈话，我忽然觉得脑子一下清朗了许多。散会以后，
我主动对张五信说：“你说得真好，说得那样透彻，我怎么就想不到呢？”
“这不算什么呀！”张五信很谦虚地回答，“大家一起学习，学到那里，随便说说而已，你不是也学得很好吗？”
说真的，我和同学、朋友们在一起时，总觉得别人都比我强，从李异群、曾正昌，路上的钱孙蔚和站在面前的张五信…”
最后的时刻很快来到了。宣布了赴陕北公学的名单，并不是李天夫说的一小部分人，而是一大部分，我们队上就有一多半人在名单以内。奇怪的是名单上没有张五信和刘涛，我心想，像他们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去延安呢？
张五信一个人靠墙站着，久久地沉默无言。我想安慰他两句，但能说什么呢？
他慢慢地转过身来，声音很低：“我真没想到这个名单上没有我！在这里我是尽了自己的努力，在学习中提高自己，争取能够达到陕北公学学员的合格标准，但还是不够。”
“李天夫队长常常参加学习，他对你的学习很了解，不能找他说说吗？”
“不，这不是他能决定的事。”张五信摇摇头，“我没带上学联的推荐信，青训班不知道我的底细，所以只能把我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他叹了口气，情绪似乎平静下来，“谢谢你的关心，我明早就回西安。相信用不了多久，咱们仍然会在延安见面的！”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谢华先生那个便条，竟是这么重要。
别的队也一样，大部分四川同学有说有笑，准备上路，想不到张文清他们几个人也不在这个名单上。
“我们的介绍信没有转来。”张文清对我说，“还有黎琳、李再华，原先就因为没把介绍信一起带来，他们让先到青训班学一段，哪知道拖到现在……”
“那怎么办？”
“我们想回西安，等到信来后直接去。秦剑萍和我们一路，这回名单上也没有他。不过他的信已经到西安了，他等着和我们一起去延安。”
秦剑萍直截了当地说：“你呢？也回西安住两天，等着大家一块儿走也热闹些。”
“队里已经通知，要集体一起去延安。”
“各队都是一样的，你去找队长说说，反正都是去延安，怎么走不都是一样吗？”
“好，我这就去！”我不假思索就一口答应了。和张文清同班同学的友谊，使我一下就下了决心。
李天夫没有多说什么，答应向班上报告此事。我要求给我一个路条，好带着去陕北公学。
“回西安要小心些，抓紧时间，不要拖太久了。过了时间，陕北公学就不等你了。”
在西安一住就是十多天，他们的信还是没来。
1938年的春节到了。过年前后，正是最冷的时候，一滴水滴到地上立刻变成了薄冰，这让来自南方的我们觉得很稀奇。
我们三个男生，住在一个房间，黎琳和李再华则住在隔壁。日子长了，大家早已把带来的几本小说和诗歌翻了好几遍。男生除了聊天之外，再找不到别的事做。倒是女生的那个房间，人来人往。一个黑黑的年轻人，算是跑得最勤的，差不多天天来，待的时间也长。
“说是西安学联的，姓杨。他总是来找黎琳，鬼知道是什么意图！”剑萍的声音有些不耐烦。
我突然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姓杨的小伙子真有点烦，国难当头，还有这些心思。
晚上，我忽然觉得身上好痒，不由得伸进衣服里去挠，挠了这里，那里又开始痒，搞得张文清和秦剑萍也觉得身上痒得厉害。
我算算时间，打从家里出来已一个多月，一直穿着这身衣服没换洗过，更不用说洗澡了。张文清比我还早出来一个月，也没洗澡换衣服；怎么能不痒呢？张文清说：“得想法洗个澡，把衣服换了。今天去不了澡堂了，明天再说吧。”
早晨，风吹得窗户嘎吱作响，躺在暖烘烘的被窝里，真是不想起床。可是越暖和，浑身就越痒，越痒越挠，越挠也越痒，只好起床了。
“身上到底有啥东西？”我翻个身，撩起离开成都后穿在身上的紫色毛衣，因为怕冷，一直穿着睡觉，忽然在胸前线缝的窟窿中发现了一个白点。
“这是啥？”我抠出一条白色的小虫，在它背上有一个更小的黑点。
“不得了，虱子！”秦剑萍叫了起来，他这时已经起来。他帮我捉下虫子，甩在地上，用力一踩，只听“嘣”的一声响。
“不会只有一个，一定还有！”我只好脱了毛衣，三人一起动手找，这下可不得了，差不多一个窟窿就有一条，有的还有好几条。用手一掐，砰砰作响。
他俩忙检查自己的衣服，果然和我一样，不光毛衣上多，内衣上也不少。三个人身上竞成了三座虱子营寨。
这衣服不能再穿了。张文清做主，找店家要了三个大脸盆，倒上开水，先擦洗一下，然后把衣服扔进去，用开水把毛衣烫了好几遍。忙乎了大半天，三个人总算舒了一口气。
解决了虱子问题，却想到日子耽搁得太长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便去找谢华先生。
谢华有点诧异地看着我：“你不是何驹吗？怎么又回来了？”
他听我说了回西安的原因，沉默了好一阵子，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你不和大伙儿一起去延安，无非是为了朋友们的义气罢了。你的朋友尽管志同道合，但他们是他们，你是你，各人有各人的事，怎么能因为义气，一定要等着一道走呢？去延安，干革命，可不能凭义气支配自己的行动呀！”
望着谢华先生和蔼而又十分严肃的神色，我心里不禁暗暗一怔，觉得自己确实太冒失了，不该作出这样轻率的举动。
“你不能再耽误自己了，回去和你的朋友讲讲，明天就走吧。”谢华先生又一次嘱咐我。
我起身告辞，他说：“到吃饭的时候了，就在这里吃点再走。”吃得很简单，一小碗汤，一碟小菜，两人加上三个蒸馍，但心里觉得热乎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