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进延安
路旁零散的白雪随处可见，极目望去，四周一片枯黄，地面上还见不到一星儿绿色，此时故乡已经能够闻到春天的气息了。北风呼呼地吹向汽车，手、脚、脸被冻得发僵。这是一辆临时载客的卡车，三十多个人挤在一起，加上每个人带着的一堆行李占去了不少空间，人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要想转动一下身体都难以做到。看看同车一行人的模样，八成也是去延安的。似乎没有比我年纪更小的人。在车上，没有也容不得有人聊天，挤到这个份上，谁都没心思。
汽车过了小同官，中午到了耀州。和留坝比，这两个县城大多了。街上雾沉沉的，人们身上有一层薄薄的尘土，地上的灰沙由于沾上煤灰而变得发黑。我还是老办法，买了一块小锅盔，要碗热汤，塞饱了肚子。
下午过了中部，不知为什么这个县城取了这样一个没头没脑的名字。不过我知道中华民族的老祖先——黄帝的陵墓就在这个县境内。在西安时看见一张报纸介绍过它，可惜坐在车上是看不到了。“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命运肩负在我们身上！”想到黄帝陵，一股激情油然而生，不断在胸中涌动。
到洛川县城时天还没黑，车子却不走了，原来再往北就是陕甘宁边区的范围，边区以外的车进不去。我只能独自步行至延安。
洛川城不大，很热闹。街上戴八角帽的军人随时可见。我算是踏上了“边区”这块红色的土地了。
太阳在晓雾晨霜中缓缓升起，透出些许温馨。路上行人很少，只几个稀疏的人影。
一口气走了一个多时辰，太阳已升到半空。肩头背着行李的绳子越走越紧，行李也显得越来越沉，包袱似乎长大了。每走一段路又得停下把绳子着力地拾掇一下。从上路就一直走在我前后的五个小伙子，看见我的狼狈劲儿都在笑我，其中一位年纪大的还帮我紧了紧绳子，仍是各自行路。他们倒是一路说说走走，看来是一路的。
到晌午时候，南来北往的人渐渐多了。我只能眼瞅着前边的道路，顾不得道旁的景物了。这半天工夫，背上的包袱似乎更沉了，走起来更加吃力。包袱摇摇晃晃，步子踉踉跄跄。一道坡坎上，溶化的残雪顺着坡往下淌，形成一团团稀泥。坡上下来一些人准备绕开烂泥，我正往山坡上走，与他们迎面相遇，不由得互相张望了一下。
“你怎么现在才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招呼我。我仔细一看，想不到竟会遇见钱孙蔚！
钱孙蔚没想到我现在才去延安，算时间已一个多月了。他已学完一期，高兴地告诉我他将回到他的故乡去进行抗日救亡的斗争。
路边上说了几句话，他们便匆匆离去。我仍沉浸于朋友相遇的兴奋中。我真羡慕他。我们曾经同行，而现在却相差这么远。
“真不该在西安耽误这么久。”心里真为自己的幼稚无知而懊悔。中午在一家路边小店里歇脚，打尖。恰好遇到早上同行的五个小伙子。互相报了姓名，聊了几句，原来都是四川老乡，他们是川东的，我是川西的，大家一下很亲热。走这半天路，我开始感到腿有点胀，一停下来，就不想再动了。看他们几个人却是有说有笑，不显疲累，令人好生羡慕。李忠慎①（就是那位年纪大点的人）告诉我，他们从西安出来就步行，这已经好几天了，腿脚早已习惯了。
下午，沿路的山坡好像比上午走过的陡了许多，爬起来更加吃力，走起来明显比上午慢多了。好在跟他们五人在一起，虽不是很熟，但总比我一个人独行要好得多。直到黄昏时，还是看不见预计歇宿的地方——都州。
李忠慎找着一位过路的老人，问他到邡州城还有多远。老人回头指着前边说：“不远啦，前边有个大坡，上坡就能看见邡州城了。”果然，没走几步看见一个陡坡挡在道路前边。这个坡可真陡，比今天走过的七八个坡都要长好几倍。细看一下，大路还是拐弯慢行上去的，旁边有一条小道，没拐多大弯，笔直地通向山顶。看到这样陡峭的路，真把我吓了一跳。我本来就走不动了，掉在他们后边。李忠慎和罗义淮两人嘀咕了两句，矫健地上了小路，剩下胡其谦他们三人，顺着大路慢慢地挪动脚步。我跟着他们还没爬到陡坡的一半，李忠慎和罗义淮已经站在山顶交叉路口了。胡其谦说：“他们跑他们的，我们就这样稳起走，反正也晚不了好久。”
上坡拐了个弯就看见鄜州城。这城不大，稀稀落落的几行树，枝条被北风吹得摇摇摆摆。城边有个小客栈，李忠慎和罗义淮已在那里等着我们。
走过了这一天的路程，我已是用尽全身力气，再也不能多走一步了，一屁股坐在店门口的长凳上，也无力把背上的包袱从肩上解下来。店家是一位花白头发上年纪的老人，他招呼大家进屋里歇着。我正要站起来，却发现两条腿怎么也不听使唤。
“你准是没出过门的人！”老店家抓着我的双手，用力拉我起来，慢慢挪动脚步，一面嘀咕，“走累了，别一下躺倒，要先慢慢溜达溜达，过了这节骨眼，才能敞开歇。”
这真让我十分难为情。这一天所学到的真是太多了。
吃饭时大家都来了劲，我连啃了三块馍，喝了一大碗热汤，肚子胀得很，却不觉得怎么饱。再看看周围几个人，也和我一样。
晚上，屋子里点了一盏暗淡的小油灯，几个人睡在一个铺上。以前从未听说过火炕，这又是头一回。老店家看我实在走不动，特地为我端了一瓦盆热水，嘱咐我好好烫脚，说保管我明天起床后又能走路。
我第一次发现烫脚这样舒服。炕上只铺了一床烂席子，好在我们几个人背着行李。打开行李，把被子铺在炕上，心想这才不会冻着。哪知道炕底烧了火，刚睡下时不觉得多热，没多久开始发热。到后来，岂止是热，简直是发烫。仰面睡着，背上就像烤熟了，只好俯卧……就这样翻来覆去，折腾了大半夜，直到炕底下的热渐渐消失。早晨睡得正香，店家吆喝大家起床。这是昨天晚上说好的，我们自己担心太累醒不过来，劳店家招呼。说实话，这时睡得又暖和又舒服，真不想起来。磨蹭了多一会儿起床，喝了碗热乎乎的粥，真是舒服。又该上路了。
脚还是不听使唤，看来店家打的包票不灵。
店家早看到了，他抓着我的手，让我把脚抬起来，笑着说：“不碍事，开头走慢点，等活动开就好了。这些日子，人来人往，像你这样的多着呢，还不都过去了么？”
这个自然，不管走得多么费劲，最终是要走到延安的，能够停下来吗？
我踉踉跄跄地走上大路，羡慕地望着五位同行者的背影。李忠慎和罗义淮还和昨天一样，不急不忙地走在前头，胡其谦他们也和昨天差不多，落在李忠慎后面，不过比我还是强多了，我和他们渐渐离远了……
走了一个多小时，腿不那么酸痛，走起路来也不再一瘸一拐。“一活动开就好了！’’这莫非是胡老师和爷爷常说的“血脉流通”不成？
中午，又是在一家路边小店歇脚。路上向北走的人比昨天多了许多，从东边路上也过来一些人，背着行李，显得很疲惫，有两个大个子挨着我蹲下歇着。一看就不是我这样的中学生，也不像大学生那样斯文。我并不想和他们招呼，那两人先发话了：“都是去延安的人，抗日同志嘛。”
我心里暗想，从西安来，除了洛川以外，还有别的路吗？他们二人一个叫王辛波，一个叫李大个。原先上了山西民大，日本人到了晋南，民大转移，便来到陕西宜川县，最后决定上延安。
“干革命，干脆到延安，在民大拐个弯子，没意思！”王辛波说得直截了当，他告诉我他们来的那条路上，从民大来的同学还不少。路上人多了，走起路来好像舒坦了许多，心里郁郁独行的孤寂感已逐渐消失，想的只是怎么不掉到同行者的后面。
天黑到甘泉，我似乎没有昨天那种疲惫不堪的感觉。虽不能说一点不累，却也没有昨天不能再走一步的绝望心情。
甘泉比郧州小，我们住在一家名叫“快活林”的小店，却比昨天的小店热闹得多。店铺点了煤油灯，照得屋前一片明亮。饭菜不仅有稀粥、干馍，还卖点菜和羊肉汤。有人说明天就到延安了，买个炒菜，美美地饱餐一顿。他们要了一份糖醋里脊、虾末白菜，店里跑堂的一边叫菜，一边喊着“克里马嚓”，我完全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什么菜，到后来端上桌时，闻到香喷喷的味，才觉得真是饿得慌，也想要个菜尝尝。转念一想，明天就能到延安，身上没剩几个钱，还是节约点。那店家的嘴可真利索，和客人搭腔：“吃个舒服吧，今儿好好歇歇，明儿一早就到延安府啦……”
步行的第三天，鄜州的老店家说得真准，早已没有头天那么疲惫，除了肩上捆铺盖卷的两根绳子勒得双肩发痛外，也不觉得有什么难处了。
也许是因为马上就要看到向往已久的延安，走起路来轻快了许多。刚过正午，随着驮煤炭和粮食的小驴帮，人挨人地走过延河上的木桥，便远远看见一排排房子，顺街排列着，延安南关到了。城市显然比汉中要小得多，可是人比汉中多得多，很热闹。
陕北公学的住地，还要从城里转到西边的城外。我实在分不出东西南北，只好顺着指引的方向前去。出城后顺着河边没走多大工夫，就看见山边上一孔孔新开的窑洞，河边上有个不大的坝子，边上还散落了一些房子。坝子周边人来人往，穿着各式各样，不禁想起青训班的情景，和这儿似乎差不多。
报到的地方叫做学员科，接待人员看了李天夫的推荐信，也没问什么，只说：“一区队赶不上了，编到十七队。”我没弄懂一区队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二区队吗？我按照接洽人的指引，径直往十七队去，那是二道坡上一排新开的窑洞，外边零乱地堆着新挖出来的泥土。
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和八角军帽的中年人作了自我介绍：“我叫胡允之，是本队的副主任，主任是学校教务主任邵式平同志兼任，他不经常住在队里。队上日常事务由我和指导员管理。”他交代了学员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后，领我到八班。八班同学都是这一两天新报到的，班长是刚选出来的。胡允之说：“这个窑洞刚刚挖出来，你们八班今天就搬进这里，抓紧时间把内务整理好，先把窑洞里的土炕整平，地面也要整平，打扫干净。全靠同学们自己劳动，算是陕北公学的第一课。班长好好负责任，做到整洁、干净，像个学校的样子。”放下行李卷，马上投入到整理内务的活动中。班长领着大家——也就十来个人，当天收拾出窑洞，每个人把自己的行李摆好，床铺好。这时天还没黑，大家来到窑洞外打扫广场，有几个同学很熟练地拿着锄头，填平地上的坑洼，另外两人抬着一个破碌碡，举起来锤下去，把地面压平。我是一点也拿不动这么沉的家伙，只能在一旁打打下手，撮土填坑。听着抬碌碡的两人一口陕腔有点熟悉，仔细一看，原来是张五信和刘涛，他们俩也到了。
“你们怎么比我还来得早？”
张五信高兴地笑着说：“可不是么，我回到西安，忙乎了二十多天，终于拿到学联开的介绍信，立刻来延安。我到十一队、十二队打听，就是问不到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呢？”
兴奋、疲倦地躺在这个新窑洞的炕头上，这炕和鄜州、甘泉的炕完全不一样。它不是用土坯垒的，而是挖窑洞时留下的土炕台，里面是实心的，不透气，不能在里面生火。睡在上面感到一阵冰凉，幸好铺盖很厚，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
延安，我就这样走进了它的怀抱。过了一天上大课，按各队的次序排队坐在校门外的广场，就是河边的坝子。每个人拿着学校发的小凳子，讲课人是何干之，内容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反帝斗争。报告以前，会场上响起此起彼伏的歌声，十分热闹。临开讲时，由会议总指挥带领大家唱歌，结束时仍要唱歌，甚至散会后各小队也是唱着歌回去的。十一队、十二队排在头两个方阵，人很多，一下看不清楚，快下课时我见到了袁圣和、冯林、周光琚……但是散会后没有打招呼的机会。
我在成都早已读过何干之的小册子，在我心目里，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理论家。今天听到的，比那些小册子深刻多了，有些话书上是没有的。可惜上大课的地方太敞，加上他的声音较小，好些地方听不清楚，没有在安吴堡听胡乔木讲话时那样受到感染。
晚饭后第一个来找我的是田家英。我没想到会有人来看我，更没想到竟然是他！他怎么知道我在这个队里？
“你真是来得太晚了！我还奇怪，到底是咋回事？’’他回西安后就到了延安，正赶上上一期的尾巴，学了没多久便分配工作，在陕北公学党总支当秘书。
我很惭愧，所有的朋友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总会提到这件事情。幸好田家英没有责怪我的意思。
“你不用这么懊悔，来了就好嘛！我们是直接从西安来的。你来得巧，十三队、十七队是这一期文化最高的队，两个队的主任都是学校的政治主任、教务主任兼的。”
“十一队、十二队像我这样文化的学生有的是，冯林、袁圣和不都是吗？”
“他们是青训班整体转过来的，程度高低不齐，和你们这两个队不一样。十四队、十八队是女生队，也是参差不齐。”
我们走到河边，虽没有在成都分手时那么兴奋，但两个人都很高兴。仅仅几个月，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我们真正算是走到一起，我到底还是赶上你了。”“那当然，我们早就想到一起了嘛！”
“不过，你总是走到我的前面：你已经干了革命工作，而我还是迟到的学生。”
“那有啥子，最多两个月，你不一样也会参加革命工作？说不定我们还会在一起工作呢！”
这时候，我脑子里仍是一张白纸。走向延安是要革命、要抗日的，可是，干什么，怎么干，我这一介书生到底能做什么，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河边上散落着一些小房子，其中有几家小饭馆。田家英建议到馆子吃饭，改善改善生活。我俩要了两碗炝锅肉丝面，我已经有一个多月不知肉味，田家英大概时间更长。闻到炝锅的油香，我俩再也忍受不住了。田家英已分文皆无，幸好我还剩点钱，他毫不客气地说： “你付账吧，反正你有钱。”
想不到，十三队里还有一位熟悉的朋友——黎储力！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看到他我多少有点吃惊。在我心中，他是读书会里的核心人物，田家英和李异群都说过“外围之外有外围，核心之内有核心”。大家知道杨汇川出面组织读书会，后来黎储力、余有林和杨汇川的表弟加入，重心逐渐转到他们三人。一般带头的总是黎储力，余有林给我写的到延安的关系信，署名却是黎储力。他可以推荐别人来陕北公学，怎么他也到陕北公学呢？
对于我的疑问，黎储力觉得好笑：“我们不都是为了抗日救亡，为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到延安来么？我为啥子就不能和你们一道学习呢？何况我原来也没学过。”
“你来了，周光琚、王德琼比你来得还早。我们那个读书会还剩好多人？还能开展活动吗？”
“这个你不用操心，读书会比你走的时候人还多，更活跃，进行了好几次抗日宣传活动，我们那时只搞过一次慰问凤凰山修机场的民夫的活动，后来变成了一场斗争。再说，这么多同学出来参加革命斗争，对读书会也是有意义的活动嘛！”
“那你是不是和我们一样，不打算回成都呢？”我曾听说黎储力在上海念书。
“不一定。我是做青年运动的，待在哪里，要看是不是需要。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这是干革命的本钱，在哪里都离不开它。所以，我需要到这里来学习。”
“那你咋不去抗大呢？抗大不是比陕北公学更高级些吗？”
“也不能这么说，只是分工不同。抗大主要是培养军事人才，陕北公学主要培养群众工作人才。我搞青年活动，还是在陕北公学合适。”
“我晓得了，你早就从事革命工作。你和我不同，我是憋了一股热劲儿，跑出来抗日。到了这儿学习才晓得以前学的只是半截子，做啥子都不晓得。”
“所以我们都要好好学习，给自己准备一些本钱，出去后好用呀！” 从此，我就生活在这个友爱的集体中。队里除了张五信、刘涛以及比我晚到一天的成都学生曾彦修，其他同学真是来自四面八方：从广东来的侨胞，上海来的学音乐的大学生，还有东北的流亡学生。从前互不相识，现在聚在一个窑洞里，彼此间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革命同志。初次听到这个称呼，心里真有些热辣辣的滋味。大家都有一颗炽热的心，都那么如饥似渴地追求革命的真理。每天只有晚饭后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三三两两的朋友在河边小路上散步，有时候也下馆子，花两三毛钱就能沾点油荤。
延安的四川老乡真不少，每天都会遇到。我忽然发现下小馆子可以不付现钱，付邮票是一样的。袁圣和说这是一个发明，给家里和同学写信时告诉他们，回信时多夹点邮票，不仅能解决回信的邮资，还能接济一点零花钱。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该写信回家。从家里出来已有三个多月，向爷爷、妈妈报个平安，省得他们老是挂念。还有刘老师、谢百川、薛载明、曾克义……学习结束后不知还有没有通信的机会。
住了下来后再不能像在路上那么不讲卫生，不洗澡，不洗衣服，毛衣连身滚，虱子起疙瘩。现在大家挤在一个大炕上，总不能传染给同学吧！隔上几天，就得换衣服，洗衣服。其实就是在河边用水打湿，搓几下。班里有同学有皂角，我没那高级玩意儿，只得用爷爷的老话“见水为净”安慰自己。
不过，还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同班一位叫高明琦的东北人，长得牛高马大，平素很整洁，也很严肃、沉默。这一天晚上他忽然气冲冲地在窑洞里吼叫：“我们是来干革命的、来学习的！怎么能容纳小偷住在我们这里！”
我们吓了一跳，班长开口问道： “你这是怎么回事？哪儿有小偷？”
“我的一只手表被别人偷去了！”他的嗓门越发的高。“你看见谁了么？这里都是革命同志。”班长平静地问。“就是这小子！”他毫不犹豫地指着我。
我一点没料到他会这样说，心里一急，脑门几乎要炸开了。“你凭什么侮辱我？别冤枉人！”
“冤枉？一点不冤枉！看你那幅窝囊样，这个班上不是你还有谁？”
“你简直血口喷人！”我从未受过这样大的侮辱。我平素是有点自命清高，不修边幅，连读书会里的朋友都说我散漫。可怎么也不会容忍被人说成小偷！我气愤地转过身，打开当枕头的小包袱：“你来看，有你的破表吗？”
高明琦冷笑一声：“我才不看呢！偷了别人的东西能放在自己的包袱里？早不知藏到哪儿去了，八成下馆子换肉丝面吃了。”
“下下小馆子就成了嫌疑犯，你姓高的不也去馆子吗？你又偷谁的？”
看他那神气，要不是班上的人都在，这东北汉子真要抡拳头了。张五信说话了：“大家冷静点，找一找再说。何驹嘛，我们在青训班时就是一个队的，有点不修边幅，但从没见过他拿别人的东西！”班长按住大家：“今晚别吵了，明天再说。”
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怎能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我千里迢迢地到延安来干革命，竟会被人看做小偷！他硬一口咬定我，其他同学搞不清楚，真的信了他的鬼话，怎么办？
我一直在炕上翻来覆去，听见张五信低声劝道：“别老想了，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第二天又是大课。这次讲课人是李凡夫，过去读过他写的不少文章。主持人向同学们介绍李凡夫是党报委员会的成员，偏重他的时事报告。
班里的同学和平常一样用心听讲，一起唱歌，好像头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过。高明琦一脸冷漠严肃，我则对他怒目而视，谁还怕你不成？
晚饭后，我和田家英在河边散步，我自然头一件事就是告诉他昨晚的事。
“你怕啥子，随便他闹。没做亏心事，他能诬陷哪个？”田家英当然十分气愤，“你放心，你们队的主任、指导员总会弄清楚的。”他比我冷静多了，毕竟不是当事人，没有身临其境，感受不同。
四、加入共产党
奇兄：
你因为我在西安耽误了许久，我终于等到了所要的东西，然而事与愿违，尽管距我心仪已久的延安只有一步之遥，可是它还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你们走向那片炽热的土地。而我，明天将怀着一颗孤独的心，在别人的监视和押送下回到我不情愿回去的家。
别了，我的朋友，请接受一个不能同行的同行者的敬礼。我将在另一个地方和你们同样战斗，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我捧着秦剑萍从西安带来的张文清写的寥寥数语的短信，脑子忽然一震，命运对于张文清就是这样么？我离开西安时，大家都很有信心，以为过几天就能在延安相遇。如今秦剑萍、黎琳、李再华都到了延安（秦剑萍分到十五队，黎琳、李再华分到十八队），只丢下张文清一人。
秦剑萍有些激动：“真想不到，我们已经等到了来延安的介绍信，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西安警备司令部派了一位军官，带了一班人到旅店找张文清。他们拿出张文清的长兄给这位司令的电报，说是要把张文清送回成都。那几个兵对他很客气，称呼他为张三先生，一再说是他长兄嘱咐的。张文清执意不肯搬到那位司令找的住处，仍在店里住了一个晚上，悄悄告诉我们，让我们赶快走掉。这封信是那天晚上匆匆写的。”
“他哥哥咋晓得你们在西安的住处？”我有点奇怪。张文清离开成都时并未告诉家里，他哥哥又不在成都，更不会知道这件事。
“哪晓得是这个结果？”秦剑萍叹口气，“我们在西安住了那么久，担心路费不够。张文清发了个电报，要家里寄点钱，当然注明了收钱的地址。我们都晓得这件事，就是没想到他家里会告诉他长兄，更想不到他长兄在千里之外还有这么厉害的一招，把他押解回去，堵死他想走的路。”
走革命道路能得到家庭支持的实在太少。要是家里知道我要走，虽说没有张文清长兄的硬手，软办法总是有的。没有走出来的张润光、谢百川如此，已经走出来的张文清也不能幸免。
“我真高兴你们都到了我的故乡，革命的圣地……”
刘老师一封洋溢着革命热情的简短回信是写给我们几个人的。陕北公学只有我、黎琳和李再华，听说抗大还有好几个普七、普八的同学。建国中学这所收费贵、校誉不高的学校能有这么多学生来到延安，都是刘老师熏染的结果。
爷爷的信长多了，字不大，写满了三张纸。我捧着信，脑子里不禁浮现出他老人家戴着缺了镜把的老花镜，拿着小字毛笔焦急地书写的样子：
接汝来信，全家人总算放下心来。谢百川转来汝临行前一信，全家焦虑万分。余遍找相识各家，欲寻汝下落，终不可得。正当此时，六爷爷自昆明过此，即以告知，不料他殊释然，并慰余日：“大哥尽放宽心，老七此举未告知家中固属不是，然揆诸事实亦在情理之中。况其行为终是正道。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也。”余稍始觉宽心。越数日，孙祖武来述及广元遇汝事，知汝旅途尚安。孙则在返蓉途中遇盗，只身狼藉返里，较之汝殊为幸也。汝今已抵目的之地，余亦更觉放心，盼汝注意身体，学好本领。能为国家出一分力，则全家亦安矣。
反复看了几遍家书，能得到长辈的宽容和谅解应该高兴，可不知怎的，眼睛竞阵阵发酸，思亲之情，难以自抑。
我虽没让家里和友人多寄邮票，只希望信中附上回信的邮资，但爷爷和谢百川的信里仍然超额多寄了一些，我身上的钱已差不多用得一干二净，真是解了燃眉之急。秦剑萍似乎对小米包谷的生活不大适应，还因为口袋里有点钱，总是拉着我下小馆子。他和张文清分手时，张文清把家里寄来的大部分钱给了秦剑萍。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共产’，大家来花嘛。’’他很慷慨。
我老琢磨常下馆子总是个坏习气，高明琦就是因为这个怀疑我是小偷，总觉得不大光彩。真想不去。但没办法，朋友一喊，像是有吸引力似的，不禁又去了。
已经有十多天了，遇到高明琦时，我们两人都紧绷着脸。这一两天他的脸色似乎好看一点，好像想找我搭腔。谁想理他，有这样蛮横无理的革命者吗？
指导员李蕴章找我谈思想和学习，问我有什么想法。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就是对高明琦异常愤恨，他栽诬我的事还没搞清楚。“这当然是他不对，怎么能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当众侮辱革命同志呢？他没向你道歉吗？”
“他才不会哩，瞧他那副傲慢的老爷架子！再说，当着全班同学骂我，光道歉就算完事？”
“这个嘛，大家都知道是他的不是。”
原来他的手表已经在他自己的枕头下找到了。
又上大课。上次是罗迈副校长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大报告，这回是个新题目——“反托斗争”，不仅陕北公学，还有别的学校的同学一起听。报告人是康生。戴着深色眼镜，穿一套工人装，讲话口音很重。他讲话时手不离烟，一根接着一根。我好奇地数了数，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他抽了足有四十多根烟。真了不得！
田家英约我到河边溜达：“这下不背黑锅了吧？那个高明琦已受到严厉的批评。”
“你咋晓得？”
“我当然晓得。我们这个工作，哪个队的事都晓得点，只是不详细而已。队上很清楚你的为人，说不定指导员还要找你谈。”
“不错，他找我谈过话。”
“不是这个，你等着看，他还要找你。”
果不其然，在路上遇到李蕴章，他打个招呼：“走，咱们聊聊。”我不知他想说什么。他从家庭、学校到为什么到延安，无话不说。末了，他忽然冒出一句：“你来延安是为了参加革命，想不想成为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那是向往已久、可望而不可即的事。”
“怎么是可望不可即呢？我就是共产党员，而且我希望你能申请做一名共产党员。”
我猛然惊悟，田家英说的就是这件事。
几天后，我、张五信、曾彦修还有其他班的几个同学被通知到队上的“列宁室”。李蕴章带领大家宣誓：“……加入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服从组织，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那一刻，我真是热血沸腾。晚上久久不能入睡，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我愤世嫉俗，在迷蒙的幻想中憧憬着未来；从巴金的小说里寻找周围的人和自己的影子；抗日救亡的浪潮点燃了我的热情和勇气；直至走到延安。然而在艰难跋涉的道路中，时常感到一种空虚，一种缺少了什么的感觉。现在，我一下子感到很踏实。从今以后，我将在信仰的鼓舞下，在党组织的指引下走向未来，并为此献出自己的一切……
整个窑洞寂静无声。张五信、曾彦修……他们能人睡吗？他们一定和我一样，沉浸在巨大的鼓舞和激动中！
高明琦已几天不见了。我问张五信：“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肯定离开我们班了。他那副德性，怎么和大家相处？至少也得换个队，也许离开这里，转到别的学校。他比我们都大，又做过事，说不定转到抗大去了。”
对他我仍有点气，但想起李蕴章对大家说的话，又觉得自己不该把这件小事放在心上。
紧急集合。
十七队的学员在窑洞边的半山坡下高低不平的山洼里，就着地势，各班分散地站着，队主任和指导员站在当中。队部不久前刚贴出通知，教务主任邵式平不兼任主任，胡允之担任主任。他只简单地说了两句：“紧急集合是因为延安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现在由指导员向大家通报。”
我们有些纳闷，什么大事这么紧张？
李蕴章显得异常严肃，语音很沉重：“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延安这地方就那么平安无事，几天前就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他重复了胡允之的开场白。
“有人公开反对毛主席！”
真是骇人听闻！在革命者聚集的延安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告诉人们，要随时警惕呵！在延安，同样存在着重大的政治斗争。我们刚听了反托斗争的报告，那是国际上从党内到党外的一场严肃的斗争，现在在延安党内和军内也发生了。”
我们当时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也不知道详细情况，只是能体会到为什么要开展反托斗争。
我们都为此事感到义愤填膺。李蕴章继续说，当事人是军内高级指挥员。毛主席和他谈了两天话，要他认识错误，要他继续革命，到抗日前线去。此时，忽然有人发出激愤的声音：“对当事者，应该立即处理，还能容忍他吗？”
各班在讨论此事时还谈到抗大一位红军指挥员学员，因追求外地来的女学员不成而打死对方一事。当时许多人以其过去的功劳为他求情，而毛主席却以严肃党、军的纪律而对此事予以了严肃处理。如今出了直接针对毛主席本人的事，毛主席却还亲自和他谈话，宽容对待，还要他上前线去指挥战斗，我们很难理解。大家说来说去，终于有人冒出一句大家心中共同的话：“毛主席真伟大啊！”
大报告一个接一个，这次主持会议的是李富春（李蕴章告诉大家他是中央组织部的负责人），他介绍陕甘宁边区优秀的党务工作者郭洪涛为大家作陕甘宁边区工作的报告，告诉大家以后应怎样做工作。对我来说，好多事情都搞不清楚该如何下手，他的报告听起来有点似懂非懂，好像看西洋镜，一晃就过去了。
大报告前照旧是全校学生合唱，各个方队互相挑战，热闹非凡。青训班最喜欢唱的是“今天大家都来想……”等，这儿唱得最多的是<干一场》《劈里啪》《五月的鲜花》和《流亡三部曲》。唱起歌来，人的精神也振奋了许多。
“五一”节前，几所学校联合举办了一场演出，晚会前由刚从山西前方回来的丁玲讲战地生活和文艺宣传，这是极受欢迎的。演出主要是艺术学校自编的话剧，虚构了在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里，中国工人和日本反战的革命人士携手进行斗争的故事。演得很逼真，比过去看的电影还动人，真是一次愉快而充实的享受。回到班里，听那位从上海来的学音乐艺术的同学分析，更觉入神。他正打报告，想转到艺术学校去，干他的本行。
可是过了两天，忽然传来消息，那出话剧受到批评！幻想速胜，凭空杜撰不可能发生的事，这剧以后不能演了。听了这些批评和我们时事学习对照，道理显而易见。可是演得那样好，却再也看不到了，心里总觉得遗憾，多可惜呵！
一天下午，曾彦修说组织部找他谈话，准备让他转人马列学院学习。马列学院，多么响亮的名字！令人羡慕不已。问他学什么，他自己也没弄清楚，只告诉他是更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培养高级人才。我不禁想到自己的未来，屈指算来，来到延安已一个多月，加上我迟到的时间，学期似已过半了。
李蕴章通知各小组上午在校部旁的山坡开党员大会。这个山坡比队部旁的山坡大得多，当中有一块小小的平地，一刹那集合起一大群人：袁圣和、冯林、黎储力、王德琼、周光群、秦剑萍、黎琳、李再华……在我心中，黎储力应该早就是党员了，别人么，大概和我一样，最近才加入了共产党。
“这是党的会议，向党员同志传达最近发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主持大会的政治处主任周纯全宣布：“现在请陕北公学党总支书记罗迈同志向大家传达。”
确实是一件重大事件，大家都受到巨大的震动。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在代表边区出席祭祀黄帝陵仪式时突然失踪，据说已到了西安。
罗迈以此为题，详细讲述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时，另立中央，反对毛泽东，拉走队伍等一系列错误。中央批评了他的错误，仍让他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但他坚持错误，毫不悔悟，终于走上了背叛党和革命的罪恶道路。
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呢？听完传达后，心情非常沉重。没想到革命多年的领导人也会背叛自己的誓言。
各组讨论时，同学们纷纷发言，原来对党的认识还很抽象，实际上党内也有各种问题，看来纯洁队伍，不是一说就能办到的，要经过多少严肃的斗争啊！“让这些党的败类滚蛋吧！这样党才更有力量！”李蕴章在小组会上最后总结。说得真好，人身上的毒瘤挖掉了，人不就更健壮了吗？
我们将和抗大学员一起听毛主席的报告。最近听到毛主席处理的两件事，让人觉得他十分伟大，能够亲耳聆听毛主席的报告，心里特别高兴。
报告主题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坐得很远，主席的口音又不大懂，只能听个大意，联系到近来学习的毛主席的几篇大文章，都是闻所未闻的，因而感到异常精辟，印象至深。
过了几天，还是大报告，报告人是胡服，他讲的是“党内斗争”。似乎讲的内容很丰富，可是他的口音实在太难懂了，声音又低，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