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到敌后去
曾彦修已离开陕北公学，别的班也有人被抽走，这期学习似乎已到了最后。
好几天没见到田家英，原来他差点也被抽走。组织部找他谈话，提到去马列学院学习的事，还提出到一中央领导身边做秘书。田家英倾向于前者，读书学习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过事情又变了，因为来陕北公学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学校准备在旬邑县设立分校，学校想留下他，去分校党总支任总支宣传委员。他觉得也好，工作学习均可兼得，还给自己实践的机会，回头再上马列学院可能更有好处。我对他说两件事都不错，就看组织怎么决定了。
“那你准备去哪儿？”他反问我。
“当然是上前线！”
“要是不让你去，把你留在这儿，怎么办？”
“我还是希望能到华北敌后去，干一点对抗战、对革命有益的工作。毕竟从来没有体会过工作是啥子味道。再说敌人的后方，多有吸引力呀！”
“你想得挺好，就怕不照你的如意算盘打。”“那我自己提出要求！”
田家英看出我有点急了，他笑了笑：“放心吧，老兄！不会打发你回四川去的，不过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不讲价钱。”
“那当然，入党宣誓时说得明明白白。”
这两天，河边路上那几家小馆子开始热闹了。我们刚到时，身上多少有点零钱，又一时不能适应学校的伙食，下馆子的次数特别多。过了一段时间后，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钱也花光了，小饭馆的生意就不那么火。现在学期就要结束，朋友同学免不了要一起聚聚，自然人又多了。
因为张文清留下的一点“共产”，秦剑萍成了馆子里的常客。他很健谈，对什么事都有许多看法，对学校的活动、老师讲课的水平等等，总有不少议论。这一回说到学习结束后何去何从。秦剑萍的考虑是仍然回到四川参加抗日救亡的青年运动，他认为到哪儿都是革命工作，留下来也不一定能再多学多少东西，而且适应不了这里的生活。我说：“既然已经出来，还能再回学校不成？况且决心出来，就是为了去抗日前方。现在前方的样子还没见过，难道就退回去么？”“未必你不能继续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我的决心已下，回去闹革命。你不愿意回去也好，毕竟我们所掌握的东西太少，叫你一下子到那种复杂的战斗环境，恐怕更难适应。”
“不！我想的就是上战场，大家在一起驱逐敌人。我要参加更直接的抗日斗争。”
“你还真有点罗曼蒂克的味道嘛！”秦剑萍笑着说。
关于我的去向，李蕴章又一次找我谈话，征求我本人对以后分配的意见，他的意思是我可以留下到党校学习，提高素养和理论水平，有利于今后的实际工作。我没有立即回答，因为这并不是我所期望的。但党校对我却有很大的吸引力。李蕴章要我认真考虑。
朋友们的去向已一天天清楚。去抗大再学习的人不少，其中有黎琳。他们说要走上抗日斗争的第一线，首先该学习军事。另外一些人，包括和田家英两小无猜的刘承智，准备留在边区学习。打算回四川的不光秦剑萍一人，和曾彦修同来的赵复华也准备回去做地方工作。
只有黎储力说他等待组织决定。不管是留在延安，还是回到四川，和他形影不离的王德琼自然是和他一路的。他佩服我的决心和勇气：“我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应该到抗日前线进行实践斗争，这是崇高而美好的愿望，艰难的路途也将是成功的开始。”我从他的话中感受到慰藉和力量。
袁圣和、冯林是另外一种类型，他们没有什么响亮的豪言壮语，也从未想用自己的激情影响别人，只是质朴地表示自己的志愿：“到敌人后方去，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的心想到一起，路也走到一起，下决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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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最后时刻，班里的同学已经很不整齐。集中学习已是断断续续，主要是个别谈话以及一些小范围的活动。
田家英问我到底下了决心没有？正好我刚给李蕴章回了话，仍然盼望到前方去，已蒙同意报告校部，待这期结束后出发。至于去哪儿却不能明确，大概李蕴章也不清楚，只能等着了。
“也好，你去前方，我到旬邑分校，这下算得上各奔东西，自在一方。这几天我们要多在一起溜达聊天，以后就不知何年何月能再相见了。”
“真的，我们又要再一次告别。我打算到前方干一段时间，还要回来学习的。”
“那就难说了，到了前方，在哪儿？是啥样子？恐怕写封信都不一定能发出去呢！”
每天傍晚，我们差不多都在河边小道上走来走去，说说聊聊，也总是被小饭馆的油香所吸引。
“我劝你把这件大衣卖掉算啦！”田家英忽然给我出个主意，“你出去工作，还能没衣服穿？这件学生大衣，兵不兵，民不民，到了华北农村，肯定穿不出来。走起路来也太累赘，卖了它，我们正好打牙祭。”
一件旧大衣能值几个钱，我从来没想过还能卖了它。叫他这么一说，有点心动。到城关外的旧货店，两元钱把大衣处理了。
在离开之前该给家里写封信了。自来到陕北公学后，爷爷来过两封信，这回走向敌后，通信将断绝，不知家里会急成什么样子。
拿起笔来似觉有千钧之重。以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此时的心情和不久后将走向何处，怎样才能使爷爷、妈妈从信里得到安慰，而不增加他们的焦虑？费了好大一阵工夫才写完。
最后一次大会。和往常一样，集合时歌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大家重复地唱着陕北公学的校歌：
这儿是我们祖先的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里相聚，
民族的命运……
政治处主任周纯全主持大会，他成了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校长讲话后开始表演陕北公学自编的节目。周主任一会儿靠着台边的柱子蹲下，一会儿站起来鼓动大家。在两个节目的间隙中，他大声吆喝，举起双手招呼大家分成两组，男女对唱：
（男）这是时候了，同学们，
该我们走上前线！我们没有什么挂牵，
终会有点儿留恋……
（女）学问总不易求得完全，要在工作中去锻炼，
国难已经逼到了眉间，
谁有心思长期钻研？……
（合）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怕什么千难万险！
我们的血已沸腾，
不逐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跟上来吧，
我们手牵手，
去同我们的敌人血战！别了，
别了同学们，
我们再见在前线！
委婉、亲切的男女对歌，一开头就诉说着淡淡的离别之情，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情意绵绵的情景中。随后的合唱又使大家的心情随着歌声激荡、飞扬，当唱到“不逐日寇不回来相见……我们再见在前线”时，情绪已激昂到了极点，久久不能平静，已完全融人了苍凉、悲壮、慷慨、激昂的歌声中。看看周围的同志们，都和我一样，眼里闪烁着兴奋激动的光芒。
“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谁的声音？仔细一听，谁也不是，是自己在对自己说。是的，是发自自己内心深处的肯定和自信！
暮春时候，阳光越来越暖和，白日也越来越长。我和田家英沿着河边散步，说着那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一对即将奔赴东西的朋友，再也不会有这样悠闲的时刻了。
很久没有洗澡了。远处，有人脱去外套，在河边擦洗。我们也脱了衣服，敞开胸襟，坐在石头上，把双脚泡在水里，用打湿的手帕擦洗。
田家英只是草草地洗了洗脚就站了起来，抓着我扔在一旁的学生服，取下别在上衣兜里的金星钢笔，笑着说：“对不起啦，这支钢笔就算是我的了！”
“这咋行？我还要用的！”我叫了起来，顾不得擦干脚，连忙追上去。
田家英嬉笑着说：“算了嘛，你已经送给我了。”
我真是无奈，总不能因为这和朋友打架。可是这支金星钢笔是我身上唯一的宝物。那是我考上高中以后，妈妈托人从重庆带回来的，奖励我跳级考进高中。我平时读书写字时都很爱惜，朋友们都羡慕我有这样好的笔。如今被他拿走，还说是我送他的，心里又急又气！“我真的很需要你这么一支好笔。”田家英一下变成了央求的口气，“这里的工作、学习时刻都离不开用笔，如果你留在这儿，我当然不会拿，可是你很快要上前线了，肯定会发给你笔的。”
我实在没有办法。在这里找这种钢笔，几乎是不可能的，到前方去，也许用处没有这里大，找支别的什么笔也能对付着用。我只好叹口气：“好吧，就这样吧。”
田家英把笔放在裤兜里，走上前，笑逐颜开地握着我的手：“真的谢谢你了，老朋友，你为我解决了一个大困难！”
“再见，朋友！”我俩的手久久地握在一起。
已经等了好几天，究竟要去哪儿？此时已是1938年5月，报纸上正连续报道：台儿庄激战甚酣；滕县已经失守，川军王铭章部的将士几乎全部殉国……我想起李日恒，不就在王铭章的队伍里吗？据说已经是排长了，这一回，怕是已经英勇殉国？
李蕴章通知我到校部集合。我们陕北公学的学生一共四人：我和十二队的赵蕴华，十五队的周光金，十六队的杨天觉；抗大学生朱敬熙、王辛波、李大个子，另外还有抗大的三位红军战士，由温建平率领到晋南前线做地方工作。红军战士张宜龙担任临时班长，明日一早搭车去西安，转陇海线直接去往晋南。
别了，延安！再见，延安，革命战士的家！真希望能再回到你的身旁，再一次学习革命真理！
相信一定会有这么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