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幼稚一书生，长发朱颜入郭村。
白首老妪昏花眼，丈夫当作女儿身。
《初试》（1938年作）
晋西岁暮起风沙，伧父屠刀忒毒辣。
休道秋林人不晓，阎君又咽苦迭挞。
《风沙》（1939年作）
书生壮志斗强梁，祸变谁知起内墙。
阶级仇和民族愤，一肩两恨永不忘。
《两恨》（1940年作）
一、茅津北渡
列车在广袤大地上奔驰，田野里碧绿的麦苗在微风中摇曳。稀疏的村庄、房舍从两边掠过。5月的关中平原已是暮春天气，不过身着两件单衣在夜晚里还是感到丝丝寒意。
温建平穿着一身灰军服，独自坐在另一边坐椅上，我们几人则是按照班长的指令，一个挨一个地坐着，彼此面对面，谁也不吭气，只有班长张宜龙走来走去，不时提醒大家注意坐立的姿势，要保持军人的样子。其实我们这一帮人，除了三个老红军和温建平穿着军服，其他人都穿着各异，多半是学生装，或者是蓝布褂子。在学校临走时讲明了，你们到哪里都会是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所以不发军装，到地方会有合适的衣服穿。张宜龙当了临时班长，他就要尽到班长的职责，按军人的要求办事，对这个红军战士，大伙儿能理解，也很尊重。他提醒我们时，旁人都报以微笑。
晚餐是各人自备的行军干粮，那是头天在西安办事处过夜时准备的馒头，挺不错的食物，只是经过一天的工夫，真的成了“干”粮。班长招呼一起进餐，也就是同时动作，各自啃自己背的馒头，重要的是他和老罗、小吴三个红军战士身上都背有一行军水壶，这可是令人羡慕的东西。按他的分派，我们一行十一人，一管三，就着水壶轮流喝。在啃干馒头时能喝上几口冷开水，着实觉得痛快、舒服。
夜幕降临，白天车厢里来往上下的人少了，已经有人靠着椅背沉沉地睡去，车厢逐渐安静下来。
“台儿庄正在激战，这回还是把日寇南下的势头挡住了一些日子。”温建平低声告诉大家，他手里有一张当天的报纸，是在上火车前买的。他还告诉大家说，“过了潼关，往北没多远，敌军已经打到那里，战争就要打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回想一下，时间过得真快，七七事变开始不到一年时间，日寇已经打过整个华北，徐州战场正在激战，中原大地已经处在抗战的前沿。只有山西的西边、南边还在中国军队的手里，而在它的北边，八路军还在敌后坚持，并且出现了一个晋察冀边区。我们现在就去山西，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艰苦日子。
“战争是持久而残酷的，但我们终将赢得胜利。”能够有这样的理解，那完全是从安吴堡到延安这几个月学习的收获，我们正是带着高昂的决心和勇气，一步步地走向前线。想到此处，为国献身的激情油然而生。
夜已深，人们多已沉沉入睡，我却老睡不着，在黑暗里睁大眼睛。我不止一次地看见班长自个儿来回走动，原来他正为大家站岗放哨，看看衣服扣好了没有，是不是睡在风口上…
“多好的班长呵！这就是老红军的本色呀！”
车到陕州，这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或许是战争的影响吧，街上的人不多，其中穿军装的倒不少。我们在靠河岸的小铺里，买了几个烧饼，要了碗高汤，填饱肚子歇歇脚，走向河边的渡口。这时张宜龙一个个地低声打招呼：要是有人问起，不要说是从陕北八路军来的，要改口说是平陆县自卫大队的，过河来办事的。
中午的太阳照着滚滚的黄河水，天气比早上热了许多。河两岸全是光秃秃的，远看是一个个高低不一的山丘，半坡下一片片翻腾的麦浪，半坡上是光秃的，间杂着稀疏的麦苗和一个个窑洞口。看来这里也和陕北一样，农村的人们多半住在土窑中。
渡口，其实没有几条船，都停在遮阴的地方，我们十一人刚好找到一条船，和另外三人搭一条船过河。乍一看，黄河的水面并不很宽，流速不快，只有那混浊的泥沙，告诉你这就是黄河！偶然可见三五个打鱼的人，赤着上身站在水中，两手平伸着不住地挪动着摸鱼，摸到一条便丢在身边的鱼篓中。
渡船上的船老大，也一样的光着上身，手里提起一根大篙竿，先是把船顺着河边，往上水撑出好远。我觉得挺纳闷，河那面的渡口和这边正对着，为什么老是往上划？费那样大的劲！我看看同行的人们，全都默默地看着船老大，也许和我一样，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张宜龙他们几人，倒显得很安详，似乎看惯了，不以为奇。果然，这船撑有一两里路远，那年长一点的船夫吆喝了一声号子，把船头掉过了方向，然后直向对岸放去，船向下水斜流过去，船老大轻轻摆动篙竿，船却像箭一样往下射去。我几乎惊叫起来！原来上撑就是为了对准对面的渡口，尽管还是靠得往下了一点。船老大用力再往上撑，把船身扭转过来。
“茅津渡”，这个小小的渡口却有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记不得在哪本书上，曾见到过“茅津”这个词，一到这里，我们就算已经踏上了山西——这片抗战前线的土地上。
我们行走的步伐一下加快了。在渡口上见到两个人，其中一个和温建平向平陆县城方向去了，另一人则和我们一帮人一起向北边走去。
天忽然下起了蒙蒙细雨，不大一会儿工夫身上的衣服已全打湿了。张宜龙他们三人还真有经验，他们不但背有水壶，而且脖子上还挂着一个斗笠，这回又派上用场了。朱敬熙、王辛波，则一个从背包里拿出一件雨衣，一个抽出一块油布，正好披在身上。我们几人什么都没有，只能淋着雨前行。
平陆这个地方，可一点也不平坦。没走多远，突然下到陡直的深谷，一会儿又从深谷爬上那不大的平坡，前面却又横亘一座山丘，尽管不高，可也挡住了视线。
雨慢慢停下来，脚上沾满了黄泥。我穿着从成都出发时的一双布鞋，这下真是一团糟。还是在陕州吃的午饭，好像背包里还有点剩馒头，班长也不再招呼大家一同进餐，也没提醒大家注意什么，用他自己的说法：“过了黄河，八路的路条不用了，我这班长也就没事了。”天色已近黄昏，看样子今晚歇脚的地方还不近呢！其实今天并没走多少路，只不过是淋着毛毛雨，踩着烂泥，脚踩下去，拔都拔不出来，感觉比平日里路长罢了。
又走上一段平坡，迎面望去，看不见前面有什么村庄、房屋，也看不到窑洞的洞口。心里纳闷，要走到什么时候？肚子叽咕直叫，最后一块干粮已经在半途啃掉了。
天已黑尽，朦胧中看见前边有一个小小的屋顶，满心喜欢地以为是到站了。到跟前一看，原来是路旁的一座小土地庙。四面再也瞅不见有屋顶的地方。
“有土地庙的去处，说不准就有了人家、村庄。”朱敬熙和王辛波在低声议论。忽然听见有人大声说：“好啦，尧店到了！”像是张宜龙的声音，但这声音，竟是从地底下发出的。张宜龙开头还和我们在一起，后来他和茅津渡来的那个人赶到前头，怎么一转眼又跑到地底下去了呢？随着人声和脚步声逐渐从下边上来，才看见几个黑影子。“大伙儿随我来。”老乡招呼大家。
“小心点，这是个斜坡，下过雨，有点滑。”他刚说了这句话，我的脚底下就像要踩空似的，原来到了一个斜坡上。顺势往下走，看见下边有一束火光在摇晃，竟是一个小坝子，刚才下的坡，就是院子的大门。院子靠崖的一面排着几口窑洞，有的已上了火。
“尧店这村全是窑洞，都顺坡开着洞口，远处看就只在这背后坡上有一座戏台子是个砖瓦房。”老乡给大家讲，招呼大家进窑洞。窑洞里边很宽敞，往里看还很深，看不大清楚，大概是放东西的去处，炕头在洞口的一边，炕上还摆着小桌子。
晚饭是村里的派饭，熬了一锅稀粥，每人两个大饼子，一碟腌菜，挺热乎。炕上备有几床被子，也很暖和。就是每人只有一小铁盆的水，盆子还是尖底，只能盛小勺水，洗脸、洗脚都在里面，真不知该咋洗。
兴许是走累了，第二天起得比往常都晚，出窑洞往上一看，还真有意思，窑顶上还是平平的，边上长了些矮小的酸枣树。
出村的时候，看见洞当中有一道新压的大车车辙，还听见有人大声吆喝骡子，上这么一道坡，还真是费劲哩！
我们这一行人少了一半，不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了。只有朱敬熙、我和三个老红军，沿着乡村小道，按老乡的指点，向夏县走去。
二、丈夫误作女儿身
夏县，一座萧索的小城。东边能看到逶迤起伏的群山，前面的山不高，可越往后越高，一片云雾缭绕。山下是一马平川，小城就坐落在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中。我们被引进一个小院，一个中等个子、留着长发、有一张黑黝黝的脸孔、着一身自卫队军服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们。
“欢迎你们到晋南这片土地，一同进行抗日斗争。”他自我介绍名叫王噫非，党组织指派他在这里做联系工作，并且宣布，朱张等四位同志都去自卫队，我则分配到县政府去工作。王噫非单独向我交代：“县政府里，只有李涛县长是共产党员，你去了就有两个了。有事能够商量着办了。”
王噫非很健谈，把这儿的许多情况作了介绍：“这是一个新型的县政府和人民武装自卫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是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才建立起来的。在这以前，县里没有真正的武装队伍，只有几个武装警察和团练，县政府是一帮老官僚把持，还有一个权力很大的‘主张公道团’。那是头几年山西省为了防共而设立的，自然是当地的地主豪绅们把持，去年县里才有了牺盟会①，来搞牺盟会工作的，为首的都是总会派来的外地的青年学生，工作人员也都是本地的青年学生。牺盟会的人来了以后，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不过事情发展得出人意料，日本人占领太原，后来又到临汾，许多县的县长、团长都跑了，夏县也不例外。就靠牺盟会派来的人和地方上一些积极抗日的人接下这摊子，坚持下来，上边也就委派了县长，咱们李涛县长就这么当上的，公道团团长也由牺盟会的领导人去接替，现在实际上和牺盟会合起来干，叫做‘公牺联合工作会，（简称t公牺会’）。这以后才开始组织自卫队，准备坚持打游击战，现已有了几个中队，几百人的队伍。温建平同志这次去西北，就是要带兵打仗的人手。如今日军已经打到永济、运城附近，离夏县只有几十里路，这里军民就是要紧急备战，发动群众，组织起来，准备打仗。”
从王噫非的话里，我才知道，同来的王辛波、李大个、赵荫华，都留在平陆，杨天觉、周光金则去芮城、垣曲。
王噫非和我一起去见了李涛县长。李涛是个东北大汉，他没多说话，只是具体交代我作为他委派到第三科的“督学”，任务是到各村进行青年学生的教育，推动农村群众的教育，发动组织青救会、儿童团、民兵。“督学只是个名义，你要独立去进行工作，关键是要把农村一批教师发动起来，他们事实上会成为乡村的带头人物。三科科长吴楚翘是个老先生，过去也干过革命，人还好，你要尊重他，多听他的意见。但还得自己大胆独立地工作，有事可以找我或王噫非同志。”吴科长年纪比我大一倍，说话很客气，我想他是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对我能从几千里外来到他的家乡参加抗日他非常高兴。他以前在县里教过小学，也是这回新县府成立时请他出山的。“我虽然学生时候也参加过一些进步活动。但后来没有继续下去，现在干什么事还只能算新手，有些事还得向你请教。”他很谦虚地说。
“你言重了，你是多年的教师，我只算是你的学生，有些事还不知道该怎么去干，你还得多指点才行呀！”
吴科长很诚恳地说：“一般来说，我比你蠢长几岁，但从参与抗战工作来说，你可是走在我的前头，好吧，咱们互相帮助吧！”
说干就干，照王噫非说的那样，现在就是要争取时间，多做一些工作。我只住了一天便要到乡下去，王噫非打了招呼，有县牺盟会、公道团的人一同下去，各自分头进行工作。牺盟会是组织农会，公道团则是查看各村公道团的活动，我则到小学和师生见面，宣传抗日救国，眼前该做什么事，发动组织青救会、儿童团。我自然成了下去的主要人员。说实话，心里真有些发憷，这使我想起去年在学校上街做抗日宣传的尴尬相。现在当然不会重复那些洋相，毕竟已经跑了上千里的路，半年的学习，听了那么多的大报告，肚子里还是装了不少东西，现在到一个小学讲讲话，还会怕么？
我初到的这个村在城东南，靠山边，只有十来里地，一个时辰就到了。村里一位小学教师是已经组织起来的村青救会会长，他把我领到学校，让给学校师生还有村里一些青年讲一堂课，这是昨天就说好了的，我也在夜里作了准备。讲的时候总算沉住了气，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听的人除了几个太小的同学，大家还是很专心，不过从他们的眼神看来，有时有点迷惘，是不是没听懂我讲话的意思？我讲过以后，那个老师又接着说了一段话，有些是重复我的话，另外还讲了村青救会和儿童团怎么组织活动，眼前要干些什么。不过他说的话，我也只听清楚六七成。
讲话结束后，他对我说：“你讲得好，有好多话，我们这里是头一回听到。”
“我讲得不好，你看大伙儿能听进去么？”
“怎么能听不进去？那些重要的道理，不讲怎么能知道？青救会、儿童团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新鲜事呀！”
“我看大伙儿有些话好像还没大听清楚。”
“没有别的，你的口音大伙儿还不大能懂。话又说回来，大伙儿也因为你从老远的地方来到咱们这里做抗日工作，多不容易呀，越是听不懂也就越想弄清楚！”
“原来大伙儿都听不懂，这可真难了！”
老师笑着说：“你的话，我也只听懂一半，有些地方就得去猜，大伙儿可能六七成听不大明白，大意总会弄清楚的，往后慢慢会听惯的。别老想着这个，该吃饭了，下午，全村管事的还要一起来开会，听你讲话哩。”
吃饭和在尧店差不多，不过只我一个人在一家老乡家里，他刚才也在小学里开会。老师打了招呼，叫吃过饭就在他家里歇歇，等一会他再来同去村公所。
村里已经在收割麦子，这家全家人都下地去了，只留下他开会和自愿派饭，中午天热，人也有些困。他好心地说：“先生，你就在炕上躺躺。”我一躺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这不是个挺俊的姑娘么？”蒙咙中听见一个老婆婆说。“娘，别乱说，人家是公家上的人，来咱村办事的呀！”“怎么乱说，不是姑娘，怎么那么长的分分头！”
“低声些呀！别让人家听见了呀！”
“我真听见了呀！”我一翻身爬起来，让他娘儿俩措手不及。
老大娘倒先笑起来：“这个先生准是从城里才下来的吧？要不咱这儿哪有留分头的？这么年轻，真像个姑娘，看不出来呀！”
我心想，真是一乡一俗，我这么个大小伙子，到这地方竞被当成了小姑娘，真叫人哭笑不得。
如此连续往村里跑了好几趟，都是跟着牺盟会、公道团的人去的。牺盟会的李云是一位蒙古族的女青年，她看上去很精神，说话干脆，喜欢唱歌，一看年龄比我可大得多，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县牺盟会的特派员。而那位公道团团长和她就大不一样了，我只和他一同下过一次乡，人又瘦又黑，一口本地口音，尽管也喜欢和人说话摆谈，却没有李云那么活跃。不过，他俩对我都是一样的友好。李云说：“都是一样抗日的同志嘛！出门在外，好比是一家人一样该互相照顾呀！”有一次她忽然说：“何驹，你还真勤奋，干事不错嘛，你该到牺盟会来工作。不过，在县政府也是一样。”
听她这么一说，心里倒有点乐滋滋的。我对做什么事、怎么做一直都没个底，她的话，倒是给了自己一点安慰。转眼已经一个多月了，在这里，县政府和牺盟会是什么关系，从延安到这儿为什么到县政府，都弄不清楚。只知道一点，自己是一个候补党员，和王噫非联系，听他讲的情况，按他的吩咐去工作。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一个多月了，我的生活费该哪里管呢？只听王噫非说，县政府会管我的生活费的，只是现在抗战时期，不能发薪水，只能给点生活费，补助一点日常生活的开销。吃饭倒不要紧，别的就没办法了，手上钢笔已经没有了，只有找几支铅笔，勉强凑合着，后来找到一支用过的蘸水钢笔，就不错了。
还真是及时雨。吴科长转交给我两元钱的生活费，说本地人都还没发。只给外地来的人发，拿到钱，反倒觉得没多少地方可花，也买不到什么。身上的衣服也还能凑合，就是鞋子已经破了。吴科长当时就看见了，问有鞋换么？过两三天他拿了一双布鞋，粗麻绳纳的鞋底，还带了双布袜子，是他“家里”（老婆）给做的，说你就将就穿吧。
“这怎么好，有了生活费，我还能买呀。”
“你看这街上哪有卖鞋袜的！”这话是真的，街上只有一家卖洋广杂货的小铺，里边还摆着几顶毡帽头，就是没有鞋袜。
“咱本乡上的人，鞋袜全是家里做的。你到咱们这来，无亲无故，在咱这抗战大家庭里，连这点忙都不帮，那还算是抗日的同志？”
我心里骤然感到一阵阵的暖意，真正体会到抗日同志的友爱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又一次下乡去。
已经下乡好几趟了，越走越远，不过总在县城附近，最多也不过二十来里地，有时在村里过夜，第二天赶回城里。这回也是这样。上午，随着村里运送粮食草料的大车回城，这可是头一回。铁箍包着的木轮子连轴转，在路上压出又宽又深的车辙，人的身子随着轮子转动不断地摇晃着，走起来却比人走路快不了多少。直到晌午时，才到县城边上。忽然听见路上有人尖声叫喊：“有飞机咧！”
可不是么，飞机飞得那样低，从县城上空俯冲飞过，一个旋转过去，接着又转过来。
拉大车的驴和骡子被飞机声音吓住了，赶车人用力拉着缰绳，仍然挡不住它们乱跑乱蹦，我们几人早已跳下车，蹲在道旁。
“上边有两个鬼子！”听同行的牺盟会的小丁这么一说。我发现真个能瞅见飞机上的人影。
“快趴下，冲我们来了！”李云叫着，四个人全都散在道旁的麦地里。
飞机从高处俯冲而下，机声后边，发出“嗒嗒嗒嗒”的响声，在地上冒起一阵阵灰烟，飞机没有冲着我们这里，它一直对准县城里边连续扫射了几圈。就在这时候，城边的地面上也响起了几下向上射击的枪声，只是枪声没有飞机发射的枪声那样响。
飞机过去了一阵子，我们回到城里，自卫大队队部门口有几个人站在那里，原来是张宜龙、政治处霍钟秀主任等人。张宜龙一见我们就笑呵呵地说：“碰上了吧！吓住没有，小伙子？”
刚才地面的枪声是小吴打的，小吴是四中队队长，他正带着战士训练，飞机来时，他招呼大家隐蔽，自己端起一杆老套筒连放了几枪。
“这老套筒太没劲了，没打多高，要不，那飞机就在屋顶上，还是能打着的。”
第二天上午，李涛县长召开了紧急会议，政府的科长，公牺会管事的几个人，自卫队的股长、队长都到了，王噫非把我也叫去了。就李县长一个人说话，他告诉大家，从侯马往南，敌军大量集结。估计不久即将向运城一永济一线有大的动作，昨天的飞机扫射就是一个信号。二战区的大部队将往路西山区撤，路东路南的平川地带大部队也将往山星转移，光我们这新成立的自卫队守不住这个县城。敌军不会驻扎咱这种县城，但仗总要打到这里。我们要作战争的准备，把县府、公牺会都搬到东山脚下，自卫队留一个中队在城里，其他的在外围活动，随时准备敌人到来，打长期的游击战争。李县长还说，关专员和中心区早已在运城以外活动，我们再不能等待了。县府搬到南郭村。
吴科长告诉我：“金长庚先生的家就在这个村。”
金长庚是谁呀？见我有点纳闷，吴科长便说道：“金长庚在咱县里名气可大哩，除了嘉康杰就得算他了。金长庚曾在外乡待了好几年时间，后来回县里当小学教师。其实是跟嘉康杰一道闹革命，在那困难的日子，他们在东山上扯起了红旗，阎锡山的军队到处抓捕他们，可始终没有找着。去年，八路军过了临汾，他们才露了面，带着咱这地方一批后生当八路军去了。最近听说日本军要打到咱这里，他们还要回来打日本哩！”吴科长还说南郭村和马窑这几个村一样，说起抗日才积极呢！村里的牺盟会、、青年妇女会全都组织起来了，用不着县里去人催办，就是县自卫队也有这村好几个小伙。
“原来有这么好的地方！”
搬到南郭没几天，王噫非忽然告诉我要调我去另一个地方工作。我有点不解，到这地方才有多少日子？真可说是地头还没踩热，又要到哪里去呀？
“还能够到哪里去？还不是去咱们晋南河东！”王噫非作了解释，是去一个叫河东民先地方队部或是河东青年救国会的组织，“那里需要人，组织上商量了，你去比较合适，反正就在这几个县里，专门搞青年工作。”
“我哪里会搞什么工作，只这个把月才摸到一点点门，又换个去处……不过，反正哪里都是一样。”
“那就行了嘛！”王噫非高兴地笑了，“李涛县长那里，我已经打了招呼，他今天上专区去了，他已经告诉过吴科长，你就抓紧时间，明儿有去平陆的人，和你一块儿去，他们就在平陆县城里。”
平陆？不又走回原先走过的地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