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东民先
上次我们并没有走进平陆县城，这回算是在这儿住下来了。这县城和夏县差不多大小，不过是在黄河边上，看上去比夏县县城要紧凑些，街上来往的人也比夏县多。我们四个人就住在县政府大院里。高松之引我和李铨、李禧见面。高是四人中的头头，也就是民先队长。照他的说法，这个组织早在去年就在运城的几所学校组织起来了，随着战争的日益临近，学校的课已停了，许多参加民先的同学都被动员起来参加各项抗日工作。按照党的河东特委的要求，撤到平陆，承担起河东区青年救国联合会的任务，作为牺盟运城中心区领导下的地区群众组织开展工作。这样也就包括两个层次，进步青年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广泛的包含各阶层的青救会。高说：“看将来的发展，民先队会完成它自己的历史任务，最后就是一个青救会。”
高松之希望我接替不久前到延安学习的侯维平担任宣传委员。党委派我到来时，也有这个打算，我却不敢于。我的想法是宣传要能说能写要有理论，我还差得很远，不如干组织。我想这无非是跑跑路，联系大家一总比宣传的活儿好干些！我提出来，高似乎很不乐意，但对我这样一个外来的陌生同志，他也不好说什么，最后勉强同意我的意见。李铨早已确定为秘书，只好由李禧担任宣传。过了几天我才明白，按习惯的组织次序是队长、秘书、组织、宣传，由于我的坚持，把李禧挤到后边去了。
各县都在建立县青救会，我们只能做一点督促检查，有的地方可以一面检查、一面帮助他们工作。可我们只有四个人，究竟能做多少事？只能在一起集中学习讨论三两天，然后分头到各县去跑几天。如此反复地进行活动，开展工作。分给我的是芮城、解县、永济这几处，照高的说法还应该包括路西北的几处，不过现在已经过不去了，只能在当地牺盟会指导之下，各自为战。其实主要的就是跑路，平陆到芮城县城，紧跑慢赶，就得大半天。芮城县城已经不能进去，县政府、牺盟会、自卫队，都在黄河边上游动。我头一次顺着黄河边到芮城牺盟会驻地，就看见北边山脚下也就是县城那一片，人们牵着牲口，扶着老人往黄河边上跑，原来是敌军从安邑方向往这边来，我只能跟县城牺盟会、青救会的人们住在一个小村里，第二天又回到平陆。至于另外几个地方就更难了，县里的人有时在县城内都住不下来。照他们的话说，已经过起游击队的生活了。
回到平陆，就显得宁静许多，我们和平陆公牺会的同志住在一个小院里，县长倒是见到一回，公道团团长、牺盟会特派员，一天总见到好几次，公道团团长张呼晨，看上去准有二十好几了，人很随和，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的。一天中午在院里晒太阳，我看见他脱下身上的布褂子，一个缝一个缝地查找虱子。我也脱下褂子顺着痒的地方去找。他看见我老是找不着，也凑过来帮忙，大家着实嬉笑了一阵。我们在一起学习时事，学习政治，这本是规定的制度。张呼晨和大家一样，学习很认真，说起话来还是慢慢的，语言不多，但很凝重，有一定的分量，不像别人发言长，却没个中心。在这里我才知道，专区已经从西边迁移到平陆的张店街。牺盟中心也一同转到这里，同蒲路以西的地方已被敌军隔断了。整个山西战场，日军占领了铁路沿线，中国正规部队占住两厢，八路军进了晋东北、晋东南。二战区在晋西，中央军就在中条山、王屋山一线，平陆、夏县一带正好处于中央军和日军占领地区的边沿。
有一天，忽然路过几个客人，其中一人向我打招呼。我上前一看，原来是周光金。我们一同过河以后，听说他去了垣曲县，真想不到在这儿来碰上。
“你不是去了夏县么？我现在又要回延安了。”“怎么回事？咱们出来没多久呀？”
“不行呀！我觉得我们学的那点东西，到这里来什么都做不了。我下决心再回延安学它个年把，再出来工作。”
“哪能那么容易，说回就回呢？”
“组织已经同意了，写了介绍信让我回去。”只这么简单交谈了几句，他即匆匆而去。
我们一行几人，在此地还不过两个月时间，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不过从王噫非还有其他人那里也能听到一点，都还干得不错。朱敬熙在夏县自卫队当宣传股长，张宜龙当组织股长，老罗、小吴都是中队长，他们在自卫队里边已经是很管事的人，王辛波已经担任了平陆牺盟会的秘书，按牺盟组织的规定，秘书就是牺盟会的负责人，我们在村里工作，就知道村牺盟会也是秘书当家，不过县里还有一位特派员，顾名思义，他是由山西省牺盟总会派驻县里的，当然在秘书之上，成了牺盟的总管，秘书是他的主要助手。赵荫华也在牺盟会里，看来工作挺来劲。杨天觉在芮城，也是在乡里做组织青救会和牺盟会的工作。偏偏在此时，周一个人离此而去，我觉得很不安。本来，我也曾想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延安学习，但绝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地皮还未踩热，拔腿就走，岂不是冤冤枉枉，白跑一趟了么？
在平陆，我们四人总的说来还是挺融洽的，但相比之下，我和李铨似乎更合得来一点。李禧也还没有什么，高松之却有点落落寡合。他常常一人躺在屋里的小床上，瞪着眼，望着屋顶，很少和别人搭腔；要是几人在一起议论事情，他又总是一副教头的神气。他本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头头，不过感觉他太孤独了。李铨和他都是运城师范的同学，和他说话的时候也不多，反而和我还说得来一些。我还发现他两人在一起说什么事，见我一过去，他们话题就变了。后来发现，不光是对我，李禧一过去，他们也一样。
我由此对他们有些看法。但又怕说出自己的看法以后更增加彼此之间的隔阂。能不能向王噫非反映呢？但我又无法准确述说自己的看法。
不久，王噫非来了，花了点时间才把四人召集到一起。
“民先队要担起这项责任！”王噫非语气严肃地交代任务。原来八路军一个支队从洪洞方向下来，经过连续战斗，有不少减员，要在晋南地区补充一部分战斗人员，党委交给河东民先的任务，就是要发动一部分青年参加到这个抗日军队里去。
听了王噫非的话以后，我们几人面面相觑，谁都没有做声。这真有点难。等了一阵工夫，还是高松之说话了：“党交给了我们这样的任务，自然是义不容辞。但是完成这项任务困难确实太大，河东民先和去年在运城的情形完全两样。那时候运城几个县里的学校和有的小学也有民先队员，我们有直接发动青年参战和参加抗日工作的力量。现在就不一样了，这些组织好些不存在，那时的民先队员有的人去了西北，有的人跟嘉康杰到了八路军，更多的人参加了本地自卫队和本地的抗日工作。现在只能靠各县的青年组织，但他们也是组织起来不多久，接到这个任务，也会是没头没脑，抓不着缰的！”
他这话讲得振振有词，等于把王噫非的话直接顶回去了。我不竞由衷地佩服他，毕竟是我们的领头人，几个人说不出的话，他一下子都说了，而且挺在理，说出了真实情况。
王噫非显然不能接受高松之的意见，他试着用高的一些原话来驳斥他，不过驳斥的道理也很勉强，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反复强调党的任务只能坚决执行，不打折扣，光强调困难是不对的。
又讨论了一阵子，还是王噫非出了个点子。河东民先要坚决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把动员参军的数字、时间分给几个县的青救会，并且跟踪督促检查，要求各县迅速进行，完成任务。高松之最后还是表示接受任务，但又表示实在没有把握，只能等候组织的处分。王噫非说：“把任务交下去，还要和他们一道来完成。只要我们态度坚决，认真去做动员工作，即使真有困难，不能百分之百地完成，组织上也不会不切实际地责备哪一个人。”他表示将考虑大家的意见，也向党委反映多方想法来补充我们的部队。
事情讲完了，高松之忽然对王噫非说：“我还有别的事想找你单独谈谈。”两人走向屋子外边的小坝子里，屋里剩下我们三人，彼此张望了一下，不约而同地笑起来，似乎经过刚才那种压抑的空气以后，终于能痛快地舒一口气。
“我说嘛，事情哪有那样好办的，就这样去干，只怕后来还是颗粒无收。”平素不大说话的李铨，这回倒先说了几句。
“你好像不怕完不成这项任务？要完不成，我们可没法向组织交代呀！”李禧笑嘻嘻地瞅着李铨，像是不同意他刚才的说法，叉像是同意他的想法。我心里倒有点嘀咕，他两人看来挺亲密。
于是我又往县里跑了一趟，这次只到芮城，不去解虞永①，只是把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的任务交下去。这事真有点难，难就难在说不出口。敌人已经兵临县境，骚扰不停，八路军又没到过这里，动员乡下人跑老远去当八路军，而自己的家乡就在日军铁蹄下！
我先和杨天觉说了这事，他也在牺盟会里工作，在村里什么事都抓。杨天觉说：“你怎么能向他们提这事？到这里来，你只能帮助大家做发动群众备战的工作，大家才欢迎你，要不，谁来理你这碴？别再说了，把这事咽在肚子里带回去吧！咱们一起上村里去，看大伙儿怎样备战，怎样坚壁清野，藏好粮食和物品，敌人来了，好放心疏散，把自卫队拉出去，到时候能打个游击，那就挺好嘛！”
我老老实实跟着县公牺会的人在黄河边上跑了好几个村庄后，回到平陆，真不好意思，两手空空，跑这一趟算干什么呢？高听完我的汇报，脸色很严肃，只说了句：“尽力而为，努力工作吧！”照几人汇报的情况，除了我在芮城以外，其他几处的任务，倒是交下去了，高自己上了垣曲，李铨到了夏县，事情是交办下去了，有可能动员一点人参军，不过怎么也不会太多。
房间里的空气又沉闷起来了。高松之又是老样子，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不吭声，有时候又爬起来，掏出小本写个不停。一次，我从外边进屋，他正伏在小桌上写什么，一见我进来，慌忙地合上了本子。大家也不在意，都去吃饭了，只有他还在房里，我喊他一声，也去打饭了。挺简单，拿个馍、端碗稀粥和一小碟干海椒，又回到屋里。他还在写，抬头看看外边：“哎哟，晚了！”笔和小本子也不收拾，蹬上鞋便连忙向厨房走去。
桌子是几人公用的，我坐下来，无意看了一眼他的笔记本。笔记本上的字很小，能依稀认出一些。
“怎能容忍温傅机会主义在晋南党的领导！”这是单独的一行，令人醒目地看见头上这一句。看见这几个字，我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另外一处，又写道：“他们以恶劣的手法，陷害阎子祥同志，我们一定要向党反映。”
我脑子里浮现出傅子和、阎子祥的名字，听王噫非说过，温建平现在不在夏县，和河西来的傅子和还有嘉康杰几人开会去了，原来他二人就是这个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阎子祥则是运城地区的老党员、老领导人，听说是犯了错误，受过处理。
翻过另外一页，又一行醒目的字映人我的眼前：“我多么苦闷，怎么才能摆脱机会主义的领导。我真想当他们的面，把我想说的话全抖出来……有一次我真想把这些话告诉何驹，可他是不懂事的小孩子……”
另一行又写道： “我应该和李铨说明，他和她早就熟悉在先了……”
偷看别人的日记是不道德的可耻行为！我顿时想起这一点，连忙把他的小本在原处放好，心想还是离开这屋好，装作很镇静的样子向外走去。
高松之正从那边走过来，手里端着盛开水的大茶缸子，对我友好地笑了笑，似乎对刚才提醒他去吃饭表示感谢。
我暗暗想：怪不得他一直情绪很消沉，原来他有那么大的意见。我该怎么办？高这样明显地对上级不满乃至气愤，作为党员该不该向王噫非反映？阎子祥是怎么回事？有错还是没错？我怎么是小孩子？不过反过来想一想，说是小孩子也不算冤枉，工作还不知道该怎么做呢！
细想想，这个事不能反映。我是偷看高松之的日记，反映出去头一条就是我的不是。高松之是要向党反映晋南党的问题，并未漏给别人，到底谁是谁非我还搞不清楚，尽管机会主义这个词太重了，不过也只在他的日记本上。这些事，还是他自己向党组织去诉说吧！
四、李大个子
王噫非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高松之不在，没法和他打招呼，有急事找你，到王辛波住处去。”
王辛波就住在小院另一间屋子里，他和牺盟会特派员王心平都在那里。“大个子受伤了，现在还在山下，得赶快把他接回来，咱这里又没个医院，只好送过黄河到八路军兵站临时医院去治。别人去不了，你带上两个战士，立刻把他接回来，直接送过去。”
我还没回过神，王心平又说明了一下。原来大个子在平陆山下安邑附近组织村自卫队，监视敌军，打打小仗，挺带劲。这回打仗撤回来时，一个战士枪走火，打伤了大个子的手腕，虽说不是致命的伤，可也够重的，只有赶快送医院。因他负伤，他的队伍也只好撤到山边上，和县大队一起活动。
我二话没说，接受了这项护送伤员的任务。再说李大个子是和我一块儿从延安来的，护送他更是义不容辞。
王噫非还交代一件事。“你告诉大个子，他的工作，组织上很满意，在他受伤医疗之际，向他表示慰问。并且转告他，鉴于他的突出表现，党组织已经决定同意他加入组织。”
“这是真的么？还有什么手续？口头说的，以后算不算？”
“当然是真的！”王噫非有些激动，“到这儿几个月，他已提出两次申请，没有手续，可以说是火线入党嘛！”
说完话，我和县自卫队派的两个战士便赶紧往山下跑去。
大个子躺在一户人家的炕上，脸上的表情十分痛苦。没有药，只在村里找到一块没用过的棉布，撕成宽条，在伤口上抹上一大把灶灰，再用宽布条裹上几层，血还是浸到布外面。我们在村里找到一匹牲口，叠上几层棉被，两个人在两边扶着，赶往平陆城。牲口只能慢慢地走，一开头大个子还是那么痛苦的样子，时间一久，痛得似乎有些麻木，他显得安静了一些，也和我聊上一两句。我趁此机会转告王噫非对他的慰问。一听慰问，他反倒有些不好意思：“有什么值得慰问的，又不是敌人打的。我这是自己人走的火。”
“这个伤不要紧，找到医院治一下就会好的。”我倒真是想安慰安慰他。
“怕不那么容易吧？伤着虎口旁边的骨头，这只怕是要残废了，又是右手，将来怎么打枪？”
我郑重地向他转述王噫非同意他火线入党的话。
大个子大声地叫了起来： “党同意我加入组织？这太令人高兴了！”他重复了几遍，以更高的嗓门叫道，“我当过十来年的兵，一心要找党，可就是找不到。这下好了，我一定为共产党的事业战斗到底！”
“别激动，你的伤口！”我提醒他。
他倒更精神了：“伤口算什么，我已经忘了痛苦，现在只感受到幸福的快乐！”
一看他激动得流下兴奋的眼泪，我也受到感染，淌下两滴泪水。赶到茅津渡口，已经夜深。找到开渡船的船老大，连夜过河，找到八路军兵站。兵站的医院其实就是两间民房，门口挂着印有红十字的门帘，一间屋里是大夫、护士、药房，一间屋里挤着十多个伤病号。一看见王噫非的介绍信，站长立刻告诉医生赶紧治疗。
天气相当热，仅过了一天一夜，李大个子的伤口已经开始化脓。不过这是小伤，临时医院完全处理得了。医生说骨头受点伤，但不严重，很快就会好的。大个子咬着牙承受手术的痛苦，得到医生这句话，露出高兴的笑容。
唯一的问题是兵站是过路人的驿站，手术后不能再住下去，大个子说回平陆去算了。我说：“还要再换药，这是枪伤，不能找江湖郎中治呀。”商量了好大工夫，决定在这里再住三天，然后拿点药回去自己换。大个子躺在那间大屋子里，我们就在院子里找地方蹲下，反正天也不冷，能对付过去就行。
三天过去，我们准时赶回平陆。一路上，大个子不断向我表示感谢。既感谢我照应他这几天，更感谢我带来他已入党的消息，而且好像这是我给予他的似的，老是念叨：“你又给了我一次生命！”
已过立秋，天气和前些日子比，简直大不一样。太阳没了影，总是落着纷纷的秋雨，带来丝丝凉意。我们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走，把大个子送回县里。王噫非、张呼晨、王心平、王辛波和王宿人县长全来看望他，同时向我表示感谢，说我做了一件重要的事。
面对他们的赞扬之词，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心想：这算什么呀，不就是跑了一趟路，替大个子治伤，值得这样赞扬吗？
离开几天，想不到“四人居”发生了变化。
高松之已经不在了。李铨告诉我，他去了党的特委，要反映意见，其中一条意见是他也要到延安学习。
李铨还加上自己的看法：“不管怎的，高不会再回咱们这里来的了。”“那为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漫不经心地问。
“那准是多少有意见嘛。”李铨似知道不知道地说，“他不满意要我去延安学习，而没让他去。再说，他对咱们现在这个工作也有意见，能干出个名堂来吗？不如走了好。”
“工作确实有些难做，有点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但这是组织交的任务，总得去嘛！我今天才知道，你们俩都要走，这工作该谁去干呢？”我听到他们都要走开，一下紧张起来。
“你对工作还是挺有劲头的嘛。”李铨笑着说，“这倒正好，我过几天就要走了，这里的事就得你和李禧两人来承担了。”
“不！”一直在旁边笑着不做声的李禧这回插上嘴，“当然是何驹承担，我跟着跑跑跳跳罢了。”
“那怎么能行？”我这时候真有点急了，“我能和你们相比么？我什么事都不会做，做不了，口音又听不懂，你们都走了，这哪能成？”“你能行。”李铨挺诚恳地说，“咱们相处尽管不久，可都觉得你为人友善、热情，又有知识，从延安学习出来的到底不一样。你在这里，我和高去延安的决心也加大了。再说，你在延安学过了，也该轮着我们去一下，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不会不理解我们的心情，不赞成我们去延安吧？”
“我没有不赞成你们……”
“你不接这个摊子，就是不赞成我们去呀！”
“不，我只是不赞成两个都去，一次只该去一个，不信你问李禧，她和我的想法一定是一样的。”
“不，你问她。”
李禧挺大方地笑笑，不做声。我心想，凭这些日子的观察，她准不会同意李铨走的吧？追问了两下，她却说，这是党组织定的事，我怎能自个表示赞不赞成？这话真是冠冕堂皇。
没有法子，只有等王噫非再来时，向他说吧。可他在我回来那天又走掉了。
棠
中秋节快到了。连下几天雨，泥泞难行，李铨也回家去了，我和李禧两人，只好在平陆待着，没做多少事。总算有个晴天，月亮明亮地出现在天空，夜色宁静。王心平突然打个招呼：“今夜月明，咱们别在屋里待着，到院子里提前赏中秋月吧！”
自从护送李大个子治伤以后，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几个人似乎更亲近了一些。晚上张呼晨、王心平、辛波、李禧和我凑到一起，王心平还在小凳子上摆着一碗干酒和一盘花生米，让大家轮流喝酒。王辛波出了个好题目：“对月当歌，对酒更当歌。大家都来唱，好坏无妨，实在不能唱的听别人唱，也可以和别人合唱。”立刻得到一致赞同。我自知唱得不好，原想这种场合只好找人合唱。但随着辛波领头先唱：“我宁愿做黄河里的鱼，掀翻鬼子们的船，不让他们渡黄河……”呼晨来了兴致，唱了一段晋南的邱鄂调：“杜十娘，坐这船的舱，破口叫骂……”也怪有滋味的。李禧和我的嗓门差不多，她拉着我合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一下倒把大伙儿的劲头全鼓起来了，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唱了一段。我也硬着头皮，唱了一首从李云那里听来的《沙原之歌》。歌词是：
沙原像黄的海洋，流向无边的远方；
蒙古包似起伏的海岛，骆驼在那里徜徉；月光下，有人烧起野火，牛羊悲声歌唱；我们要生活便要战斗，沙原是自由幸福的家乡。
要说唱歌，在我们当中，就得数王心平了。平常，每当傍晚和清晨，常常听见他那浑厚的歌声。这天晚上他唱了《松花江上》《热血》等几首歌，随后他又唱了一首我们没听过的《一片秋叶》：
我摘下一片秋叶，去呀，轻轻地漂过长江，漂到海滨，告诉那些英勇的战士，流亡的孩子们，在为他们赶制棉衣。
我耀赛地吐了一口气，让白云给我带上蓝天，飞过冰空，告诉那些飞行的健儿，流亡的孩子们，在等他们收回那失去的故乡。我抓起了一把灰沙，交给东北风，给我带到长白山下，告诉关东父老，是时候了，流亡的孩子们，冬天要回家。
歌声纡徐哀婉，催人泪下，连张呼晨也被感染了，端起酒碗喝了一口，王心平干脆将碗里剩下的酒一饮而尽：“我多么希望像这首歌说的那样，收回失去的故乡，冬天回家哟！不过眼下，这里的战争已在进行，只能是对月放歌，借酒浇心中块垒而已。”
我的心也被深深地撼动了。东北的朋友们在等着收回失去的故乡；山西的父老兄弟，正在为保卫家乡，保卫黄河而战；我呢，不也和他们一样为保卫祖国大地，收复失去的国土而战么！
这个皎洁月明之夜，苍凉、悲壮、激昂、兴奋之夜，思亲、怀乡、眷恋故园之夜，它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