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韩家岭的冬天
总算在韩家岭安顿下来了。
从马窑到韩家岭走了差不多半天，即是从前山腰翻过大山梁子到泗交村。这里四面环山，几条涓涓小河汇集到河谷的泗交村，河滩上露出一块块平坦的土地，这个村名真是太恰当不过了。我忽然想起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段司马光灌水取球的故事，提到故事发生在泗交村，大概就是这里吧！沿着泗交村村北的小河，经过两个村子，便能看见半山坡的韩家岭。天气已是深秋，山坡上铺满摘去了棒子已变黑的秫秸，只有很少的几块地长着稀稀落落的麦苗。
我们住在韩家岭村东的一座小院，这是韩鸿盛的家。院子不大，朝南的正屋，有里外两间，上边还有一层直不起腰的阁楼，鸿盛把正屋腾出来让我们住，院子右侧有两间套房，比正屋小一半。鸿盛和妻子焕儿娘还有两个小孩住一间，六十多岁的老爷子则和焕儿住在养有牲口的一间。我后来才明白为什么人和牲口睡一个屋。因为每天晚上要起来喂两次牲口，睡在一间屋，就是寒冬腊月起来也不用穿衣服。
老年人瞌睡少容易醒，因此，多半是家里的老人看牲口。
我们占了韩鸿盛家一半的房子，又在他家吃，长久下去，他家能吃得消么？后来我才知道韩鸿盛是县委机关的成员，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曾在嘉康杰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焕儿娘后来也是党员。他们把全家交给了党，他们的家自然也是县委的机关驻地。鸿盛这人言语不多，朴实无华，大家伙儿都十分尊敬他。
几天后，留守站的人全到齐了。十几个人住在一起，里间的长炕
睡着薛韬、温建平、席荆山、汪洋、梁涛然、关善绍、张德仁、韩文永、杨天觉和我，任笃信和蔺协乐两人带着小蜡版和油印筒子睡在
阁楼上，没多久我也搬到阁楼住了。两个女同志周逸和苏兰花住外间，外间是开会商量工作的地方，白天把铺盖卷起来，晚上将两张桌子拼在一块儿睡觉。此外，三大队派的一个小分队住在前边另一个院子，人数虽不多，但每
天仍坚持出操，列队讲话。从温建平开头，几个人轮流讲，既是给战士们上课，也锻炼了自己。
这时‘候日伪军经常从铁路沿线前来骚扰，山下大部分地区成了双方的游击地带。山上驻扎着中国军队，平陆县驻的是中央军第三十八军，是陕西的部队；夏县驻的是川军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在泗交一带大量集结），韩家岭还驻有其他部队。我们打的旗号是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三大队留守站，和他们没有来往，互不过问。
温建平没在这里住几天，他是党的河东特委负责人。日军占领运城后，河东地区被分为路南、路北两部分。路南的党组织划归晋豫地委，南面这几个县由夏县中心县委代表特委管理。温建平作为特委代表，在筹组完成中心县委以后，就回晋豫地委。中心县委书记薛韬、组织部长席荆山、宣传部长周逸是县委的领导核心。
韩鸿盛的小院，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温暖的大家庭。在我们这些人当中，席荆山年纪最大，特别幽默风趣。他给汪洋、蔺协乐起了外号，我也不能幸免，他故意念别字，把我叫做“何狗”。我们几个人常悄悄地从背后摸他光头上的几根短发，爱叫他“三毛”，他也照样乐呵呵的。席荆山对我蓄长发很不满意，不止一次地警告我：“我们要下山，要过铁路，要和老百姓一样。你那个姑娘头怎么行？”一天，在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竞搞突然袭击，拿着剪子在背后剪了我几缕头发。这下不剪不行了，没有剃刀，只能用剪刀，弄得一头深深浅浅的头发茬子，特别难看，怎么也修不齐。没办法，只好弄条羊肚子毛巾把脑袋盖住。
学习时，气氛非常严肃。我们集合后没多久，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对关善绍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老关原来是党的平陆县委成员之一，调到中心县委做组织干事。他对中心县委有些意见，公开指责薛韬、席荆山的不是，要求回到平陆。这个会开了好几天，先学习了由任笃信和蔺协乐刻蜡版油印的文件<反对自由主义》，然后发言。老关讲了自己的想法，大家说了各自的意见，有些话非常尖锐。虽说会上很严肃，但会下仍是有说有笑。老关头两天有点沉闷，会后几天也没什么了。我呢，开头两天还有点紧张，担心老关受不了，后来一看，很正常嘛，真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课。
席老汉明确了每个人的工作，要求大家主动开展工作，县委对此没有具体要求，只要求一点：大部分时间要到下边去，跑支部，跑群众团体，跑县区，并不局限在夏县境内。我除了和夏县青救会经常联系外，还跑了几个县，主要是闻喜县北乡塬上一带。那里隔着同蒲铁路，从平坝往上看很高、很陡，到了上面却是一马平川，闻喜县政府、牺盟会、自卫队都在这儿。席荆山要我跟着跑交通的老赵，学着怎么过铁路。老赵说过铁路很容易，他拿着条有点发黑的白毛巾包住头，装扮成老大娘，看见前面有人路过，就放慢脚步，有时干脆在地里待一会儿，装作干活，等人过了再走，反正是随机应变。老赵仗着在当地人熟、地熟，过来过去很顺当。我跟了他两回后，胆子大了，一个人也敢过去。塬上和韩家岭差不多，不过韩家岭是中国军队坚守的阵地，有大部队扼守，敌军进不来。塬上没有大部队，敌伪军时常来“扫荡”。
晋南这一带，山上塬上生活习俗差别很大。塬上人家吃的都是大白馒头，一个足有一斤。蒸熟了，用手指戳一下能到底，一放手又立即还原，吃起来非常香。但是这里用水很困难，天不明，各家的壮小伙儿就到井边排队汲水，井轱辘上的绳子有好几丈长，绕了好多圈。放下桶去再打水上来，硬要半个时辰。到了冬天，有时一天也打不上几桶水。馒头很好吃，喝水却困难了。洗脸用一个尖底小铁盆，只能用手往里蘸一下，往脸上一抹完事。就这样，往往还是几个人共用这一小盆水。
蔺协乐的家在塬上。我到蔺协乐家住过，他还引着我去过在平陆县委工作的柴泽民家，十分意外的是柴泽民的母亲竟然是四川人。据说他父亲从小跟着祖父在四川开当铺，在当地娶了媳妇，后来全家又搬回闻喜。
这时已是仲冬季节。从塬上回来，原野显得十分萧瑟。靠近闻喜、安邑地界，时有伪军出没。那天和往常不大一样，老远也看不到人影。往东走了一段，隐隐约约听见闻喜、安邑那边响起隆隆的炮声，老百姓纷纷往东山方向跑。我跟在老百姓的后面，走到大洋村，这里也是乱纷纷的，据说敌人的马队已到了县城，和自卫队交上了火。县政府、牺盟会已经上了后山，李一安他们不知上哪儿去了。就这样，我从早起直到下半晌，才走到距马窑还有十来里的半山上。天很冷，北风劲吹，肚子里灌了不少冷风，又饥又渴，简直走不动了。忽然想起小吴说过人在最渴的时候，连自己的尿也能解渴，我只好试试。因为大半天没喝水，尿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双手捧着自己的尿，一口喝下去，那味道真够人难受的，只比没水喝稍微好点。等赶到韩家岭，天已经很晚了。这里很平静，不过也作了上后山的准备，嘉老汉带着马窑的两个中队下山打游击去了。
敌伪军这次进攻到了县城和山脚，只向山上开了几炮，但山下可被糟蹋了一大片，有几处村庄被点了火，烧了几片房子。靠城南的一个村子，人们跑得晚了点，特别是女人多半是小脚来不及跑，有的便被鬼子糟蹋了。第二天满村都是啼哭声，好几个妇女要寻短见。急坏了村里年长的爷们儿，他们在街上敲锣，大声喊道：“碰上这档子事，谁也不能怪谁！谁要想不开，家里多劝劝。不许出事，这是天灾，谁能挡得了！”
自从日寇侵略中国以来，这样的事在报纸上看到过不少。到了这里，亲耳听到强盗的兽行，内心里充满着愤怒和憎恨，不抵抗敌人的侵略，中国人还能活下去么？
寒冬降临。
去年此时，还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今年已深入华北农村腹地。好在身上有了新制的空心棉袄、棉裤，罩上头巾，除了手脚、耳朵外，并不觉得多冷。
往常韩鸿盛家灶下的柴火烧的是从地里收来的麦秸和树枝丫。现在多了十几口人，前院还住着一支小分队，天一冷，柴火立刻不够用了。
席老汉跟我们打了招呼，第二天大清早我们上村后半山沟砍柴火。这是韩家岭的柴山，常年有人在这里砍树，但必须经过村里同意。柴山除了几棵镇山的大树外，主要是一些中等高的乔木以及漫坡的灌木。韩鸿盛、席荆山、关善绍和韩文永负责砍树，剩下的人负责搬运。席老汉让我一个人扛小一点的树，大的需要几个人扛。
这是我第一次扛树。在陕北公学挖窑洞出土，一筐不过二三十斤，搬运距离也不远。现在从高陡弯曲的山坡扛着木头往山下走，感觉是好几筐土的重量。晃晃悠悠走出几步，便觉得右肩痛，无奈何，只好靠着坡停下，缓慢地把木头换到左肩，蹒跚地向前。席荆山看我这样吃力，在一旁吆喝：“挺起腰，别让木头把你压趴了！越是那样，就越走不动！挺起来，顶住！”我硬着头皮挺起腰，经他这么一说，木头似乎没那么沉了。从沟里到村子不算远，可我还是把木头从左肩到右肩折腾了几遍。
任笃信问：“你吃不消了吧？“
我咬着牙说：“没关系，我能行！”其实这话是硬撑着说的。
任笃信平素文绉绉的，体质不大好，可他扛的木头并不比我的轻。
就这样踉踉跄跄熬到韩鸿盛的院子，周逸、苏明在家里烧水、熬汤，让大家烫脚擦汗，吃点东西。我一屁股坐下，简直不想动弹了。“用热水好好烫烫，解解乏！别躺下就不动了。”席老汉关心地说，“何驹，看你的肩膀！”
我摸了一下肩，真痛呵！肩膀比平时高出许多，原来是被压肿了！
“用热水烫烫，过一天把就好了。”老汉笑了笑，“小伙子，来日方长。这只不过是根木头，往后比这更重的活儿还多着哩。不过你是狼狈了点，干得还不错，一直坚持下来了，没拉在大家后面。”
关善绍在旁边说：“老汉，别逗了。何驹从大城市来，哪干过这么重的活儿，让他好好歇歇吧！”
薛韬在一边有气无力地笑了。
大家都是一脸疲惫，只有鸿盛还在张罗，一点没歇着。哼起了夏县人最喜欢唱的《乱弹调》：“汉刘备，坐宫苑，自思自叹……”
“我们来个抗日歌曲吧！”薛韬站起来，“周逸、苏明，你们来领唱，我来指挥。”
“噼里啪，噼里啪……”疲倦融化在雄壮的歌声中…．
春节到了。去年春节是在去延安的路上过的，在安吴堡吃了一顿豆腐、白菜、粉条做的大锅菜，里边有一点点肉。今年大家伙一块过年，就连家在附近的同志也没有回家。除夕这天，县委和小分队在一起联欢，重头戏是薛韬的讲话，中心意思是相持阶段的形势和任务。薛韬把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贯穿在讲话里，此外刚从延安学习回来的老民先侯维屏介绍了延安的情形，我们自然听得有滋有味。讲话时间不长，随后开始文娱表演，主要是唱歌。两三个战士唱《郿鄂小调》，小分队的指导员樊登第唱起了：“抗战到了相持阶段，遇见了暂时的困难……运粮运菜不方便……你也来干呀我也干，咱们来打游击战……”他唱得很认真但声音老跑调。两个女同志唱了《五月的鲜花》。薛韬站起来，打着拍子，领着大家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气氛热烈。
八、妈妈的信
过了年，天气依然阴沉寒冷。夏县山下县区的武装部队和嘉寄尘带领的三大队仍在坚持活动，县政府和牺盟会也继续在山区开展工作，但这里毕竟是敌我双方对峙的前哨地带，不断有敌伪军骚扰。我们周围的气氛似乎有些变化，驻在平陆境内的七专署和几个县的抗日政府、牺盟会之间，时常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工作有了无形的压力。
由于成立了平陆中心县委，我们中心县委的工作有了变化。夏县只和闻喜县有联系关系，工作范围少了一大半。梁涛然调去地委，韩文永抽调学习，并被告知将不再回来，关善绍自然回到平陆，就连在泗交村任区委书记的高一清也去了闻喜，一下子少了好几个人。我仍然在夏县工作，主要负责泗交村一带的工作，县委还分配了发展党员的具体任务。发展需找准对象，多半是在农村。
这两项主要任务，尤其是发展党员的工作难度不小。我尽管到村里和一些青年接触过，但知之甚少，办法不多。除了和县青救会比较熟悉外，工作很难深入下去。县委已经批评了我的工作，认为我尽管经常往下边跑，但没有深入到青年群众中去，收效不大。我陈述了自己的具体困难，有青委书记，没有青委，起不到组织的作用。青委书记和县青救会又不在一起，名不正言不顺。县委采纳了我的意见，决定由县牺盟会的干玉梅和李一安参加青委，定期开会检讨工作，然后分头干，这样的好处是我不再经常跑县青救会。青委会议后，青救会方面由李一安组织实施。我可以在农村青救会和青年群众包括在青年党员中开展活动、进行工作。
多次接触后，我发现泗交村青救会的召集人司马发任是一位非常热情有为的青年，可以依靠他在青年中开展工作，自然把他列入发展对象。有了发任这个积极分子，村里的青年工作真正活跃了，包括学习、备战和武装青年。我和发任也真正建立了革命同志式的友谊。一个晚上住在发任家，我对他说：“你的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很满意。”发任说：“这有什么，为了抗战应该做的。说实在的，好些事本来不知咋办，幸好有你的帮助，这才明白。”
“不能这么说，这不是一个人，而是共产党的主张，我们是按照党的要求来办的！”
“党真是伟大的党！我有好几个同学听说已参加了党，如今早就上了抗日战场，我真羡慕他们！”
“你不希望成为一名党员吗？”
“当然希望了！不过我还不够格。”
不久我发展司马发任加入了党，他很快成为刚成立的村党支部的宣传青年委员。
我突然发烧病倒，头晕眼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起不了床了。
席老汉第一个发现我生病。同志们轮流来看我，周逸、苏明、焕儿娘为我熬姜汤。当地人偶感风寒，喝点姜汤就好了，但我这回却不见效。这山沟里没医生、没药铺，席老汉和韩鸿盛给我找草药煎服，不太见效，我只能躺着静养。
楼上原先住着三四个人，现在韩文永走了，蔺协乐到下边去了，经常不回韩家岭，只有任笃信一个人，他常常照顾我。
病中人很脆弱，思亲之情油然而生。我本来自信走上革命道路是坚定的，尽管我时刻想念年迈的祖父和母亲。在晋南能和家里通信。家里老人最担心我的身体，怕我熬不下来，曾打算让时在重庆的父亲写信给时在附近驻扎的川军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争取一点照顾。是要我找便宜的路子使生活过得好点吗？我给祖父、母亲写信委婉地说明，我们是干革命工作的，再大的困难也要承受，不需要也不应该找熟人、找同乡周济。我也曾婉拒一个女同志的关怀和友谊，“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老话，自我奔赴革命时就时刻萦留脑际。但不知怎的，躺在小楼的铺上，翻来覆去，却怎么也抹/‘掉“万念丛生”的感觉，心里非常想家。
下午，人们忙着自己的工作，院子里很清静，躺在铺上，听到楼下的脚步声。席老汉对任笃信说：“笃信，你搬下楼吧，别再和何驹睡一个铺了。”
“那怎么行，几个月来我们都睡一个铺，现在他病了，端水端汤，需要照顾呀。”
“革命同志是需要大家照顾，但不一定歇在一块。他病成那样，韩鸿盛说多半是伤寒。别病倒一个，又传染一个。”
“话虽这么说，可同志的感情不容许这个时候……”“好吧，我是提醒你小心些。”
等任笃信上楼来时，我只说了两句：“你别在这儿歇了，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任笃信有点诧异： “那怎么行，咱们在这个铺上歇了几个月了……”
在我的力劝下，他很勉强地搬到楼下炕上，但只要有空，他仍上楼来照顾我。
我的内心充满了痛苦，感到似乎已不久于人世，更加想念祖父和母亲。真想回到他们面前看上一眼！我明知席老汉的话是对的，同志们仍在尽其所能照顾我、关心我，为我治病，但我总有一种凄冷无助的感觉，我的病真的已是不治之症了吗？
彻夜难眠，思绪万千，怀乡与伤感之情，难以抑制。
这时，另一种思绪涌上胸怀。难道忘记了离别故土时给友人的临别赠言？向祖父、母亲告别的决心？难道忘记了入党时的誓言？
我的思维在高烧下已不太清晰，脑子里似乎全是幻觉，心里在绝望地向故乡呼喊：祖父、母亲，请原谅你们的孩子，我没能为抗战、为革命做多少事，却可能再也看不到你们了！
就这样迷迷糊糊地折腾了好几天。席老汉一天来看我好几次，别看他要任笃信在楼下歇，他却比任笃信来得还勤，十分坦率地说：“我让笃信下楼歇着，是因为他和你一样年轻，体质又不算好。你若真得的是伤寒，年轻人很容易被传染，比不得我这把老骨头，鸿盛也是，我们不大容易染上病。我们两人多跑几趟，你的病一定会好的。”躺了十天半月，吃了好几副草药，高烧逐渐退去，人渐渐有了精神，想吃东西了。席老汉笑着说：“你真是命大。”
我终于站起来了，人们都为我的痊愈而高兴。只是一想到前些天的胡思乱想，我的心里总是觉得有些羞愧。
在我生病之时，敌军突然向夏县境内发动了一次进攻。占领了距山边不远的尉郭镇，构筑了工事，并把镇外四周即将收割的新麦地一概铲平，变成了一片开阔地。村里的老百姓含泪逃离了家园。中国军队仍固守在山上，县区的武装和金长庚率领的三大队在山下打游击。十来天后，敌军忽然撤走，只剩下县城一个据点。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工作人员大都到山下一带开展群众工作。
我渴望着能和大家一起到山下去，看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组织开展抗敌斗争，以补偿我因病而损失的时间。席老汉却不同意：“你大病初愈，怎么能到需要跑动最勤的地方呢！你还是在这一带吧，山上地方大，够你跑的。再说你在泗交村的日子不短了，继续你的工作！”
过了两天，席老汉变了主意：“你跟我去一趟塬上，高一清走时，希望中心县委的同志去一下，帮助他们的工作。如今已过了好几个月，也许我们以后去塬上的机会不多了。”老汉像是有什么预感。我们还没走，就接到地委通知，要韩鸿盛去区党委党校学习。掐指一算，从我到韩家岭开始，韩鸿盛已是调走的第六个人了。他和别人不一样，中心县委在韩家岭，就是在他家，韩鸿盛是我们地地道道的管家。他走了，谁来提调？他这一家老小谁来管？老爷子年纪大了，焕儿还是小娃，焕儿娘还是小脚。我真为他担心，周逸、苏明也同情地看着焕儿娘。
“一个老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需要！”韩鸿盛却显得比大家愉快，他表示近几天把家里的事安排好就上路。席老汉则希望我们在韩鸿盛走了后，共同承担责任，帮助他们种庄稼、挑水等等。
在塬上并没待多久，不知怎么搞的，又生了一场病。这一次，不仅仅是我，席老汉和县委的阎家德也得了一样的病，发烧、出冷汗，行动没力气。席老汉身体好，半天就过去了，我们却着实难受了好几天。好在塬上比东山方便，阎家德主意多，很快就好了。
回到韩家岭，韩鸿盛已经离开了，薛韬正等席老汉回来，他和嘉寄尘要去平陆下涧开会，不知什么事情。两天后，席老汉告诉我区党委准备抽调青年党员干部学习，县委想让司马发任前往，问我的意见。我十分高兴，这说明县委领导对司马发任很重视，事实上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此时已是1939年夏天，山西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从县牺盟会得到消息：二战区长官阎锡山召开会议，准备在牺盟会和自卫武装中建立他的核心组织——“同志会”，以控制牺盟会，并卡死各地发展起来的抗敌救国武装力量。七专区关民权与牺盟会中心区负责人王竞成针锋相对，分歧日趋公开。韩家岭的气氛渐渐紧张，薛韬去平陆开会一直不见回来，又通知席荆山立刻前去。我们纳闷，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好在席老汉两三天就回来了，通报了山西顽固派的动向，说我们今后的工作会遇到很多困难。上级党组织对中条地区工作有重大调整：撤销夏县、平陆两个中心县委，重新成立平陆中心县委，由地委副书记李哲人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原来两个中心县委书记在新的中心县委任组织和宣传部长。中心县委公开名义是八路军联络站，和嘉寄尘的三大队住在一起。薛韬已在中心县委住下，不再回夏县。席老汉自然成为新的夏县县委书记，平陆的柴泽民调任组织部长，周逸仍是宣传部长，增加了一个组织部副部长宁毓俊。随后根据区党委通知，县委增设了青年工作部，我作为青年部部长，成了县委成员。这样，形成了五人组成的县委会。
席老汉先前的预感被证实了，我们的夏县中心县委缩小降格。席老汉似乎知道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说：“几次变动都是形势和工作的需要，中心县委和县委是同等的党组织。中心县委只是代表特委联系其他县的工作，因为联系面太宽，后来分成两个。这次合并成一个，同样是因为形势的发展，需要统一和加强领导。上级党委负责人亲自主持，中心县委将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也许不久还会有新的发展，那是上面的事。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目前困难的局面下，做好我们这里的工作。”
事实上，人们只是对频繁的变动好奇和疑惑，而席老汉的一席话让我们鼓足了劲。就我来说，成了县委的领导成员，更有一种新的责任感，不仅是青年工作，还要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扫前段时间的压抑感，心里有抑制不住的激动与兴奋。
周边的形势愈来愈令人不安。七专区保卫队和几个县自卫队的冲突时有所闻，驻扎在韩家岭的川军四十七军换防了，新来的是曾万钟的第三军，对八路军的态度很不友好，经常到留守站来说：“你们八路军本该在晋东、晋中驻防，在这里干什么？”“你们那点小部队，有什么用！”
席老汉召集我们分析当前的处境：“看来顽固派的挑衅会越来越厉害，我们将是顽固派的眼中钉，需要作临战的准备，县委转入地下活动。”就在这紧张困难的时刻，韩家岭又来了一场疫病。从驻守留守站的小分队开始，县委的人一个个倒下。席老汉最先发病，好在他一两天就好了，赶紧到平陆开会。除了两位女同志，分队的炊事员也先后躺下，能够出勤站岗的战士只有几个人。我和柴泽民发病在先，还能勉强支撑，挑水的任务非我们莫属。周逸、苏明和病着的任笃信凑合着烧火，熬粥。柴泽民和我想不通，为什么周逸她们不生病？想来想去，估计是我们不讲卫生，加上天热，再吃些甜瓜，不得病才怪哩。
席老汉从平陆回来，通报了中心县委对当前时局的分析：二战区刚召开了秋林会议，顽固派头子阎锡山已彻底撕开他的伪装，公开反共。彭老总从陕北到西安怒闯西北行营，当面揭发他们的反共密谋。党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针对性方针。在这种局势面前，要求各地党组织和革命进步力量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处变不惊，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将斗争坚持下去。
席老汉还宣布了上级党委决定，在平陆中心县委的基础上建立中条地委，书记李哲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薛韬。地委随后迁往垣曲，与八路军总部设在垣曲的兵站住在一起，以利掩护。中条地委下设翼城、芮城、夏县三个中心县委。席荆山去翼城，夏县由柴泽民接替，周逸为地委妇委委员、翼城中心县妇委书记，我为地委青委委员、翼城中心县委青委书记。老席说时间紧迫，两天后三人动身到翼城。自去年来到夏县，已有一年半了，我已经渐渐熟悉了这块土地，学会了不少晋南方言，长了不少知识，掌握了一些工作方法，对这里
有了感情。如今又将重新开始，脑子里似乎空空的，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能和我敬重的席老汉、周逸一起去新的地方战斗，心里深感欣慰。就在这时，一封家书到了我的手中。
信是从重庆寄来的，是母亲的笔迹。这是母亲第一次给我写信，以前都是祖父从成都写来的。原来这几个月家中有了变故，褓褓突然去世，祖父一人独居，母亲放心不下，她把祖父接到重庆。由于父亲远行，她将去一所中学任教，以维持家人生计。信的最后，母亲写道：
汝为抗日救国，毅然远行，前往华北战地，殊堪欣慰。我因有汝而倍感自豪，惟期汝坚韧认真，为国家尽力，勿以家中为念也。
现在大后方昏暗已极，官场腐败，民生凋敝，几乎令人窒息。如无汝幼弟牵挂，奉养祖父，我亦愿奔赴战地，为国家、为民族尽一分力也。
我不禁喜极而泣。多好的母亲啊！她始终挚爱和关怀远行的孩子，也挚爱着祖国。母亲有着明白是非、支持正义的宽阔胸襟。她在信中不仅表达对我的思念，而且表达了对我的革命行为的支持和期望。在母亲面前我是多么渺小无知，我那短暂的思想波动是多么可耻可悲。母亲以我而自豪，我以母亲而骄傲。母亲为大后方的昏暗而激愤，她不知道，眼前的三晋土地上，正有人密谋策划将同仇敌忾开展民族斗争的壮丽事业引向昏暗反动的深渊。人们正经受着日本强盗疯狂进攻和顽固派倒行逆施的双重压力，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斗争。母亲的信鼓舞了我的勇气和信心，我将坚定地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也许以后再也收不到家书，但母亲的话已铭记在心。希望有那么一天，能面对祖父和母亲，一诉思念之情。
